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十七年”小说的爱情叙事模式

“十七年”小说中的爱情常常被置于政治叙事的语境中，叙事方式也具有极强的政治功利性。描写爱情的小说通常采用“爱情＋革命”、“第三者”、“婚变”或“婚外恋”、“女追男”等模式来结构作品。     

论扎拉嘎胡《红路》中“知识分子”的革命成长叙事

《红路》是少数民族文学在“十七年”间唯一一部描写知识分子成长为主题的作品,其以内蒙古工业专科学校学生会主席——胡格吉勒吐矛盾复杂的精神成长为主线。然而,他的成长路线相较于一般“知识分子”革命成长叙事的范本,又显现了相当意味的独特性,体现在主人公胡格吉勒吐逐步成长的方式、内容,以及纠缠于其中的爱情叙事等方面。     

功利政治的附庸与点缀——试论“十七年”小说的爱情叙事

受时代政治的影响,"十七年"小说中的爱情失去了缠绵悱恻的内涵和独立的生存空间,与革命、事业捆绑在一起,成了功利政治的附庸和点缀,爱情发生了"异化".爱情被赋予过多的政治涵义,爱情叙事具有鲜明的时代政治特征.     

论"十七年"小说中的小资知识分子形象

"十七年"小说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么追随工农兵英雄的形象特征,要么被塑造成"妖魔化"的危险分子.这个历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美学特征,显示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小资知识分子的焦虑和排斥.然而,无论是自我丑化,还是模仿工农兵英雄形象,都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推向了彻底瓦解的境地.     

“文学”如何想象“革命”？——论早期“革命文学”的情节模式

早期“革命文学”通常被视为一种脱离现实的、空想性质的文学。本文通过对早期“革命文学”三种情节模式的分析,探究“革命丈学”作家依靠哪些资源想象与表现革命,分析这些表现革命的方式在怎样的历史逻辑下被批评家指认为“想象的”并否定其价值,力图呈现出早期“革命文学”所包含的丰富历史内涵。     

文学政治化与“十七年”小说的爱情书写

“十七年”小说的爱情书写在政治的统帅下经历了“三起三落”,涉爱小说命运坎坷,但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描写爱情的作品。“百花时代”迎来了一个百花盛开的爱情书写的春天。“十七年”小说难以找寻纯粹的爱情,小说中的“爱情”只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种点缀。     

陌生的爱情话语——浅析“十七年”小说的爱情书写模式

＂十七年＂文学中爱情书写空间狭小,但有关爱情的文字依然存在。论文聚焦＂十七年＂爱情小说书写的两大主要模式：战争爱情与劳动爱情。前者圣洁而悲壮,后者功利而理性;同时分析两大模式下爱情书写在心理纵深度、艺术表现力、时代烙痕、女性成长主题等几个方面相异或相同的书写特色。     

精心设计 巧妙扩张--论“十七年”抗战小说中的爱情描写

“十七年”抗战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必须为建国时期的人们树立效仿的榜样，同时又不能与塑造英雄人物的原则相抵牾，因此作家在处理爱情描写的问题上受到了“质”和“时间”的严格限制。这种限制的直接后果就是作品中爱情描写的“量”受到重重的监控，当时的作家们精心设计了“佳人主动，英雄装傻”、“三角关系”等模式，巧妙地使爱情描写在“量”上尽可能得到扩张。     

改造与断裂——历史视野中的“十七年”小说爱情书写

受文学政治化的影响，“十七年”小说的爱情叙事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它打破了传统小说“郎才女貌”、“才子佳人”式的爱情和婚姻模式，建构了以共产主义道德为核心的全新的爱情观。小说中这种爱情婚姻模式的出现，表明文学已彻底沦为了政治的工具和附庸。     

阎真小说知识分子“失节”论

阎真小说多关注知识青年群体在当代社会生存的“底层”境遇。当知识青年面临着人格志业理想与现实物质生存的选择困境时,“失节”与否的拷问便横亘于这一选择之上,有待文本内外的审判。然而,知识分子“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和作为对象的知识之间的异化。作者对两性主体在失节困境中的文本营构和失节审判立场上的差异,隐喻了作者的偏见。同时,作者的知识分子人格审美理想、姿态与其底层写实意图和技巧之间存在着不适,过于强调现实的下沉而将失节作宿命化的处理,消解着知识分子的主体性。     

"革命+恋爱"新探

在1920年代中后期的革命文学运动中,以“革命 恋爱”为题材的作品曾风行一时,但也遭到了当时及后世批评家的严厉苛责,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无情地打入了“另册”。其实,“革命 恋爱”是有极强的流行潜质的,这不仅因为革命与恋爱的冲突反映了一代知识青年共同的心路历程,而且“革命 恋爱”作品所流溢出的近乎武侠、言情的通俗文学气息,也迎合了广大读者的阅读口味。这为当时新兴“革命文学”的普泛化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爱情与革命的抉择--论"十七年"女性文学中知识女性"成长/改造"模式

"十七年"女性文学中的知识女性"改造/成长"模式在文本中有三种表现爱情和革命的顺生模式、背离模式和相生模式.三种叙事模式都是以爱情叙事表现革命主题,三种模式合起来看,就可以形成革命、爱情和女性解放之间的一种比较辩证的关系观.     

革命文学话语秩序中的“组织化”趋势及其消解

在20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革命文学话语秩序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文学“组织化”的历史趋势。从“延安文学”到“十七年文学”,再到“文革文学”,这种文学“组织化”趋势日益强大和严密,直至在“文革”中走到了历史的反面。革命文学话语秩序中的文学“组织化”本质上属于制度化权力的表现,其中隐含了中国革命文学的政治经济学,它主要通过行政和经济的手段对创作主体的生存方式、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诸领域进行组织化规约,并最终确立了新中国行政指令性的计划型文学生产体制。但在文学组织化的历史趋势中始终伴随着消解它的历史潜流。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关于恋爱问题的探讨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对恋爱的本质、恋爱在婚姻中的地位、怎样实现恋爱自由、恋爱与贞操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相关讨论,同时针对当时某些偏激的恋爱观点和做法,进行了正面引导。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关于恋爱问题的探讨对于当时的人们正确认识恋爱问题、鼓励青年反抗封建婚姻、追求自由恋爱,冲击旧的封建婚恋观,建立现代婚恋观起了积极的作用。     

“革了文学的命”——论“革命文学”的艺术缺失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崛起的＂革命文学＂,有着强烈的政治功利性追求,文学的宣传性、煽动性得到了充分肯定与极度张扬,艺术审美性则遭到了空前的集体性忽视。大多数＂革命文学＂作品因对政治观念的简单图解而沦为粗陋不堪的标语口号;艺术性的缺失更使人觉得＂革命文学＂实乃＂革了文学的命＂。     

革命文学的"激活"——王蒙创作"自述"与小说《布礼》之间的复杂缠绕

在“新时期”文坛上，王蒙被评论界视为“复出”作家、“意识流”作家或“现实主义”作家，但我认为，某种意义上他还可以被称作“新时期”的“革命作家”。当他以多义、有趣、感伤、尖刻或故意偏离等多样缠绕的叙述形态“叙述”革命和个人的“关系史”的时候，人们会注意到其创作“自述”与小说在无形中其实呈现为一种缠绕、互疑的关系。是什么刺激了王蒙“自述”的欲望？怎样看待“自述”与小说之间存在的矛盾和不一致的现象？或者说，借助于对这一现象的细读，能否将作家创作世界中某些重要的侧面再度打开？于是，在创作“自述”与中篇小说《布礼》之间的关节点和有意味的纽结，就需要稍微留心了。     

“十七年文学”爱情叙事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消解

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中国的妇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她们几乎是全方位地渗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她们女性意识觉醒了,从传统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纷纷从幕后走向台前,与男性一争高下,从十七年的爱情叙事作品对女性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女性全新的精神面貌。但由于对女性地位颠覆式的强调、由于女性对社会、政治活动等的过分参与,由于主流舆论的强势宣传,建国之初的人们正试图抹掉一切女性与男性的界线。从十七年爱情叙事中对女性形象的描写、行事与思维方式来考察,我们会发现,女性在觉醒的同时,女性意识又被极大地消解与弱化,女性的女性特质正在丧失,女人正在男性化或已经演变为非女人。     

革命＋恋爱下的性别潜流——丁玲革命＋恋爱小说的女性主义解读

丁玲革命 恋爱小说中,革命的叙述话语对恋爱的叙述话语构成压制,但表面的压制之下,奔涌着性别潜流,表现在女性性征情欲的鲜明张扬和女性对自己命运的主体把握及女性性别意识的自觉萌发等方面,基于此,即便是革命 恋爱的小说也浓墨重彩着丁玲的性别思考。     

论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叙事中的"传统"问题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叙事问题上表现出浓厚的"传统性".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逻辑等方面都表现出对古代白话小说的继承与改造:一方面古代白话小说传统的运用使革命意识形态获得了有效的传达;另一方面古代白话小说传统自身的特性使它溢出革命意识形态的规范而拥有了自身的存在意义,革命意识形态对其表现出规范与制约.在革命与传统的二重奏中,二者交相呼应而又互相抗争,形成了当代文学叙事的新传统,这一传统又潜在影响了至今的某些小说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