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之扬州刺史及其治所考析

南朝时扬州刺史控制京城，皇帝们鉴于前朝兴亡的经验教训，刻意选择最可信赖任此职。就任的49人中，皇室宗亲达40人之多。扬州刺史治所，前人有西州、东府两说。本详史实，认为以宋孝建三年为界，此前宗室诸王以宰相录尚书事而兼扬州刺史居东府，其他人任扬州刺史居西州，其后在通常情况下，凡扬州刺史皆居东府。此说纠正了前人之偏失。     

南朝之扬州刺史及其治所考析

南朝时扬州刺史控制京城，皇帝们鉴于前朝兴亡的经验教训，刻意选择最可信赖者任此职。就任的49人中，皇室宗亲达40人之多。扬州刺史治所，前人有西州、东府两说。本文详考史实，认为以宋孝建三年为界，此前宗室诸王以宰相录尚书事而兼扬州刺史者居东府，其他人任扬州刺史者居西州；其后在通常情况下，尼扬州刺史皆居东府。此说纠正了前人之偏失。     

为霞尚满天——《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赏析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两句诗出自中唐时期著名诗人刘禹锡的七律《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时值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冬, 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奉诏回洛阳,途经扬州,与罢苏州刺史的好友自居     

安武县地望与南北石窟寺名称的由来

南石窟寺和北石窟寺是陇东地区规模较大的石窟,学界认为南北石窟寺是奚康生任泾州刺史时修建的,南北石窟寺以哪里为地理坐标命名,却不为人们所关注。文章认为奚康生任职的华州治所是今甘肃省宁县,奚康生任华州刺史就开始了华州彭阳县治下的北石窟寺的修建;奚康生封安武县开国男,安武县是南北石窟寺命名的地理坐标,文章通过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结合,确定北魏安武县城的治所是今镇原县上肖乡上肖古城遗址,北魏安武县在南北石窟寺之间,南距南石窟寺23km,北距北石窟寺22km,距离基本相等;同时复原了经过安武县附近的两条古道,分别命名为安武道和乌氏道。     

孟嘉

孟嘉孟嘉（生卒年不详），字万年，东晋江夏（治所在今河南省信阳市东北）人，孙吴时司空孟宗的曾孙。孟嘉才华出众，少年时代已很有名气。晋太尉庾亮任江州刺史时，曾委任孟嘉为庐陵从事。后来孟嘉从庐陵回到江州府，庾亮询问他庐陵地区的风俗习惯，孟嘉答道：当地风俗习...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颈联之话语含蕴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刘禹锡被罢去和州刺史，北归京师，途径扬州，遇到故友自居易。酒宴上，自居易写了一首《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全诗如下：     

名贯九州（洲）

“名贯九州”的含义是誉满天下。“九州”为什么与“天下”同义呢？传说大禹冶水成功之后,将金国划分为九州。这个“州”与后代州府的概念不同。以扬州为例,大禹时代的扬州．“北据淮,南距海”,即从淮河到东海的广大区域。西汉时的扬州是全国13个刺史部之一,辖区也遍及江淮广大地区．     

刘禹锡酬白居易诗赏析

刘禹锡这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酬答他的亲密朋友白居易的诗，写于唐敬宗宝历二年(即公元826年)。那年刘禹锡被罢和州刺史返洛阳，白居易从苏州回洛阳．两位诗人在扬州相逢。白居易在筵席上写了一首诗相赠：“为我引杯添酒饮，     

唐宋时期长江三峡地区军政地位之演变——以夔州治所及其刺史人选为中心的考察

汉唐时期,险峻的白帝城一带乃是三峡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其战守利害关系到长江上、中游的政局,于总体政治地理格局亦有重要影响。至唐中后期,夔州刺史多由中央官员贬谪而来,乃是峡区地位下降的前兆。而北宋景德以后,峡区中心转移到“滚西”,则标志着白帝城的最终衰落及地区政治、军事功能的大幅度降低。白帝城与“滚西”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治所城市模式：军政要塞式与经济、行政功能兼具式,峡区治所在两者问的迁移可以说是“唐宋变革”在中国腹地的具体表现。     

广西四大城市在明清时期的发展(下)

三、明清时期的柳州 柳州位于广西中部、柳江岸边,也是广西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城镇。从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柳宗元到柳州做刺史以后,柳州便逐渐发展成为广西中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柳州也是从郡县治所发展起来的一个城市。在秦朝柳州是属于桂林郡所辖。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谭中县,柳州属该县所辖。西晋、东晋时期,把桂林郡治所移至柳州,从此柳州便开始成为郡县治所。南朝梁代,桂林郡改为马平郡,治谭中县,即今柳州境。隋统一中国后,撤销马平郡,置马平县,县治就设在今柳州。唐武德四年(621年)在马平县地置昆州,不久改为南昆     

唐人登岘山诗

今湖北襄阳市,汉水北岸为樊城,汉水南岸为襄阳城。东汉末年,刘表当荆州刺史后,将治所移到襄阳城。襄阳城北的邓县,当时属南阳郡管辖,诸葛亮隐居的隆中,在邓县境内。所以,诸葛亮的《出师表》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试述东晋徐兖地方势力

<正>东晋苏峻之乱后，王导居扬以辅政。时成帝幼冲，大权一归于导。这颇为荆州刺史陶侃、庾亮所忌恨。《晋书·庾亮传》云：“陶侃尝欲起兵废导，而郗鉴不从，乃止。至是，亮又欲率众黜导，又以咨鉴，……鉴又不许，故其事得息。”按，东晋荆州处上流形胜，地广兵强，实力在扬州之上。郗鉴时为徐兖刺史，驻京口。陶、庾欲废王导、却因郗鉴阻拦而     

杜牧所游杏花村究竟在何地

杜牧《清明》诗中的杏花村究竟在何地,历来众说纷纭。我们认为当在今湖北麻城市西南岐亭镇。一、杜牧确曾到岐亭。杜牧任黄州刺史时(公元842——844年),黄州治所在今新洲县。这里与麻城岐亭相去不远,两地交通也很顺畅。除取诸陆道,尤可假舟楫之利,沿举水往还两地之间。岐亭地处黄州域内,杜牧造访此地,符合情理。再者唐时黄州为一偏僻小郡,不难治理,公事谅可松动。更兼杜牧因受权相排挤,内心抑郁难平,同时他素有寄情山水的癖好,因而,谪居黄州期间,经常外出,游历察访,有甚于扬州时期。黄州各县他都曾涉足,传世的作品可以为证。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他也曾到过麻城岐亭     

寂寞中的奋进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唐代名政治家、思想家、学家。他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司马、连州(今广东省连县)刺史前后共23年,后又调任夔州、和州刺史。宝历二年(826),刘被召进京,途经扬州,与白居易相遇。白赠诗一首,刘以此诗作答。刘禹锡在诗中抒发了自己遭贬谪的愤懑心情,表现出坚持理想、     

对新版高三教材《中国古代史》中关于监察制度内容的思考

人教社2003年6月版《中国古代史》(全一册)与旧版相比在内容和体例上做了很大的调整。从总体上来说,新版的编写贯彻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以及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例如: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方面,新版在旧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内容,有:汉武帝时为实现大一统,实行刺史制度,加强朝廷对地方官僚的控制(31页),“刺史级别不高,但巡察时代表中央,可以监察诸侯王和地方高官”(35页);东汉光武帝时,“加强监察制度”(32页),刺史的监察权进一步加强;到东汉末年,“刺史”改为“州牧”,执掌州的军政大权,成为州的最…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三美”

唐敬宗宝历三年,刘禹锡罢去和州刺史,北归京师,途经扬州,遇到白居易。白在筵席上写了一首诗相赠:“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     

西汉对刺史的监察与考核机制

西汉政府在派出刺史监察地方的同时，为使刺史能做到刚正清廉及秉公执法，规定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监察和考核刺史的制度，保障了刺史监察的到位。     

千年前的那位官员

刘宽是东汉桓(huán)帝时的官员,当过刺史、太守,也就是市长、省长级别,最后做到中央大员——太尉,那已不是省部级了,应是中央常委。在他身上,发生过一件新鲜事。那时,他还是刺史,以今天的职位来说,该是个市长,一个不小的官。是市长,就要下乡体察民情。于是,刘市长坐着他的小车上路了。当然,他的小车也不是今天的小车,是一头牛拉的一辆破车。     

西汉后期刺史州牧反复罢置的原因及影响新探

汉武帝设立刺史制度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西汉后期发生了剧烈变化，这表现在刺史与州牧的后复罢置上。西汉成帝时，罢刺史而置州牧，既反映了统治阶段对刺史越权既成事实的认可，同时更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反抗斗争是引起封建国家官僚制度职能变化根本的原因，此后刺史州牧的反复罢置则显示了统治阶段内部对刺史职能变化的矛盾态度，在这一变化过程中，统治阶段内部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曾在一段时间内，不同派别力量此消彼长，不分优劣，因而出现了刺史州牧反复罢置的现象，刺史向州牧的转化，即封建国家由加强对内部地方官史的监察约束转向全面镇压人民的演化，这种演化在将突破“度”的限制时，表现出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关争，因而摇摆不定。而州牧制的最终确立，则表明封建国家镇压人民反抗斗争的本质。     

为君扶病上高台——柳宗元与刘禹锡

柳宗元任柳州刺史，刘禹锡任播州刺史。柳宗元听到刘禹锡被贬播州，凄然泪下，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刘禹锡，他说：播州不是人住的地方，梦得还有白发老母相随，“吾不忍梦得之穷”，于是“请于朝”，愿将自己所去的较近的柳州与刘禹锡交换，“虽重得罪，死不恨。”刘禹锡随后改任连州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