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为什么要分行?

编辑同志:我喜欢阅读诗歌,但有一个问题不清楚:为什么我国古典诗歌不分行,而新诗要分行?新诗分行有什么作用?请给我一个明白的答复。读者周吉力95.12新诗为什么要分行?分行的作用究竟在哪里?这对于阅读新诗的读者来说,确实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我敢说,即使是诗歌作者对此也未必都了然于胸,有了足够的理性的认识。总之,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值得我们好好探讨一番。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辛亥革命与江南社会——论南社诗歌的现代化趋向

新诗发生是中国诗歌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从晚清诗界革命到五四新诗运动之间,有个诗歌现代化的重要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嬗变,不仅为五四新诗的发生和发展开拓了道路,同时自身就是一个诗歌现代化的发展时期。新诗发生的现代化趋向,大致体现在诗质的现代化、诗语的现代化和诗体的现代化。南社诗歌在整体意义和诸多层面上代表着那一年代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此成为中国新诗发生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之“变”

中国新诗发轫于翻译诗歌已是学界的共识,且不说作为白话新诗第一人的胡适依靠译诗《关不住了》来宣告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单是梁实秋“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一说,便足以道出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不同寻常的因缘。     

冷暴力下的反思与回应——兼谈“我们”的诞生·理念·活动

长久以来,散文诗由于体裁的模糊性与创作者群体中自身存在的问题,在中国现当代的新诗领域,一直没能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也许是宿命使然,我们在2009年3月14日成立了“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这不仅是为了应对文坛的“冷暴力”,更是为了通过自身的知耻后勇追寻散文诗的价值重估与另眼相待.“我们”所守望的散文诗,不仅是一种流派追求,更是一种觉醒后的理想与担当.“我们”坚持散文诗也属于新诗的范畴,应该与分行诗同分现代汉诗之秋色.为此,我们以“大诗歌”作为创作理念,提倡“意义化写作”的创作实践,通过为多家杂志选编散文诗专页、专号,创办分行新诗与散文诗的合集《大诗歌》等努力,我们的坚持已经受到了中国诗坛的关注.我们还将继续前行,以我们的作品,换取散文诗与分行诗并驾齐驱的现代汉诗发展版图.     

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总目录

中国新诗研究中国新诗:问题与方法(笔谈)李怡等1.5幽灵时代,诗歌何为肖严1.5重评新诗的“诗”与“文”肖宁遥1.7中国新诗阐释空间的拓展与深入苏雪莲1.9中国新诗阅读中的两大误区邬萌1.10返回诗的“本体研究”陈菊1.11当代大学生拒绝新诗原因一瞥李莹1.13关于中国现代诗歌的情绪方式李蕾1.14谈谈新诗的破与立张耀谋1.16早期翻译诗的研究及可能的方向付海鸿1.17应注意艾青早期诗歌的研究李静1.18中国现代诗歌与当代中国读者的需要李怡,李应志2.5戏剧冲突与诗歌力量———略论叶延滨诗作中的戏剧性因素颜同林2.13穆旦:“自我”聚织起新诗的能…     

诗歌形式秩序的寻求--"新月诗派"新论(下)

“新月派”与“新月诗派”不是同一个概念。新月诗派在“新诗”史中的独特意义,是“新诗”经过第一代诗人的语言与内容革命之后,第一次自觉地从诗的本体要求出发重新面对诗歌形式和语言要求,关心诗歌的特殊言说方式。他们是“新诗”史上的第二代诗人,追求现代经验的形式化,体现了从个人意识的觉醒到诗歌本体意识觉醒的重大转变,给“新诗”带来了诗情的内敛和艺术的价值。其历史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提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建行建节原则;二、发现了现代汉语诗歌节奏的基本单位：“音组”;三、引进了有参照价值的西方诗体。     

诗歌形式秩序的寻求--"新月诗派"新论(上)

“新月派”与“新月诗派”不是同一个概念。新月诗派在“新诗”史中的独特意义,是“新诗”经过第一代诗人的语言与内容革命之后,第一次自觉地从诗的本体要求出发重新面对诗歌形式和语言要求,关心诗歌的特殊言说方式。他们是“新诗”史上的第二代诗人,追求现代经验的形式化,体现了从个人意识的觉醒到诗歌本体意识觉醒的重大转变,给“新诗”带来了诗情的内敛和艺术的价值。其历史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提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建行建节原则;二、发现了现代汉语诗歌节奏的基本单位：“音组”;三、引进了有参照价值的西方诗体。     

为新诗研究打开一扇新的窗户——评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

李怡多年涉足新诗研究领域,其新著《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一书,以独特的理论框架和新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错综复杂的联系作出周密的考察,有力地证明中国新诗并不是什么“用中文写的外国诗”,而是既学习借鉴外国更接续转化传统的结晶,为新诗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     

古韵重拾：林庚新诗的唯美编译

林庚对中国古典诗歌采取传承与创新并举的态度，在新诗格律、语法与语言上积极探索，形成具有独特中国古韵的中国新诗。哈罗德·阿克顿在《中国现代诗选》中对林庚新诗创作理论与新诗作品的甄选，注重技法纯粹性、诗语古典性、诗风历史性。在诗歌翻译层面，阿克顿以“以诗译诗”的唯美主义译介笔法，忠实地还原了林庚白话诗的“中国诗味”。阿克顿在新诗编译上的独辟蹊径，是对西方世界唯美“中国梦”的投射，也暗合林庚新诗创作的审美理念。     

论俄语诗歌对新诗革命及新诗文体建设的影响

俄语诗歌对新诗革命和百年间新诗的体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仅影响到新诗的职能，也影响了新诗的形态，特别是影响了新诗的诗体建设。俄语诗歌使新诗更重视诗的济世功能，使新诗与古诗相比更具有现实性、严肃性，更政治化。俄语诗歌对诗的音乐性和排列美的重视，也使新诗将诗的音乐美与排列美作为诗体建设的主要内容。前苏联的诗歌观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诗，助长了新格律诗的流行。中国新诗人对俄语诗歌的形态有些“误读”，加剧了新诗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的对抗。     

中国现代诗语的发生与完善

语言与诗体的关系是新诗研究的基本问题。五四新诗运动确立了基于现代汉语的新诗,它是中国诗歌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但是早期的新诗诗语是不完善的,因此新诗发生以后我国诗人就踏上完善诗语的建设道路。其路径是完善诗语的大众口语方向、完善诗语的欧化语言方向和完善诗语的传统韵语方向。解决诗语与诗律的关系问题是诗语建设的关键,由于建构新诗韵律节奏的困难,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任重道远。     

断裂转型后的新诗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生态简论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诗歌在内外各种因素的交困下而产生了质的突变,中国新诗发展出现了断裂的局面,诗歌从中心走向边缘,诗人受到了新诗发展以来的最大冷落和寂寞。面对诗歌生态的巨变,诗人队伍严重分化与解体,诗人的诗写态度、诗写观念、诗写内容的全面转型,断裂转型后的中国新诗遭遇了新诗发展以来的最大尴尬与危机,由此关于新诗的反思也悄然进行。     

在译诗与新诗之间的思考——读熊辉的《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

《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一书以界定五四译诗的时代特质为切入点,不仅将翻译诗歌研究的注意力放在语言和技巧层面上,还从翻译对诗歌文本的选择、传播、接受和影响等重要问题上进行了探讨,创新性地提出了“潜译诗”的概念及与其时新诗创作的互动关系。其书的特色是主题明确、立意高远、文风简洁、考据充实。此外该著作专门谈论了五四前后译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为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空间。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还有云——浅看当今新诗与旧诗“亲密关系”的断裂与重建

新诗和旧诗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各自蕴含着不同的魅力。二者曾经在长期的岁月里有着并存和互动竞争的"亲密"关系。当今时代,新诗和旧诗却面临着亲密关系断裂与重建等问题,陷入了一系列困境。新诗和旧诗会走向何方?文章认为至少可以学着保持中国古典文化里对诗的虔诚和信仰,和着时代的节拍谋求诗的新出路。     

论“五四”时期“诗散文”的创作

“诗的散文”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在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看来,散文使用白话是古已有之;韵文使用白话则需重新创造。以胡适为代表对新诗的语言进行了最初的“白话”的“尝试”,力图用精炼的语言与分行的形式完成诗与散文的分离。但这种“尝试”是不成功的。第一、在当时“作诗如作文”、“作文如说话”的文学观念的影响下,许多诗作的语言徘徊在诗与散文之间,形成散文与诗歌语言的交融;第二、由于缺乏“白话诗的借鉴,作者对诗歌的形式因素知之甚少,多数作品的分行实属不必要,只是徒具诗歌表面的形式,而未摆脱散文语言的束缚。所以,新文化运动初期的许多白话诗,实为“诗的散文”的雏型。 “诗的散文”指那些具有诗的内核（“情绪”与“想象”）篇幅较长（比之于诗歌）,不分行的无韵律的文章。1922年1月,郑振铎在总结新文化运动初期的“诗散文”创作后,指     

徐志摩诗歌意义的再认识

徐志摩在诗歌语言的艺术化、诗歌体式的多样化、诗歌结构的规范化和诗歌技巧的纯粹化等方面所作的创造性努力,是其他中国诗人所不能替代的。徐志摩的诗是中国新诗由粗劣的语言到艺术的语言的转折性标志。徐志摩诗歌的艺术美在当时就具有形式美建构上的现代性意义。徐志摩对新诗发展理论的探索、对新格律诗创作的尝试以及对新诗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徐志摩的诗创作是对"五四"新诗和新文学传统的一种发展,并使之达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水平。     

中国新诗阐释空间的拓展与深入

尽管在新诗研究领域积聚了越来越多的从业人员，但是当下中国新诗的研究势头还远远谈不上强劲。论者对一些诗歌研究的症结性难题偶有触及而又往往语焉不详。中国现代新诗是一种尚未“成型”的艺术形态，当下的诗歌创作也仍然充满了实验色彩。这使得对新诗的阐释往往更加困难。可以看到在当下诗歌批评中由于出发点、阐释角度与估价标准不同，     

印度诗歌及泰戈尔对我国新诗诗体建设的影响

学界通常认为新诗是西洋诗歌的横的移植，忽视东方诗歌，特别是印度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事实上以泰戈尔为代表的印度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较大。它不仅是新诗革命的潜在动力，还较大地影响了新诗革命的态度、新诗的形态及新诗的诗体方式，小诗体正是泰戈尔诗歌直接影响的结果。泰戈尔的做人方式和作诗方式对郭沫若、冰心等人的影响较大。他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他的强调诗的哲理性的诗现和散化式的诗体方式，对中国新诗诗体的建设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由于时代潮流和诗歌翻译等原因，中国新诗人也误读了泰戈尔，以为他写的都是无韵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