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之“乐可以观”思想考释

《乐记》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美学著作,第一次从＂乐＂的角度对儒家诗教中＂观风＂思想进行了总结,并将＂观＂细化为政治之观和伦理、风俗之观两个方面,＂观＂的最终目的是＂移风易俗＂,而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是艺术对人内心情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文本演进的规律对先秦儒家“断章取义”用“诗”之风的建构

先秦儒家＂断章取义＂的用＂诗＂之风,是春秋时代普遍的作风,其影响深远。＂断章取义＂用＂诗＂之风的形成,有其文艺发展的外部规律：先秦儒家主体思想意识的形成,赋诗言志文艺之风的影响;也有其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诗言志＂文化传统的继承,《周易》用诗方式的延续。     

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略评李承贵的“人文儒学”

在现代新儒学面临双重困境和儒学多极化时代到来的背景下,李承贵的＂人文儒学＂以＂人文主义＂为基底,上承原始儒家学说之人文特质,援引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试图构建新的儒家形而上学。＂人文儒学＂是近年来＂复兴儒学运动＂之一种,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儒学复兴路向的新展开。不过,总的看来,＂人文儒学＂成为儒学本体形态的可能性不大,形上建构也并非儒学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向。     

论苟子“诗言志”的文艺本质观

先秦儒学大师荀子在继承孔孟“诗言志”诗学观的基础上,对其提出了具体要求,扩大了“诗言志”的内涵,使“诗言志”的诗学观更加具体、丰富和明确,从而奠定了儒家的文艺哲理本质观。     

论荀子“诗言志”的文艺本质观

先秦儒学大师荀子在继承孔孟"诗言志"诗学观的基础上,对其提出了具体要求,扩大了"诗言志"的内涵,使"诗言志"的诗学观更加具体、丰富和明确,从而奠定了儒家的文艺哲理本质观。     

“立言不朽”与“以诗论政”：政治语言视角下的《左传》用诗述论

先秦原典文献《左传》存有大量用诗记录,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其用诗目的也呈现知志、观风、言事、述理的多样化特征,是《左传》区别于其他先秦文献而独具自身文本特征的重要表现。从《左传》“君子曰”类史评用诗可以看出,《左传》频繁引诗用诗实际是先秦儒家“以诗论政”思想的结果。若进一步追溯《左传》这一儒家用诗思想倾向的根由,实际是《诗》具有理论价值与阐释弹性的特点而担负着政治语言功能使然,是周代“立言不朽”的礼乐文化传统对各级贵族政治场合用语的现实需求所致。     

“诗”为“政”用——作为儒学经典与政治手册的《毛诗序》

<正>《毛诗序》是按照儒家话语模式整合先秦儒家理论,对《诗经》进行阐释的。儒者们在阐释中依经立义,借《诗经》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建立迎合封建统治需要的话语权与系统化、理想化的儒学诗教体系。《毛诗序》指向的是现世统治,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价值,旨在对上进行规劝、对下进行民众教化,继而维护统治的稳定。从当代眼光看来,     

论《中庸》之"诚"的形上意义及道德价值

《中庸》是先秦儒学的哲学纲领,它既是对先秦儒学的总结和发展,又是宋明新儒学的经典根据。作为《中庸》思想体系核心观念的“诚”,在《中庸》里是贯通天人、连接物我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并且被赋予了伦理与哲学的双重意蕴。《中庸》之“诚说”构成了儒家道德形上学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     

“国学”的核心

论文疏理了关于＂国学＂的几种不同定义,认为要恰当地定义＂国学＂、了解＂国学＂的基本内涵,首先应确定＂国学＂的核心对象与核心观念。与目前的主流观点不同,文章对＂儒学为国学核心＂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通过对先秦主流学派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四家主要思想及其相互关系的阐释,明确此四家为＂国学＂研究的核心对象,而在这四家之中,道家为体,＂天道＂是其核心观念;三家为用,但三家的＂人道＂主张与倾向各有不同,因而彰显出不同的人文色彩。先秦之后,融合道、墨、法、阴阳等各家而成的儒家遂成一家独尊之势,成为先秦之后中国古代庙堂的主流意识形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但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形态乃至民族特征的丰富性,仍然离不开其他三家持续不断的影响,只有充分了解＂国学＂的核心,才能全面理解儒家的发展变化,进而准确解读中国历史与文化。     

在先秦儒家《诗》学链条中观照《孔子诗论》

《孔子诗论》是距今大约2257±65年,即公元前三世纪的重要出土文物。它对《诗经》学中的基本概念,如＂风＂、＂雅＂、＂颂＂、＂诗言志＂等作出了明确的阐释,在《诗经》发展史上,是儒家诗学系统的产物。在先秦儒家诗学的发展链条中,它在孔子与孟子之间补充了一个新的环节,从而为研究先秦儒家学派对《诗》的继承与创新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略评黄玉顺的“生活儒学”

黄玉顺＂生活儒学＂是近年来＂复兴儒学运动＂、新＂文化保守主义＂之一种。＂生活儒学＂以＂生活＂为基底,以破解—回归—构造为基本进路,上承原始儒家学说,援引西方现代哲学范畴重构儒家形而上学。＂生活儒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儒学复兴路向的新展开。     

从易经、易传看先秦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衍生——以孔子伦理道德思想为中心

《周易》全书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从《易经》到《易传》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先秦时期中国文化从巫术宗教向哲学人文方面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儒学和易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学派的先哲大师以易学充实了儒学,完善了儒家思想体系。《周易》经过《易传》的发展,把注意力开始集中于世事人伦上,累积了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孔子继承了《周易》中的伦理道德因子并进行了阐发,为儒家伦理思想奠定了基础。《易传》则在对《易经》阐释的基础上,发展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思想,丰富了先秦儒家学说的内容。     

荀子“天人之分”辨正

荀子的天人之分主要讨论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与《穷达以时》的天人之分有所不同。荀子天人之分的内涵较复杂，以往的理解有简单化的嫌疑。先秦儒家天人观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     

《大学》与先秦儒学

《大学》在儒学史上具有比较特殊的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积极的意义。宋代《大学》居《四书》之首,达到与《五经》同尊的地步。《大学》纵贯儒学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先秦儒学和宋明理学,本文试研究《大学》与先秦儒学的关系。先秦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从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学到战国末年直至秦汉之际,儒学有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儒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它在殷周文化大传统中酝酿,〔1〕适合中国的宗法社会和自耕自足的农业经济,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先秦儒学在百家争鸣中成为显学,但它在先秦只是一个民间自由学术派别,…     

《春秋》经的现实“王道”及其后世影响——基于《春秋》三传的经意发微

《春秋》经的王道观,是先秦儒家经传王道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春秋》圣人微言大义的总纲与要旨。孔子述作鲁史而成《春秋》经,其现实＂王道＂观,是在现实社会中吸纳、认可五霸的某些治世理念与外交做法,是以王霸史观为理论指导的。同时,与《论语》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下有道相比,《春秋》在力主周王天下共主绝对权威的政治前提下,更加认同天子授权或尊王意识下的齐桓晋文之事。     

《颜氏家训》中的孝道观述论

《颜氏家训》中的孝道观主要体现在重视对子女的孝伦理教育,主张父慈是子孝的重要条件,要求子女既要赡养父母,又要尊敬父母,还要以礼安葬和祭祀父母。《颜氏家训》主要继承了先秦时期儒家的孝道观,但对儒家的孝道观又有所变通和发展,更适合了民众的需求。《颜氏家训》所宣扬的孝道观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先秦儒家的“为己之学”和“为学由己”思想

“为己之学”是先秦儒家学习思想的高度概括,对“为己之学”的解读是对先秦儒家为学思想乃至整个儒家为学体系的重要一窥。历来受到儒学研究者的重视。先秦儒家的“为己之学”以人性论为其逻辑起点,通过对学可明德的信仰以及对“内圣”而“外王”的逻辑推演,树立了先秦儒家为学思想的精神价值导并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而,以明确为学之志趣、内省多思之方法以及躬于实践之途径铸造了“为学由己”的为学实践模式,赋予先秦儒家为学思想以实践之可能,从而奠定了整个儒家为学思想体系的根基。     

《祝福》的食色文化底韵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使命是冲破封建礼教对人欲的禁锢扼杀,解放民众的自然人性,肯定张扬食色文化。鲁迅也是张扬食色文化最有力的一员。《祝福》中的＂我＂寄寓作者的食色文化意识：通过＂我＂对身临境界和心造境界的依违去就,结合＂鱼＂的符意、《祝福》篇名、祥林嫂悲剧,论述作品的食色文化底蕴。     

《史记》“四始”论溯源

“四始”是传统诗经学的重要概念,最早也最有代表性的“四始”论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史记》“四始”论的渊源和根本依据当于周代礼典用诗和先秦儒家《诗》学中求索.从周代重要礼仪用诗所寄寓的政治内涵,到先秦儒家通过论述这些诗篇所阐发的政治思想,再到汉代经学以“四始”总结提升这些诗篇的政治义理,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史记》“四始”论作为汉代诗经学的纲领性理论,是对周代仪式乐歌政治用意和先秦儒家政教诗学的继承和发展.     

先秦儒家“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发展演变探析

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思想在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可以用＂内圣外王＂来概括。文章主要分析了儒家＂内圣外王＂这一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这一思想开创于孔子,发展于孟子,完善于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