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生平事迹及文学成就简论

龚自珍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自幼接受外公段玉裁的严格训练.段玉裁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精通经史子集,其经世致用的思想给龚自珍以深刻影响.此外,龚自珍与有识之士魏源、包世臣、何绍基等多有交往.28岁时,龚自珍拜今文经学家刘逢禄为师,以此为转折点,龚自珍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从而奠定了他以经学倡言社会改革的思想基础.面对鸦片战争带来的民族危机,龚自珍走在时代的前列,提出了挽救社会危机的方案.这一方案尽管只是从经学中寻求医治中国的药方,没能在充分研究西方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变革的方案.然而却率先喊出了要求变革的时代呼声.龚自珍既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和启蒙主义文学的第一位诗人.其文学创作有两个基本倾向:一是直抒胸臆,一是曲折己意.他善于捕捉不同的意象或物象来表达高远的政治理想,在这一过程中,经过诗人的反复皴染,一些看似平常的物象往往生发出象征性的意义.如在诗歌创作中,龚自珍特意强调了入世进取精神的"剑气"和不甘寂寞及冷遇的"箫心"这两个意象.龚自珍的诗词文都有追求奇崛的特点,其摄物取象往往给人以新奇之感.他的诗歌给刻意模仿晚唐、推崇宋诗的晚清诗坛吹进了一股清风.当众人以模仿晚唐、推崇宋诗为荣时,龚自珍却能全面地吸收中国古代文学的营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考据学与龚自珍的诗文创作

龚自珍在清代能成为诗学大家,得益于自幼及长各方面的综合。在其幼年和少年时代,曾严格而系统地学习过考据学,在诗歌中也多次提到了学习考据学的重要性。总而言之,考据学派对龚自珍世界观和创作思想的形成贡献很大,对其诗歌创作尤其起到了知识储备和思想启蒙的作用。但是,毕竟考据学派的思想基础仍然是封建体制下的儒学,考据学派和龚自珍都未能超越时代和儒学的局限。     

汉末儒学及建安七子的儒家思想

东汉末年统治者对儒学的提倡,学校教育和建安七子受儒学的影响等历史事实,决定了儒学在汉末和建安七子思想中仍据主导地位.这种儒学是以古文经学为主体的,与前此的儒学相比,表现出适应时代之要求的新特质.     

蒙文通对廖平"今古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孔子和今文学》为中心

<孔子和今文学>一文是蒙文通晚年最重要的一篇经学论文,集中体现了他的经学思想.在该文中,他综合了<儒学五论>的主要观点,从解决今古学入手来思考经、子、史的关系,通过构建"批判儒学"来重新定位经、子、史的关系,通过对儒学根源的不断回溯来彰显今文学(实际上也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他自觉地将治子之法与治史之法结合起来,着眼于思想与历史的互动,在儒学与诸子传记相互交流与融合的时代背景中来考察儒家思想的变迁,揭示了今文学的根本精神是"革命""素王"说,今文学井田、辟雍、巡狩等制度寄寓了天下大同、万民平等的理想,从而基本上揭示了今古学的真相.     

廖平、马一浮思想体系中“六经”“六艺”定位之异同论

廖平是我国著名的经学大师和思想家,马一浮是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们二人在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等方面各具特色。"六经"在廖平的经学、哲学研究中处于中心位置,但他对"六经"的认识却历经"六变",在后"四变"中,不断纳入各家学问,将之放在孔子与孔经的统摄之下,用"翻译"的手段给予了"六经"各自不同的地位。对马一浮而言,"六艺"绝非"六经",更非学习的科目,而是代表一切固有的学术与心性,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儒学观,又融合了佛学、道家和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提出了以"心统六艺"为核心的儒学哲学系统,颠覆了将"六艺"认为只是儒学思想一部分的狭隘看法。     

儒学的政治化对东汉经学衰落的影响

在我国封建社会,儒学历来是各朝统治阶级维护和加强其统治的思想工具.但是无论哪一个朝代,儒学的作用和影响都远没有像汉朝那样广泛和深刻.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汉朝实行“独尊儒术”,以“经”治国的方针.在“独尊”以前,儒学同其他学派的地位一样,都属于游学.“独尊”以后,儒学具有官学地位,被尊称为“经学”,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儒学经典被称之为“经书”,具有法典的作用.儒学的“独尊”从武帝始,至元帝全面完成.随着“独尊”地位的逐步确立,儒学日益政治化.儒学的“独尊”和政治化,虽然使自身上升到经学的崇高地位而盛行一时,但在另一方面却导致自身(经学)的蜕变,作为学术派别和学术理论所原有的宗旨、理论、学风、道德等特征逐渐消退;政治化还使经师儒生日益卷入政治争斗的漩涡而带来灭顶之灾.于是到东汉中后期,经学逐渐步入衰落的归程.     

经学与理学研究的贯通——蔡方鹿教授新著《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读后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在宋明时期的表现形态,也是儒学的新发展,因此被称为"宋明新儒学"。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长期以来是一块有待于开垦和深入研究的处女地。蔡方鹿教授的新著《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版,以下简称蔡     

中唐解经范式变革发微——以新《春秋》学派为中心

唐代儒学由于外部佛道势力的冲击和内部经学的僵化之困而日益式微.因此,如何恢复儒家经典的生命力来复兴儒学成为中唐主要的时代课题.新<春秋>学派批判"以讽诵章句为精,以穿凿文字为奥"的经学传统,主张从经史合一的<春秋>中探求"圣人之微旨"、"王道之根源",假圣立言,掀起了由章句向义理转变的解经范式变革和由"叙事"向"义理"转变的史学变革以及主张舍传求经、严格区分经传的本文变革,开辟了儒学从汉学向宋学演进的先河.     

论六朝儒学的主导地位

尽管六朝思想自由、玄风昌炽,但儒学传统与儒家思想在社会上作为主流文化的地位并没有被取代,儒学仍然是社会公认的正统思想,这主要表现在:(1)六朝普遍设立国学、进行传统经学与儒学教育、官方取士仍然以博通经学儒学为标准、经学文献数量大增;(2)最能体现儒学伦理思想的谱牒文献大量产生从而导致谱牒学最终确立;(3)历朝统治者普修《五礼》并在政治实践中坚持传统祭祀礼仪制度、君臣百姓均以传统礼制为日常生活行为规范、礼学研究者与礼学文献大量产生.     

古籍训诂中的歧解现象分析

作为儒学的一种基本学术形态,经学在从汉代至清代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其学术内容一直是不断发展的.在经学家对儒学经典的传笺注疏中,不断出现分歧性的结论,这是经学训诂所能体现出的经学学术发展的最初表现.在经学训诂领域内存在的歧解也是体现着这种发展的学术现象.     

葛洪《抱朴子·外篇》政治思想中对儒家思想的取与弃

葛洪《抱朴子.外篇》政治思想中的儒家思想不是体现在对儒家经学的解释上,而是运用儒学理论和其他各家他认为合理可行的理论来为自己的社会人生理想寻找出路,其实儒家中也有他认为不合时宜的需要改进的地方,这就为我们今天的儒学改造课题提供了思路：即在具体的社会形态和现实状况下,如何利用和发展儒学。     

两汉经学谶纬化之缘起与发展

兴起于西汉的谶纬之学,通过依附于官方哲学——经学获得国教神学的地位。由于儒学方士的融合,"学随术变"的思想推动,谶纬与经学相互吸收,互相利用。通过神化经典、神化孔子使谶纬与经学地位平分秋色;经学借助谶纬,迎合统治阶级对谶纬的迷信,以此来维持其现有地位。在两汉,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经学谶纬化顺应了时代潮流,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值得研究的一种重要现象。     

权变：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经学阐释的特点是通经以明理。中国传统经学的“权变”思想是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朱熹正是以此为思想基础．综合汉学与宋学，创新儒家经典，从而形成了新儒学——理学。     

蜀汉政治思想探索

蜀汉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因为社会控制的放松和社会需要的增多,儒学独尊的局面被动摇,诸子之学勃然兴起,其中刑名、兵家之学最受重视;不过儒学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儒学分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化的经学三大流派,地位平等,共同为蜀汉服务;由于蜀汉以正统自居,两汉史成为蜀汉的重要政治工具,是蜀汉政治思想方面的一个特色。     

从儒学跌落到近现代哲学革命--中国近现代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型

中国近现代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型氤氲于明末清初,它本来是儒学在社会实体的作用下所产生的自我蜕变和分化,所谓"理学"与"心学"、"理学"与"经学"、"宋学"与"汉学"、"实学"与"玄学"之争实际上都是儒学内部之争,它预示着儒学知识论的危机已到了革故鼎新之时了.这场纷争伴随着"中西学"之争,至鸦片战争后高潮迭起,经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社会变革,儒学终于跌落,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跃居为主流意识形态,标志着中国社会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公羊传》的特色和清代的《公羊》学

<公羊>学是儒家今文经学的中坚,相对于古文经学而言,形成了它自己独特的学术风貌.<公羊传>的核心是"三世说"和与之相为表里的"大一统"理论.清朝中叶,今文经学复兴,就是以<公羊>学的再度兴盛为标志.清代<公羊>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常州学派的<公羊>学复兴时期,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公羊>学改造时期和康有为为代表的高峰时期.其最突出的特征,一是继承汉代<公羊>学微言大义学说,二是注入了进化论和变易思想,三是不断加强的经世致用精神.作为中国传统经学的最后一位今文学大师,廖平<公羊>学的出发点并未脱离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宗旨,只不过他更热衷于"思想"的建设,企图用"思想"来代替行动.其特点,一是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为宗旨,二是以笃守今文家法.复明两汉师说为旨归.在晚清<公羊>学中独树一帜.     

两汉思想史研究的新成果——读《汉代诸子与经学》

清华大学张岂之教授曾以东汉儒家的发展为例，提出：“东汉时期儒学以两个途径吸取了早期儒学即‘人学’的优秀理论思维：一个是融合百家之学的精神，另一条途径就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从汉代起，经学便成为儒学基本思想学术内容的主要构件。此后，经学就如先秦诸子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一样，作为一门独立的思想学术形态，跻身于学林，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有关汉代经学的著述可谓是汗牛充栋，王继训教授的《汉代诸子与经学》独辟蹊径，以汉代经学发展为主线，     

东汉南阳豪族文化上经学化的原因探析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登上政治舞台是东汉南阳豪族文化上经学化的主导因素;东汉统治者自身重视经学,进而形成了研习经学的大环境,这对南阳豪族经学的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维护南阳豪族自身政治、经济等利益的需要是东汉南阳豪族研习经学的直接原因。     

魏晋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经学的主流思潮,是在三国、两晋时期兴起,杂糅道家和儒学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流派。玄学出于《老子》,"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玄就是蕴藏天地万物一般规律的"道",体现了无穷万物变化的奥妙。     

日本儒学“忠”的思想的发展——以近世为中心

"忠"是日本儒学中最重要的道德,而中国儒学中最重要的道德是"仁",日本儒学没有全盘接受"仁"的思想,而"忠"的思想却和日本本土的正直、诚的思想相结合,逐渐扎根日本文化.到了近世,伊藤仁斋、吉田松阴等儒学家又各自提出对忠的理解,丰富了"忠"的思想体系,并和当时的实际联系起来,在日本明治维新和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