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邵雍诗歌的道德追求

宋代邵雍既是象数学体系的开创者,也是理学诗派的创始人。他的诗歌创作对整个理学诗派的形成与壮大影响十分深远,所谓"邵康节体"甚至被作为理学诗派的代称。其诗歌总集《伊川击壤集》中有着鲜明理学特色的价值观。主要表现在道德本位、人文关怀以及重视人的道德修养这三个方面,这些内容体现了诗人强烈的道德追求。     

谈邵雍诗歌的道德追求

宋代邵雍既是象数学体系的开创者,也是理学诗派的创始人。他的诗歌创作对整个理学诗派的形成与壮大影响十分深远,所谓“邵康节体”甚至被作为理学诗派的代称。其诗歌总集《伊川击壤集》中有着鲜明理学特色的价值观。主要表现在道德本位、人文关怀以及重视人的道德修养这三个方面,这些内容体现了诗人强烈的道德追求。     

1994:王辉斌古代文学研究过去时

对于素有“学术快枪手”、“论文满天飞”之称的多产学者王辉斌先生来说,1994年可谓又是他的一个学术之丰收年。因为在这一年里,除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任副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修定本外,他还先后在《中国李白研究》、《杜甫研究学刊》、《侪鲁学刊》、《山东师大学报》、《山西师大学报》、《广西师大学报》、《首都师大学报》、《云南教育学院报》、《宁夏教育学院报·银     

《周易》“六十四卦图”解(上)

本文通过论证"龟甲九宫"与"八卦图"组成"九宫八卦图",进而揭示出"八卦相重(八乘八)成六十四卦"的生成原理,纠正了《易》学界流传至今的宋代邵雍、朱熹所谓"八卦变十六卦变三十二卦变六十四卦"错误理论。     

《周易》“六十四卦图”解(下)

通过论证"龟甲九宫"与"八卦图"组成"九宫八卦图",进而揭示出"八卦相重(八乘八)成六十四卦"的生成原理,纠正了《易》学界流传至今的宋代邵雍、朱熹所谓"八卦变十六卦变三十二卦变六十四卦"错误理论。     

翻译家许渊冲：择一事，专一业，遇一人，译一生

<正>北大畅春园,每至深夜,总有一盏灯亮起。那盏灯,属于翻译家许渊冲。它陪伴着他,在一个又一个黑夜,徜徉于唐诗宋词和莎士比亚的世界;它更陪伴着他,以笔为桨撑起生命之舟、涉渡时光之海。2021年4月18日,许渊冲先生100岁生日。也许有人不了解他,也许有人因热门综艺《朗读者》知道了他。     

试论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因素和条件——兼论《史记》成功的原因

司马迁在基本上完成《史记》的写作之后,为了说明自己著书的目的和宗旨,又写了篇《太史公自序》,作为《史记》中一百三十篇中的最后一篇。司马迁在这篇《自序》中谈到了“发愤著书”的问题,他说: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兰久)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与时俱进 精益求精——评彭斯诗《一朵红红的玫瑰》不同时期的几个译本

苏格兰天才诗人罗伯特·彭斯的诗《一朵红红的玫瑰》,是他改写的苏格兰民歌。然而一经诗人之手,这首民歌即大放异彩,成为千古绝唱。读彭斯《一朵红红的玫瑰》,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曹禺曾在《王昭君》剧本中引用过的汉乐府诗《上邪》,二者殆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彭斯的诗又不似《上邪》是单纯抒写对爱情的     

试论孔子的启发

一、“启发”释义 “启发”一词,是孔子在《论语·述而篇》(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提出的,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就是“启发”二字的来源。第一个阐释“启发”涵义的是郑玄,他说:“孔子与人言,必待其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说之,如此,则识思之深也。”(《史记·孔子世家·集解》引)郑玄认为“启发”的作用在于使学者“识思之深”,无疑是正确的。但什么是“心愤愤,口悱悱,”为什么“必待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说之”呢?他却未作说明。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关键于弄懂“愤”“悱”的含义。《说文》:“愤,懑也。从心,贲声。”又:“懑,烦也。烦者热头痛也。”关于“悱”,《集韵·尾韵》:“悱,心欲也”;《文选·成公绥     

面对盛世的忧患——司马迁的忧患意识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家,同时,他也是一位最具忧患意识的历史家,他倾注毕生心血创作的《史记》就是他深重的忧患意识的产物.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它普遍存在于中国艺术、美学乃至史学、哲学之中,并形成中华民族代代相续的深层心理结构.晚清的刘鹗曾有一段话十分集中地概括了这一文化现象:“《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所谓“哭泣”者,正是指弥漫于作品间的忧患情绪.刘鹗在这里将《史记》与《离骚》、《庄子》、杜诗等并举,说明他对《史记》中所蕴藏的太史公的忧患意识有深刻的感受.其实,不单是刘鹗,两千多年来许多目光深刻的学者都看到司马迁著《史记》决非单纯记录历史,他在记载历代政权的兴衰变迁和帝王将相的荣辱沉浮的同时,处处流露着自己对社会、现实、人生浩大而深广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正是司马迁真实地记载历史,敢于大胆批判现实的思想基础,是他自强不息、发愤著书的精神动力所在.     

解悟存在——关于于坚的《0档案》

（1）《0档案》是诗人基于当下现实对人的存在的立体审视。（2）意象结构解读。“0”:存在者在世的意象;“档案”:证实存在者的“他在”意象;《0档案》的言述者:解悟存在的意象。（3）精神动态解读:当下失重的生存之轻和为存在而在的生命之重。     

康熙皇帝与“小玄子”——兼评《鹿鼎记》的得失

金庸先生在《鹿鼎记·后记》中写道,其小说的“技巧和价值”“长篇比中篇短篇好些,后期的比前期的好些”。五大卷1400多万字的“封刀之作”——《鹿鼎记》,在金先生心目里自然是最好的。我国近年来出版的金庸小说评论集子中也不乏这样的观点:“《鹿鼎记》是金庸的最独特、最深刻也最成功的史诗性作品,是他的炉火纯青的集大成之作”;“《鹿鼎记》就是金庸的《堂·吉诃德》”等等。另外,金先生在回答“《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这一读者来信所提出的问题时,还明确地说:“《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记。”     

自适求安、汉宋兼采与章法解读——谈林纾治庄

林纾因特殊的人生境遇,对《庄子》情有独钟。他的治庄呈现在三个方面:在思想形态上,他以宋儒理学为基点,以"自化"为中心,建立其追求自适求安的生命哲学;在文义疏解上,他表现出兼容汉宋甚至一切前贤的学术胸襟,疏解简约,以义为先,呈现出集大成的色彩;在文学品评上,注意到《庄子》在行文脉络的经营和炼字、章句形成的风格之奇,表现出文学家的眼光。林氏治庄继承前人成果,也表现出其作为古文家的个性色彩,在《庄子》阐释史上有一席之地。     

论唐代谱学

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说:“姓氏之学,最盛于唐。”郑氏的这个结论是他在通观了从汉至宋谱牒之学发展的整个状况后得出来的。今考《隋书·经籍志》著录,从汉初所得《世本》至《齐永元中表簿》,通计已亡姓氏之书,共50部,1277卷;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唐一代的姓氏之书即有61部,922卷,可证郑氏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然而,郑氏只是说出了谱学至唐有了极盛发展的这个现象,并未对其作进一步     

也谈王念孙的音训——读《广雅疏证》

王念孙《广雅疏证》一书,正如他自己所说,“殚精极虑”,十年才成,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学术观点和深厚的朴学功底.今人徐复先生在他的《广雅疏证·弁言》(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即说:“综观王氏《广雅疏证》一书,考证翔实,包罗万有,殚精极虑,成此绝业,求之当时,实罕伦比.其书为朴学家言,严瑮缜密,条理秩如”,给予了很高的也是公证的评     

试论吴宓先生的戏曲

作为戏剧家，吴宓的《陕西梦传奇》写求进步的少年不得志的困扰；由朗费罗长诗《伊芳吉琳》改编而成的《沧桑艳传奇》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这两部剧作都是有感而发的忧国忧民之作，而不是仅抒个人的儿女情长之曲。把外国古诗改编和创作成古代戏曲形式，既显示他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二重性，又显示他中西文学修养之深。     

臧庸与扬州学派学术交游考

臧庸学术境界的提升和他与扬州学派名家的学术交游有着密切关系。其中,臧庸多次受刘台拱关照与举荐,并请为撰序;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曾托臧庸校《小学钩沉》一书;臧庸视焦循为“谈天三友”之一,且为之撰写《焦氏世徳记》;阮元多番邀臧庸校《经籍籑诂》《十三经注疏》等书;凌廷堪以《校礼堂文稿》示臧庸,并属题《校礼图》。关注臧庸与扬州学派的学术交流,对探讨臧庸的学术成就以及扬州学派和常州学者的学术联系有着重要意义。     

熊十力诠释《诗经》学的向度探析

《诗经》是“六经”之一,熊十力对《诗经》进行新的诠释,走的是一条“经学泛哲学化”的理路,把“四科”之中的“义理之科”作为“六经”之宗,没有“义理之科”的贞定,“经济之科”“考据之科”“文学之科”乃茫荡无根据。他明确指出《诗经》一定有《诗传》,并强调“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是《诗传》的总纲领。同时认为,《诗经》里面的诗歌,大多出自“农家”学派之手。《诗经》中有大量表现“怨”的诗,当作孟子的论断“《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原因。熊十力对《诗经》中《二南》诗高度重视,之所以读《关雎》得出“思无邪”的评价,缘见得人生本来清净、真实,不须作更多的猜想。同时他指出了中国宗教之所以不兴的原因,即“即事多所欣”。在日常生活里,自有一种欣悦、和适、勤勉、温柔、敦厚、庄敬、日强等等的意趣,用不着起什么恐怖,也不须幻想什么天国,并要求我们通过解读《二南》,识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大步走上人生的坦途,向前努力,而不至于面墙了,表达了熊十力对人生理想的美好追求。     

郭象《庄子注》哲学思想探析

郭象字子玄,生于魏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卒于晋永嘉六年(公元312年),是西晋时期重要的玄学家之一。他的《庄子注》,相传是在向秀注的基础上“述而广之”而成的,代表了魏晋时期玄学思想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曾在我国哲学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据《晋书·向秀传》上说,郭象《庄子注》一出,“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但对郭象《庄子注》中的独化论哲学思想如何评价,研究者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他同当时的裴頠一样,都是唯物主义的“崇有”论者;有的则认为,他的思想同王弼、何晏相似,都是唯心主义的“贵无”论者。笔者认为:郭象的独化论哲学思想,既不是“崇有”论,也不是“贵无”论,而是对“有”、“无”两派基     

遭挫折而思进取 逢坎坷却能乐观——赞《滕王阁序》的审美人生

《膝王阁序》是一篇很有名的序文.大古文家韩愈在他的《新修滕王阁记》中说;“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及得三王所为序屈、赋、记等,壮其文辞”.这里“三王”之一,就指王勃,“序”是指《膝王阁序》.可见膝王阁能在江南诸多“临观之美”中独为第一,是因为有文辞壮其名.楼阁虽美,不过百年,无后人修聋,将不复存在,文章之美,却可传诵千古,《滕王阁序》就是这样的美文.美在其文,辞藻华丽,音律铿锵;美在其质,遭挫折而思进取,逢坎坷却能乐观.可谓尽善尽美,中国人特殊的审美人生,化作了作者胸中的自然之美,人事之美,命途之美.先说作者胸中的自然之美.《滕王阁序》写作之时是“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已是深秋季节,自然风景特征既有天高气清之明朗,更有草木凋零之萧瑟.所以自宋玉《九辩》出,悲秋便成为无数诗歌的主题.文中这样说:“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