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产权与内部控制构建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构建的主要功能均为风险控制和管理,具有目的和逻辑上的一致性。本文运用中国A股主板企业2011至2015年度董责险、内部控制及财务数据,检验投保董责险同内控体系构建完善程度暨内控水平之间的内在联系、调节效应和作用机理。检验结果表明：第一,投保董责险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内部控制水平。第二,国有企业购买董责险,其内控水平提升效果更显著。从全面风险管理的视角出发,建议企业将董责险融合为内部控制体系及其评价的重要条款。     

高管经历跨界、管理者激励与企业创新

高管团队特征和企业创新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采用2016—2017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团队背景、专利、销售和公司治理数据,采用多层次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高管的工种、行业和地理跨界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并检验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的工种、行业和地理跨界对企业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效率;薪酬激励对跨界高管的创新行为有明显的激励作用,而股权激励的效果欠佳。在理论上深化了高管团队与企业创新研究,并为高管团队构建和管理激励提出对策建议。     

内部控制、高管激励与创新绩效——基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以2012~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薪酬激励的增加对于促进高管进行创新活动起到推动作用,在内部控制有效性充分的环境下,高管激励与创新绩效的正相关关系会显著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治理效应的有效发挥促进了创新产出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基于高管“双元”资本 的调节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理论模型，并引入高管“双元”资本作调节变量，以2014-2016年1022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泊松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方法对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以及高管“双元”资本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和创新投入均正向影响创新绩效；高管股权激励负向影响创新绩效；高管人力资本在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间起不同的调节作用；高管社会资本在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间均起负向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对于上市公司权衡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的经营决策以及对高管激励机制的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高管货币薪酬、资产质量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以2015-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高管货币薪酬激励、资产质量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增加高管货币薪酬能促进公司创新投入;资产质量越高的企业,高管货币薪酬对创新投入激励的效果越好。据此,应积极关注企业的高管激励体系,及时了解资产质量状况,结合实际情况多层次加强高管货币薪酬激励,提高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水平。     

高管股权激励、R&D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创新成为企业获得持续竞争的重要来源,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增加创新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绩效提升,而高管作为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的决策者起着关键作用。选取2012-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和中介模型,就高管股权激励、R&D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和R&D投入力度越大,企业创新绩效越好;高管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的R&D投入,且可通过R&D投入的中介作用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高管持股、会计稳健性与企业创新投入探析

以201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高管持股、会计稳健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研究会计稳健性对高管持股和企业创新投入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高管持股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会计稳健性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企业会计稳健性显著削弱了高管持股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     

高管持股、会计稳健性与企业创新投入探析

以201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高管持股、会计稳健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研究会计稳健性对高管持股和企业创新投入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高管持股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会计稳健性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企业会计稳健性显著削弱了高管持股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     

高管持股、会计稳健性与企业创新投入探析

以201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高管持股、会计稳健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研究会计稳健性对高管持股和企业创新投入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高管持股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会计稳健性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企业会计稳健性显著削弱了高管持股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     

高管持股、会计稳健性与企业创新投入探析

以201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高管持股、会计稳健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研究会计稳健性对高管持股和企业创新投入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高管持股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会计稳健性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企业会计稳健性显著削弱了高管持股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     

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以2007-2009年年报披露研发投入的529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实证检验高管长期股权激励和短期报酬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长期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高管持股比例越大,研发投入越多;高管短期报酬激励与研发投入也呈正相关关系。高管短期报酬越高,研发投入越多;相比非国有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更显著;高成长性和高盈利性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受长期股权激励的影响,低成长性和低盈利性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受短期报酬激励的影响。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创新

企业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何有效地提升实体经济的企业创新能力,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2007-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系统地考察了董责险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购买董责险能够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从而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地,本文发现国有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较低的上市公司、非两职合一的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以及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此外,本文还发现,当企业面临的外部诉讼环境风险程度较低时,也更容易通过购买董责险促进企业的创新行为。本文的研究有利于检验董责险对于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以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对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技术创新导向的高管激励整合效应—基于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创新经济学的组织控制理论推动了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从"价值分配"到"价值创造"的演进。本文从促进技术创新这个重要维度对高管激励效应进行重新界定与测度,并运用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以及控制权激励等主要激励契约之间的交互关系及其对技术创新的整合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股权激励在薪酬激励与控制权激励的双重调节作用下,对高科技公司的技术创新具有促进效应,即三者的整合,而非单一机制对技术创新产生作用;具体而言,股权激励与薪酬激励存在互补关系,与控制权激励之间存在互替关系。因此,以技术创新为导向,应在高科技公司内部建立以强化股权激励、稳定薪酬激励、弱化控制权激励为特征的高管激励整合体系。     

高管持股、政府资助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兼议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

以2010-2014年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持股的利益趋同效应和管理防御效应如何作用于政府资助对研发投资的影响,以及股权治理机制能否对高管防御效应产生治理效果。研究发现:(1)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2)高管持股比例适中时,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较强的激励效应;高管持股过高或过低时会产生管理防御效应,从而抑制了政府资助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的激励效应;(3)股权制衡度和基金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抑制管理防御的负面影响,从而增强政府资助对研发投资的激励效应。     

基于自由现金流的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研究

以2007-2010年披露研发投入且数据完整的1134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自由现金流对高管激励(长期股权激励和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长期股权激励和短期薪酬激励均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自由现金流不仅是长期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中介变量,同时也是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中介变量;高管激励、自由现金流、研发投入三者之间存在传导关系.     

技术创新导向下高管激励契约最优整合策略研究——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高管激励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依赖于对不同激励契约进行科学动态整合。立足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在对高管创新激励机制的运行原理以及高管创新收益预期分布规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不同生命周期内,高管薪酬激励、声誉激励和控制权激励契约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以及契约间的互补和互替关系,设计了技术创新导向下高管激励的最优动态整合方案。研究结果显示,成长期,声誉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薪酬激励与声誉激励间具有互替效应,控制权激励与声誉激励间具有互补效应;成熟期,薪酬激励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控制权激励却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薪酬激励与声誉激励之间具有互补效应;蜕变期,薪酬激励和控制权激励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且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     

环境保护税、高管股权激励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为检验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股权激励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以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2014—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环境保护税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高管股权激励在环境保护税影响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即高管股权激励削弱了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环保税税额标准提高地区企业中,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结果表明政府应当继续加强环境保护税法等环境规制建设,企业应当制定合适的高管股权激励制度,进而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公司治理对高管薪酬激励敏感度的影响

以2004年为研究窗口,筛选出沪深两地1001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选取2004～2007年四年年度财务数据,从公司治理的角度,选取大股东持股比例、薪酬委员会、高管持股和独立董事制度四个特征,考察了公司治理对高管薪酬敏感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公司规模和年度效应之后,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持股与高管薪酬敏感度负相关,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和高管持股可以减轻委托代理关系,降低薪酬激励的水平;薪酬委员会制度在薪酬方面相比于独立董事制度更相关,薪酬委员会设立可以提高薪酬敏感度,而独立董事与薪酬敏感度没有相关性,这似乎说明独立董事制度尚待加大执行力度。     

业绩下滑与企业创新投入基于战略决策情境机制的再检验

在业绩下滑情境中,企业的创新战略抉择更具挑战性,“穷则思变”或“雪上加霜”的内在逻辑有待检验。以200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企业业绩下滑与创新投入的内在关系,并基于创新战略决策的情境框架深入考察行业业绩、公司治理与管理者品质因素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业绩下滑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投入,验证了企业业绩下滑的风险寻求与创新战略变革假说;在企业绩效低于行业绩效、高管股权激励和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情境下,业绩下滑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更强。研究结论拓展了传统研究中业绩下滑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单一效应研究,丰富了业绩下滑企业创新活动的情境与决策过程的边界机制,为我国企业优化创新决策过程提供了参考。     

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研究——基于高管激励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13年沪深两市124家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高管激励在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中所起的调节作用,以及从不同类别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的角度验证高管激励调节作用大小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的年龄与企业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2高管的教育水平越高,企业与研发投入就越多;3高管股权激励在企业团队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上起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高管股权激励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调节作用明显大于其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中的调节作用,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虽然不明显,但是在高新技术企业中所起的调节作用也略高于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中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