开出一派“新考证学”——梁启超“新史学”对民国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影响

今人在考察梁启超“新史学”与民国新历史考证学时,多将梁启超重通史以求致用的思想与新历史考证学派偏专题史以求真的理念加以比较,强调二者之“异”,隐蔽了梁启超“新史学”中“求真”的一面以及新历史考证学派“致用”的倾向和对“通史”的追求,以错位的参照系人为制造了学术发展脉络中的“断裂”与假象。梁启超不仅对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新历史考证学派个人治学产生了多维影响,而且开启了此派拓展历史研究领域、扩大史料搜集范围、注重多学科方法治史的面相,体现了学术的渐次推进与内在理路。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整体历程来看,无论是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还是民国时期兴起的新历史考证学,二者走在同一条大路上,均以西方新学理为利器,并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提取“科学”资源,借此推动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     

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下)

四　史学思潮史学思潮是史学发展过程中在思想领域最活跃的表现,它最能反映史学发展的方向和趋势。20世纪的中国史学,前50年思潮迭起,或接踵而兴,或齐流并进,推动着史学的发展;后50年则思潮时隐时现,似无却有,影响着史学的发展。概括说来,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有三大思潮:“新史学”思潮、新历史考证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新史学”思潮　“新史学”思潮发端于20世纪初,在20世纪的前三四十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金毓黻在40年代就指出:“倡言新史学之建设,始于梁启超,而何炳松尤屡言之而不厌。”①这确是指出了“新史学”思潮的主要趋…     

现代学术视野中的“考据之学”——从梁启超晚年的治学转向与学术关怀说起

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以后关注、提倡并实践“整理国故”,不仅有其渊源已久的学术思考,更潜藏着他对新旧不同学术研究方法问题的高度自觉。他在反思乾嘉考据学基础上提出的“新考证学”,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

中国的近代史学始建于20世纪初期，恰逢西方学界对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史学在研究内容、方法与手段方面的最新进展进行总结。这个总结以鲁滨孙的《新史学》为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体现了20世纪初期史学的“国际前沿”。在此同时，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代学派，也对中国史学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深刻变化以及所亟欲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对比他们和鲁滨孙的见解，可以看到他们在“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的根本问题上确实站到了当时的“国际前沿”。     

王国维的治史通识──以《殷周制度论》为考察个案

近年来,随着学术史研究的方兴未艾,对近代史学家王国维的研究也相应成为史学界的一大“热点”,研究者们对王国维的史学成就和治学特色进行了或多或少的分析与论述。约略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王国维属于考证派,“王国维的考证,主要是利用二重证据法进行校勘、辨伪,比较多的局限于就事论事”①,“王国维在历史和历史文献考据方面的成就是大的,然终以考据自限”②,亦即王国维走的是乾嘉考据学的路数,微观考证的多而宏观论述的少。周传儒也只说王国维治史贵专,求深入③,不谈王国维治史的另一层面。但纵观学术史,“博…     

试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创始人。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他提出“史学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他将进化论引入史学并重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标志着传统史学结束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在理论上的初步确立。但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梁启超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多元性和唯心主义的色彩。     

论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不能不提梁启超的史学。学界对梁启超史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很少有人论及其历史编纂学思想。实际上,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对旧史的批判蕴含着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对新史的设想则直接反映了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对史籍的划分和史体的评述,反映了梁启超对史书编纂形式的认识,也蕴含着史学家丰富的编纂思想;关于史学求真与致用治史目的的认识、关于通史与专史研究与撰述之思想以及赋予"史家四长"的新意义和新的阐释等等,都深刻体现着梁启超丰富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试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创始人。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他提出“史学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他将进化论引入史学并重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标志着传统史学结束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在理论上的初步确立。但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梁启超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多元性和唯心主义的色彩。     

论吕思勉的新史学

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的研究中,人们往往重视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式的领袖人物,或注目于王国维、陈寅洛建构的那种令人眩目的史学新范式。吕思勉史学虽与上述效应无缘,但在新史学的创建过程中,自有其不可忽略的地位和价值在。一、吕思勉史学的构成背景一位西方学者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文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传统,或者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围绕着不同然而相互联系的主题形成的传统谱系。”①这一见解启发研究者有必要首先把握吕思勉史学的传统谱系。与同时代的史学大师相比,吕思勉不仅没有胡适、陈寅俗负发海外的幸运经历,甚…     

"史德"、"方法"、"对话":兼谈现代文学史的研究

对梁启超在史学研究中所强调的“史德”、“方法”以及“因果”等进行了梳理,并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例对其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在史学研究中“史德”是根本立场,科学“方法”是基本前提,而历史“因果”的理论阐释并不就是历史实在,只是治史者与同人以及读者展开“对话”的一种文本。     

历史情怀与求真意识：王应麟的历史考证

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是宋代历史考证学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其历史考证包含着一种深深的历史情怀,也渗透着一股浓厚的求真意识。其考证形式呈现出多样性,在方法上有继承也有创新,从而为清代历史考证学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对王应麟的历史考证进行必要的总结,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论周谷城对史学的贡献

周谷城是20世纪卓有成就的革命家和学者，他对史学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不仅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即“历史完形论”，为史学研究开创了新理论、新思路、新理念，而且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成为史学研究的两座丰碑。周谷城还以大量的史学著作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史学教育中，为中国史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史学英才。     

刊中刊

史学名家“二重证据法”探源高晓春王国维在其《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 :“研究中国古史 ,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 ,传说与史学混而不分。……吾辈生于今日 ,幸于纸上之材料外 ,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 ,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 ,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 ,即百家不雅驯之言 ,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二重证据法”在王国维研究、史学史研究、历史考古学研究以及人类学、民俗学研究中已经被给予了相当高的重视。综观王国维的著作 ,寻求新史料扩充史料的观念是极其明确和强烈的。…     

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述评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较早重视史学方法论研究的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家。他提出了历史存在发展规律的观点，但他否定历史因果律，提出“互缘”说。对历史进化论也产生动摇。他认为归纳研究法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在整理史料上。梁启超在史学的认识上有他的局限性，但在当时，他的史学认识论、史学研究方法等，较之前人都有质的突破。     

试论梁启超的“世界史”观

梁启超是 2 0世纪初的“史学革命”运动过程中的旗手和先锋 ,对中国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的转变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梁启超以“善变”而著称 ,这一点在史学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他的史学思想变化多端 ,甚至互相抵触 ,究其最根本的原因 ,笔者认为是其史观的多元因素与史观的发展演变的影响。其中 ,又尤以“世界史”观的嬗变最为典型。本文拟对梁启超的“世界史”观作一番梳理 ,以就教于方家。一、欧洲中心论影响下的“世界史”观梁启超在 19世纪末期便开始从事新史学的草创与研究工作。他在 190 1年的《清议报》上发表了《中国史叙论》一文 ,…     

整体文化视野中的修辞论诗学——钟敬文先生诗学阅读札记

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怎么同诗学联系起来了呢?难道说他也是一位诗学家?初看起来,这一疑问是有道理的。谈起20世纪中国诗学界,人们经常提到的诗学“大家”不外乎梁启超、王国维、宗白华和朱光潜等,仿佛这已是不变的“定论”,而似乎从未有人提到钟敬文先生。     

浅析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

1902年,20世纪曙光初露之际,梁启超发表的著名论文<新史学>,犹如中国史学近代化正式发动的一声春雷,由此激起波澜壮阔的新史学思潮,其影响远达整个二十世纪.前一个世纪之交,是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演变的重要时期,而梁启超正是这一演进过程中的最关键人物.他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同时,所提出的一系列的相关主张,已经贯穿着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史学思想.     

重新解读梁启超《新史学》

1902年，20世纪曙光初露之际，梁启超发表了著名论文《新史学》，犹如中国史学近代化正式发动的一声春雷，由此激起波澜壮阔的新史不思潮，其影响远达整个二十世纪。前一个世纪之交，是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演变的重要时期，而梁启超正是这一演进过程中的最关键人物。他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同时，所提出的一系列的相关主张，已经贯穿着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史学思想。一百年后的今天，重新解读他的《新史学》，对于新世纪中国史不宾发展必定会有所启示和裨益。     

西方教育史研究范式转型的特征

西方教育史学科地位的凸现,得益于19世纪下半叶教育专业化与历史学科学化理念的兴起,其研究范式亦与西方史学发展之脉络相伴随。西方史学于19世纪中叶形成崇尚“据事直书”原则,强调以“史料批判”为手段,在史料的考证和辨伪上下工夫,客观公正地描述历史,并由此确立了19世纪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科学历史研究模式。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以德国的狄尔泰、李凯尔特、意大利的克罗齐、英国的特里维廉等为先驱,针对传统史学把研究历史等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做法提出批判,认为史学家对历史的阐释不能完全“排除自我”和“绝对客观”。20世纪分析历…     

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密切关联——以岑仲勉晚年的史学成就为中心

新历史考证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后普遍接受了唯物史观指导,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旨趣与治史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值得重视的新现象,因此有必要对两者的互动作出深层次探讨。作为新历史考证学派的成员之一,岑仲勉晚年学习了唯物史观,自觉将史观指导与历史研究、推动社会发展等项相结合,在隋唐史、黄河变迁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等问题上作出了新探索,取得了重要成就。以岑仲勉晚年史学成就为主轴,对此作总结与分析,可以获得一些哲理上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