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异类中行”学术思想意蕴管窥

明清更迭之际,思想界在反思明王朝灭亡原因时,将批判矛头指向理学,提出诸多挽救之道,从而呈现出以征实为特征的新学术转向。方以智就是这一时代学术新风气的型塑者和代表人物。其学术思想的形成,虽然源自于家学、庭训及老师王宣等之教,但能在此基础上有新的推进,并形成颇具学术个性的新特点。如著《性故》以儒家性说阐发“性善”;以《易》理为根柢,探索《易》中“公因反因”与“圆∴三点”等重要理念;建构了体察事物本质的质测通几之学。方以智尽管迫于现实压力不得已而由儒入释,但他并未逃避,而是走向了以儒为主贯通三教的独特为学之路,从而在哲学思辨、经世致用方面取得新的突破。这一看似“异类”的人生、学术思想,实则彰显出方以智中道而行的通达、坚毅精神,和关注当世之务、学以致用的务实取向。     

“合二而一”论的调和论实质

一、不能把吕大临、方以智的思想充作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在7月17日《人民日报》所载王中、郭佩衡同志的文章中,摘抄了一些杨献珍同志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见解。其中,杨献珍同志一再把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说成就是古人吕大临的“合有无谓之玄”(注)与方以智的“合二而一”论。我以为,这种做法是反历史主义的。其结果,必将马克思主义降低到吕大临、方以智的水平,从根本上曲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要原理。吕大临、方以智都是中国封建制末期的思想家。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知识水平,都使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发现科学的对立统一规律。     

先秦儒家“性”“欲”之兼与周德清先生商榷辨

关于人之“性”与人之“欲”,最早的认识从孔子开始。《论语》大量记述了孔子对“欲”的言说,他认为“欲”是“性”发的结果,“欲”可分为：“性”发而皆中节的“和之欲”和“性”发而失中节的“贪之欲”。“和之欲”经《中庸》的进一步阐释,为孟子所继承并提出性善说;“贪之欲”为苟子所发挥,提出了性恶说。     

舒伯特：作曲的突发

舒伯特是有名的突发的天才。又是有名的迅速的多作家。《听!听!那云雀》（莎士比亚诗）在159钟间作成。《冬之旅》中有6曲是在一个早晨内作出的。故评家说他的乐曲是“流出来”的;又说他是成了“梦游病”状态而作曲的。《音乐与音乐家辞典》的著者格罗夫说：“听他的音乐的时候,似乎觉得与音乐密切地相接触,与听别人的音乐完全不同。”他的乐曲的作出的状态与别人不同,故乐风也有别人所不能有的特色。     

先秦儒家"性""欲"之辨——兼与周德清先生商榷

关于人之“性”与人之“欲”,最早的认识从孔子开始。《论语》大量记述了孔子对“欲”的言说,他认为“欲”是“性”发的结果,“欲”可分为:“性”发而皆中节的“和之欲”和“性”发而失中节的“贪之欲”。“和之欲”经《中庸》的进一步阐释,为孟子所继承并提出性善说;“贪之欲”为荀子所发挥,提出了性恶说。     

“近墨者黑”与“出污泥而不染”

“近墨者黑”这个成语出自晋代文人傅玄《太子少傅箴》一文,作者写道:“夫金木无常,方园应行,亦有隐括,习与性形。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后来人们便把这一箴言作为生活的座右铭。“出污泥而不染”是宋代学者周敦颐《爱莲说》中的名句,作者托物言志,表现了他洁身自好、不为世俗所污的情操。那么,对这两种处世观到底应当怎样看待呢? 先说“近墨者黑”。唯物主义认为,人     

王夫之论“教者之事”和“学者之事”

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又号船山,湖南衡阳人,是明清之际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集大成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也是一位有创见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理论很丰富,很可贵,散见于他的著作《礼记章句》、《四书训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尚书引义》等等之中。他把人性论转到教育论的方法问题上来(说性日受日生日成,屡移而异,“未成可成,已成可革”,“习成而性与成之”等)这是教育理论上一大进步。他一生教人“须慎天下之师受”。所谓“师受”包括“教以教人之学”和“学以学夫     

中华“史”的发端和史学思想

一、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 《尚书》是我国最早史书。古宁“尚”通“上”,“书”本义“史”,故王充说：“尚书者,上占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     

谈王筠“会意字”分类问题

王筠是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他曾积二十年研读之功,写成了《说文释例》一书。书中于“古人制作之意,许君著书之作,千余年传写变乱之故,鼎臣以私意窜改之谬”等方面多所发明。尤其对于《说文》体例,王筠更是做了极为细致的工作,通过“条分缕析”的方式来“为之流通其意”,为《说文》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但由于五筠一方面笃守《说文》,一方面又未能彻底领悟许慎本旨,致使他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某些偏差,从而为其《说文释例》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里仅就其对会意字的分析谈一点感想。王筠对《说文》烂熟于胸,这就为其《说文…     

方以智逃禅前行迹及其思想的挖掘与阐择

<正>2021年,适逢方以智诞辰410周年。为此,学界歆然在怀,先后通过多种方式,举办多样活动,隆重纪念这位博采众长、会通中西的伟大先贤。在方以智故里桐城,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安庆市桐城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纪念方以智诞辰41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首届桐城世家文化论坛”;在安徽省会合肥,安徽省博物院举办“集千古智——方以智主题文物展”,并出版发行《方以智文物集萃》,开展“方以智诗词朗诵会”;安徽大学和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方以智学术研讨（2021·安徽）——方以智学说之过去、     

荀子乃性朴论者，非性恶论者

《荀子·性恶》让荀子背了两千多年的“性恶论者”的黑锅。他事实上是一位性朴论者。并非《荀子》一书中所有的作品都出白他本人之手。《性恶》对人性的看法与《劝学》、《礼论》、《天论》、《正名》、《荣辱》等篇对此的看法严重相悖。在这些多篇文章中,人性都不定为恶,而是定为朴、善恶未定、可善可恶等。荀子的弟子、《史记》的记载、西汉时代的人性论说等也可以旁证苟子不以人性为恶。     

论史铁生小说建构的哲思化走向

史铁生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别具一格,他始终在超越自我,可以说,他是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座高峰。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的小说建构不断呈现出新的突破,在由传统的“故事体”向“寓言体”转变的过程中,呈现出深刻的“哲思性”特色。从“自传性”、“寓言性”、“哲思性”三个维度来探讨其小说的建构走向,或许更能窥见其小说创作之轨迹。     

猪年话猪

1995年是农历乙亥年,因十二地支中的亥与十二生肖的猪对应,故又俗称“猪年”。 “猪”的称谓,在古书记载中不尽相同。在《说文解字》中,豕与彘皆为猪;豕,有时指野猪。《书·禹贡》则说:“大野即猪。”《方言》中说,猪,关东西或谓之危。 在民间,说起猪来,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旧时的一本启蒙课本《三字经》,上面就介绍有:“马牛羊,鸡犬家。此六畜,人所饲。”在我国古典文学巨著《西游记》中,将猪拟人化,猪八戒成为一个喜剧性人物,他的形象是妇孺皆知。     

苏舜钦诗中的议论

苏舜钦是以文学名世的,但清人徐惇复却独具只眼,看出了他并非纯然以文学为功的秉性。说他“抱经世之学,怀忠君之心,观其所为诗文及论时事札子……议论侃侃,慷慨切直,皆有关于社稷民生之故,不可以区区文人才士目之” (《苏子美文集序》)。这与《宋史》说他“少慷慨有大志”,论“时政得失无所回避,群小为之侧目”,欧阳修说他“位虽卑,数上疏论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难言” (《苏君墓志铭》)的情形是相符的。他自己也认为“文章竟误身”,说“予生虽儒家,     

在小说中谈论小说——论《伪币制造者》的元小说性

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的《伪币制造者》是当时少有的一部在小说中谈论小说自身的作品。它比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出现的在小说内部探讨小说理论、并对叙述本身进行评论的元小说要早30多年。《伪币制造者》通过介入叙述的议论，探讨一种新的小说观和“纯小说”概念，具有相当程度的元小说性。首先，小说通过对人物或作品的评价，传达了作者的小说价值观；其次，以爱德华日记和人物间谈话的方式谈论他的“纯小说”。谈论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他赞同的一些传统创作方法；二是他主张的“纯小说”；三是《伪币制造者》的创作论。     

荀子性朴论的理论结构及思想价值

荀子持“性朴”论而非持“性恶”论,“性朴”、“性恶”两命题完全不相兼容;荀子《性恶》篇之“性恶”系“性不善”之讹,约讹于西汉刘向时代。荀子驳孟子“性善”说并建构起“材一性——伪——积”的性朴说,其理论结构是：材是性的基础,性是材的机能,性即材的性能,材朴则性朴,人为则习积,“材——性”关系若“结构——功能”关系。原始材性若天赋,后天之“伪”（人为）基于原始材性且后天成善、恶之习性或德性皆是可能。人性的具体内容是形神并生的“血气心知”,血气心知下生命皆趋利,朴性乃可化,故治世须教化与管治并行。性朴说是荀子学说体系的基础与核心,是对思孟派人性论的拨正与对孔子“性近习远”人性论的正确绍继与发展,为迄今为止中国思想史上人性说的最高成就。     

“芙蕖”质疑

高中语文课本《芙蕖》一文,对“芙蕖”一词解释为:“芙蕖,就是荷花,又名莲花,芙蓉.”释“芙蕖”为“荷花”,似乎不妥.理由有三点:一是不符合作者李渔的原意.李渔在文中谈到自己喜爱芙蕖的理由时说:“非故效颦于茂叔而袭成说于前人也.”“茂叔”即周敦颐,他的《爱莲说》,备述自己对莲的喜爱,尤其是对莲藕“出污泥而不染”极力赞美.李渔先生说自己“非故效颦于茂叔”,一个“故”字说明他确与茂叔的喜爱——爱莲有相同之处.爱莲当然也包括了叶、花、子、地下茎(藕).如果把“芙蕖”仅仅理解为花,显然是片面的.     

方以智《一贯问答》刍议

《一贯问答》是方以智遁入佛门后的著作。该书以问答的形式阐述颇有争议的“一贯”问题 ,强调要透过争论把握“真一贯”,并根据华严宗的“一多相即”思辨将“真一贯”规定为“一是多中之一 ,多是一中之多 ;一外无多 ,多外无一”,同时围绕“格致”、“仁智”、“忠信”、“克己”诸命题 ,评论儒佛道诸家说 ,以揭示“真一贯”作为方法论原则的普遍意义 ,具有独到的思想价值和学术理论价值     

“去状取性”——形容词词义训释中的一种思路

一 在古代汉语中,“性”、“状”各为一个单音词,其义有别。“状”,小篆作,在按构字法原则编写的字书(如《说文》、《类篇》、《康熙字典》等)中,归入犬部。《说文》;“状,犬形也。从犬,声。”桂馥在《说文义证》中阐释道:“犬形者,视犬之字如画狗。”状”的构字体现了取描画狗形得其意,故它的旨意重在强调外形,段玉裁注曰“引申为形状”,正说明了它跳出“犬形”而具有的普遍词汇意义,重在取貌。“性”,从心,生声。《说文》:“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许慎以古代文化观念阐述“性”字哲学意义,不能看作解字。倒是其它古书的说解反映了“性”字本义。《荀子·正名》:“人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广雅》:“性,质也。”《易·乾》孔颖达疏:“性者,天生之质。”“性”的奉义是指人天生就秉有的素质和本性,它引申而具有的普遍词汇意义则具有强调内在属性和内在涵义的特征。     

轩中悲喜皆因情——浅析《项脊轩志》情感美

归有光的散文源出于《史记》,取法于唐宋八大家,风格朴实,感情真挚,被誉为“明文第一”(黄宗羲《明文综序》),当时人称他为“今之欧阳修”。有人称赞他的散文“不事雕琢而自有风味”。《项脊轩志》是一篇记叙性的抒情散文,“项脊轩”是作者青少年时代读书的书斋,可以说是作者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