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语文转换的规律

自从严复、林纾开创近代翻译事业以来,翻译就对中国的进步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甚至可以说我们每个文化人都受过翻译的恩惠。翻译作为一种事业,功绩不消多说。它作为一门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要得到更深的发展,就要对它本身进行多角度的、不懈的研究。为总结1983～1992年10年间译论研究成果,《中华翻译研究》丛书之一的《翻译新论(1983～1992)》由湖北教育出版社适时出版。     

中国翻译事业进程中的里程碑——《中国翻译词典》读后

中国翻译事业进程中的里程碑──《中国翻译词典》读后林穗芳中国译协林煌天主编Ｅ中国翻译词典》最近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读后深感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融知识性、学术世和实用性为一体的优秀翻译工具书,值得向翻译界同行和广大读者推荐。一本书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文...     

翻译工作者的伴侣——评《中国翻译词典》

由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组织,戈宝权、叶君健任编辑顾问,林煌天任主编,陈彦田、袁锦翔任副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历时六年之久,终于在1997年11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它填补了中国翻译研究的一项空白。 叶君健在,《序》中指出,这部词典也可以说是一部大型的翻译百科全书,内容包括面广,除对翻译界有成就的人物作译事介绍外,还把翻译理论与技巧、翻译术语与译事知识、翻译史以及中外翻译与文化交流方面的资料都编成词条。此外,还收录百家论翻译、中国和外国翻译大事记、世界文学名著书名汉英对照和中国     

名副其实

中国译协林煌天主编《中国翻译词典》最近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读后深感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融知识性、学术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的优秀翻译工具书,值得向翻译界同行和广大读者推荐。一本书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文字是书名。本书的英文书名不拘泥于中文书名的字面意思,译作A Com-panion for Chinese Translators,既准确地表达了书的主旨,又符合英语国家读者的阅读习惯,编者的高超翻译水平可见一斑。本书涉及多语种和翻译的各个领域,举凡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翻译术语、翻译史上的大事、翻译界代表人物     

长江出版又添生力军湖北尚文出版传媒亮相书市

由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旗下湖北教育出版社与著名民营出版人王迈迈共同出资组建的“湖北尚文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于4月21日宣告成立。湖北长江出版集团作为国内有影响力的文化企业,一直关注民营出版的发展,与著名出版人“金黎”合资成立的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股份公司,     

20世纪80年代后纳博科夫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研究

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1955年凭借小说《洛丽塔》迅速引起文坛的关注,其后出版的长篇小说《普宁》《微暗的火》等奠定了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我国文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并译介出版其作品,文章在回顾我国翻译界和出版界译介和出版纳博科夫作品历程的基础上,对其作品的翻译、出版现状做出分析.     

感受上海媒体人的“海派文化”

自近代以来,上海即以现代媒体的发达著称于世,成为中国的出版中心、新闻报业中心和言论中心。其标志之一,即产生过诸如《申报》、《大公报》等名报,以及不少有思想、有能力、有个性的出版人、报人和传媒人。     

出版人当是弄墨人

出版人当是弄墨人傅岩山《新民晚被》夜光杯专栏有老出版人钱伯诚先生的一篇文章，题日《闲话〈茶余客话〉》。真中谈到，在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出版图书的通常要搞一个出版说明，通用的语句是该书的政治倾向及该书作者的“政治局限性”等等。流风所及，《茶余客话》这...     

新中国40年哲学著作出版评述(下)

五、美学美学方面的著作,在50年代曾出版了6集《美学问题讨论集》以及几本个人的文集。60年代的头5年,翻译出版了一些苏联、西方的美学论著,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代表了当时中国对西方美学理论研究的水平。70年代末以来,社会对美学的关注和兴趣日益增长,形成了美学书籍出版的热潮。1981年出版了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之后,具有相当水准的学术专著一本本问世,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学史著作的出版。第一本问世的中国美学史著作是文     

异域侵染与本土生成--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

在２０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中国学术界把目光投向了世纪反思，尤其是投向了世纪交接的前后。人们重新审视在那样个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所走过的路程，并试图从中发现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走向的密码。在这样的学术思潮里，涌现了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也包括文学在内的诸多领域。而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郭延礼教授就一直关注着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这一问题，并着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先后出版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和《中西文化…     

一件老出版人的“小背心”——《海滨诗草》读后

暮春时节,接到老出版人喻建章先生寄来他主编的出版人诗集《海滨诗草》(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典型的布面小精装。摩挲之下,不禁生出无尽思索。喻建章先生是典型的老出版人。虽说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进入出版界时,已经退休的喻先生仍在负责江西的出版科研工作,与他时有过从,但我     

文化的创造创造文化的市场

《出版广角》举办的这个座谈会,向中国出版界发出了一个信息,提出一个忠告:我们的一只脚马上就要跨人21世纪,新世纪的出版必然要有新的发展;如何发展,理论要先行,一个出版人如果对未来的发展没有战略的思考,不但得不到发展,而且会被淘汰。因此我一接到这次座谈会的邀请通知后马上就把它印发到全社,给社里一个提醒。     

中国编辑学会筹建活动纪事（1988～1992年）

第一本《编辑学》著作,问世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广州,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北京、香港和台湾都有编辑学著作出版。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老出版人提出了把编辑出版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的想法。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1984年7月．胡乔木倡议在高等学校试办编辑学专业,     

俄苏文学在中国:从高峰到低谷

俄苏文学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被介绍到中国,影响了中国几代进步的知识分子.鲁迅、瞿秋白、耿济之和孟十还等人翻译了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魂灵》、《巡按使及其它》、《密尔格拉得》、《卡拉玛佐夫兄弟》以及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     

进步出版业补白——评《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

由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中国出版通史》,共9个分册,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总体来说是一部有价值的大部头著作。美中不足的是,该书第8册《民国卷》,对民国时期（1912年1月－1949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出版业历史有重大遗漏。对众多出版人为传播新文化而抛头颅、洒热血所付出的惨重牺牲,只字不提。进步出版业和出版界先烈,     

翻译出版的社会历史性视野——上海译文出版社三十年图书出版概述

翻译出版与社会历史语境是一种“互相建构”的关系,在研究翻译出版的过程中有必要将其置于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上海译文出版社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初出茅庐即锋芒毕露,三十余年来始终紧随社会发展的历史足迹,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20世纪90年代的全面市场化以及21世纪以来由市场主导到多元分化的出版环境中一直处于国内翻译出版领域的领先行列.从译文社的成功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高质量翻译出版的背后所体现出的对于时代、市场以及社会品位等要素的高层次追求.     

反思中国翻译业

我国的翻译专业技术人员现已达到6万名之众,另有数十万人以不同形式从事翻译工作。从1995年到2003年,8年间出版翻译作品达9.44万种,年均新版译著上万种,是20世纪80年代的数倍。然而,专家学者们却在一片浮华中看到了中国翻译界暗藏的危机。翻译界繁荣的表面下,是高端翻译人才的匮乏。“老一辈翻译家逐渐退出之后,要从现在的年轻人里找到高手太难了。”曾经参与《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工作的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尹承东感叹。“不说别的,当年翻译《毛泽东选集》时高手如云,翻出来几乎无可挑剔,然而我们给十六大文件的英文版定稿时,却发现能够…     

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思想启蒙

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中国史上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出版机构,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不仅竭力传承中国文化,而且长期秉持"介绍西方文化"的宗旨,默默致力于近代思想启蒙工作,始终与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与知识分子求索同呼吸、共命运,创造了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辉煌,在近代中国文化社会转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历代出版人和知识分子的不断努力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学术名著,从创办《世界丛书》到《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从出版《林译小说丛书》到《严译名著丛刊》,硕果累累、影响深远,逐渐成为近代西学东渐、传播西学、开启民智的文化平台和学术高地。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学术名著,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出版人的文化使命,推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现代文化转型的不懈追求,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推手。     

一个扁扁的、迪斯尼般的狂欢世界——读刘海栖《扁镇的秘密》

在少儿出版界摸爬滚打30余年的少儿出版人、儿童文学作家刘海栖,2011年推出一套系列童话——《扁镇的秘密》,在今年出版儿童文学新作近3万种的纷繁领域里,着实让人眼前一亮,并为之欣喜振奋。这部童话的书名,一如刘海栖过去的作品,如《这群嘎子哥》《男孩游戏》《笔.肚皮.一个故事》《灰颜色白影子》等,不饰华彩,不造噱头,朴实而从容。     

责任编辑的主要职责——西方组稿编辑重选题组稿轻审读加工吗?

“责任编辑”这一名称大概是50年代新中国出版事业初创时期从俄文翻译过来的.苏维埃国家出版社建立个人工作责任制是列宁倡导的.他在1920年12月11日写给国家出版局时信中要求出版每一本书时毫无例外地都要有“责任编辑”和“责任校对”签字(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50卷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