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的形成及意义

1923年,顾颉刚提出了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这一观点的形成与顾先生特殊的学术渊源及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它一经提出,即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客观评价这一观点并吸取其科学合理的成分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古史研究的当前趋向

中国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作为历史早期部分的古史尤其为学者注意。古史一词应有明确的时限,即指先秦时期,也应包括当时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古史可分为东周、商晚期至西周、夏至商前期以及夏以前四个阶段,研究的方法途径各有不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代学工作,为古史的进一步探索准备了基础。     

古史研究的当前趋向

中国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作为历史早期部分的古史尤其为学者注意。古史一词应有明确的时限,即指先秦时期,也应包括当时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古史可分为东周、商晚期至西周、夏至商前期以及夏以前四个阶段,研究的方法途径各有不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代学工作,为古史的进一步探索准备了基础。     

杨宽与古史辨

杨宽是继顾颉刚后古史辨派中最重要的生力军,但他并不一开始就是古史辨的同盟军,而是以批评的姿态首先站在了古史辨的对立面。后来与古史辨派核心人物顾颉刚、童书业等人的联系逐渐紧密,尤其是参与编著《古史辨》第七册后,才逐渐进入古史辨派的阵营。杨宽是继顾颉刚以后集"疑古史学"之大成者,在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古史态度、引用书目上采取了拿来主义。     

古史研究的当前趋向

中国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作为历史早期部分的古史尤其为学者注意。古史一词应有明确的时限,即指先秦时期,也应包括当时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古史可分为东周、商晚期至西周、夏至商前期以及夏以前四个阶段,研究的方法途径各有不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代学工作,为古史的进一步探索准备了基础。     

我国古史传说时代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当前古史传说时代研究应注意厘清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一是在大量考古学资料与古文献资料未找到很好切入点之前,不易通过划分不同文化集团去归纳传说中的历史人物,而应该根据古史传说时期存在问题去做些具体的探讨,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再去归纳各种文化集团。二是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传说与希腊及希伯来古神话是有根本区别的,把中国远古古史传说时代的人物事迹当作神话来看待是不对的。三是古史传说时代的官职制度、宗庙旗杆制度、原始社会组织形态、姓氏婚姻继嗣制度等有由口口相传到了西周时代而书之于简帛的情况,这些是与西周到战国秦汉时期完全不同的制度系统,是后人无法编造想象的,大体可信,应得到重视。     

"疑古"与辨伪:顾颉刚与"古史辨"运动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提出了震撼史学界的＂层累构造的中国古史＂学说,一时间,疑古成为风气。疑古思潮的兴起,不但涤荡着封建残余思想,而且对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顾颉刚为旗帜的＂古史辨派＂,他们在继承中国传统学术＂存疑辨伪＂思想之时,也对胡适等人所提倡的西方科学方法作了吸收并予以本土化。但因时代所限,学术积累之故,＂古史辨派＂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他们疑古辨伪存真的精神,对打破＂六经＂所建立的古史系统,推动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     

龙与古史研究

濮阳龙的出土,是中国考古的一大发现。龙,作为华夏族的标志,结合考古发掘与古文献记载,既可说明中原部落大联盟的形成,又可反映早期华夏国家的建立。而45号墓的文化遗存,更为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时代已进入父系社会乃至文明史的黎明期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证。     

有关古史的十个新发现

这里介绍了最近几年与古史研究密切相关的十大考古新发现,它们是:(1)陶寺"观象授时"遗址,(2)洹北商城,(3)花东甲骨,(4)大辛庄甲骨文,(5)周公庙甲骨文,(6)周公庙西周墓地,(7)眉县杨家村青铜器,(8)遂公须皿,(9)郭店、上博楚简,(10)里耶秦简。     

三代考古与古史重建

中国古史的重建首先是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重建。近一个世纪以来 ,三代考古取得了飞速发展 ,重建三代古史已经成为一种可能和现实。本文主要从以下角度考量三代考古在古史重建工作的角色 :第一 ,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与证认及其对于确定夏代信史地位的重要意义 ;第二 ,商代都邑考古的成就及其为构建商代时空框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第三 ,先周文化研究和周代列国考古对于深入了解周文化和周代历史的重要意义 ;第四 ,三代考古所建立的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及其所体现的中国古代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特征。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古史话语体系的建构——从黎虎《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谈起

黎虎发表于《文史哲》2020年第1期的《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一文(以下简称《论纲》),以本土化语汇概念,对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这一重大史学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而深刻的阐释,为探索和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以下简称“三个中国”)古史话语体系、掌握古史研究话语权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论纲》主张厘清“舶来”话语的是非正误,乃是建立“三个中国”的史学话语体系和掌握古史话语权的前提;《论纲》主张准确揭示中国古史的矛盾特殊性——“权力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者”及其主要矛盾关系,乃是建构“三个中国”的史学话语体系和掌握古史话语权的根本;《论纲》主张运用本土固有词语概念进行表述,乃是建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和掌握史学话语权的重要载体和必要组成部分,并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论纲》及其学术贡献表明：运用本土固有词汇概念,不仅能够建构“三个中国”的古史体系,而且能够真正有助于掌握史学话语权。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刍议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这部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用现代科学的眼光,全面科学地总结和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前5000年前后至前4000年前后之间的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就是人们经常谈论的炎帝、黄帝、颛顼、太皞、少皞、尧、舜时期的历史。这段历史就是人们传颂争议了两千余年,至今仍不知其详,仍不知其真实性的历史。称为"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即只有民间口耳相传的"历史",无直接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无从细究详察,亦无从查实考定。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刍议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这部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用现代科学的眼光,全面科学地总结和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前5000年前后至前4000年前后之间的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就是人们经常谈论的炎帝、黄帝、颛项、太嗥、少嗥、尧、舜时期的历史。这段历史就是人们传颂争议了两千余年,至今仍不知其详,仍不知其真实性的历史。称为“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即只有民间口耳相传的“历史”,无直接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无从细究详察,亦无从查实考定。     

东江在岭南古史演进中的作用

新旧石器时代,东江为远古人类由西向东扩展的重要通道;夏商周时代,它成了岭南特色的区域考古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交汇点;秦汉时代,则成为秦汉政权经略岭南的中心区和大后方。通过对东江在岭南古史演进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探索,可帮助我们加深对东江文化的形成背景、内容、特质等的理解。     

论“古史三重证”

继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之后,徐中舒先生提出自觉将历史文献、考古学资料结合起来,并和民族学资料参互印证的“古史三重证”法。“古史三重证”法的成功实践,使古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大大增强,在此基础上,不断将中国古史研究引向深入。     

王国维的遗民心态及其古史研究

辛亥以后,所谓的清朝＂遗老＂,延续了宋代以来的士人遗民现象,在民国政坛、学界一度仍极活跃。王国维无疑是其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一位著名学者。士人遗民秉承其儒家名教思想的信仰,通过一系列身份标志确认其遗民身份,并以＂守国＂与＂守天下＂的传统观念相互砥砺,在立身行事、诗文创作及学术研究中,顽强地昭示其特立独行的品格和文化诉求。深受近代西学影响的王国维,在其走向遗民的思想进程中,遗民心态对他的古史研究与文化观念的形成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实证式的治学方法与回归儒家传统的文化理想之间的紧张,始终浸润于王国维的古史研究之中,这也是导致其悲剧人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论“古史三重证”

继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之后,徐中舒先生提出将历史文献、考古学资料结合起来,并和民族学资料参照印证的＂古史三重证＂法。＂古史三重证＂法的成功实践,使古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大大增强,在此基础上,不断将中国古史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批判与整理:郭沫若与胡适古史研究的区别

郭沫若、胡适是上半个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两颗巨星,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史学界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的典型代表,他们在政治上积极的参与,以及他们在学问上兼及古今博通文史哲学的大家风度,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早在三、四十年代,史学界就有《胡适与郭沫若》的专著出版,将二人相提并论,说明他们在当时文化界举足轻重的份量。但是,“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郭沫若与胡适分属于不同的政治阵营,有着不同的史观作指导,这就直接规限     

改铸古史:上博简《成王既邦》古史编纂思想探研

上博简《成王既邦》是一篇久佚的先秦儒家文献。该篇简文在叙史方式上已经有了“书圆而神”的影子,表明战国时期的古史编纂已经脱离了早期史学那种简单记述的范式,历史文学开始进入史家的编纂意识中。简文作者对于古史的创作,正是采用“改铸历史”的方法来完成的。移今于古,以古喻今,将古今史影裁剪熔铸于一体,既是《成王既邦》篇的编纂特点,也是战国时期史学多样化的一种体现。     

顾颉刚的“求真”与他的古史研究

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创造的以“疑古思想”为核心的“层累地造成中困古文”的观点和治史方法,洋溢着顾先生的“求真”精神。正是这一精神,显示了他追求真理的豪情与勇气,为学术而献身的品质及其学术的独立、自由等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