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州西湖

<正> 阜阳在秦汉时称汝阴,在北魏以后称颍州,颍州西湖故名,为唐宋明清历代名胜。这里曾绿树成荫、林苑烂漫,画舫朱艇、碧波潋艳,楼台亭榭、歌舞不绝。在历史上,颍州西湖堪与杭州西湖、扬州西湖齐名,是为人文荟萃之地,觞咏风流之乡。《大清一统志》云:“颍州西湖闻名天下,亭台之胜,觞咏之繁,可与杭州西湖媲     

阜阳当代欧阳修研究概观

欧阳修与颍州结下不解之缘。阜阳当代欧阳修研究,时间跨越40年,前20年是奠基阶段,后20年是发展、繁荣阶段。后一阶段论文量多质优,有数部著作出版,以文学、历史、文献研究成果较突出。本土、外地学者都很关注欧阳修与颍州的研究。欧苏师生情缘成为历史美谈。熙宁四年九月的欧苏颍州欢聚,意义不容低估。颍州欧阳氏确系欧阳修遗族。欧阳修的颍州诗词、颍州遗迹,是阜阳宝贵的文化资源。欧阳修的颍州情结,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学术论题。     

郦道元生年考

关于郦道元之生卒年，其卒年已有定论，为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即公元527年。而共于其生年，自有清以降，众说纷纭，至今仍无定论。本文围绕《魏书》、《北史》以及《水经注》中有关史料，对郦道元之生年问题略做阐述和讨论。     

再论东阳王元荣领瓜州刺史的时间

东阳王元荣领瓜州刺史的时间与莫高窟第285窟题记的时间,事关元荣是否为285窟的创建人.本文针对元荣领瓜州的几个时间点,做了一些考证,认为元荣统治瓜州是从北魏孝昌元年(525)起,至西魏大统八年(542)讫.东阳王元荣统治瓜州的时间,是介于北魏和西魏嬗递之际,并没有与西魏王朝共始终.     

关于东阳王元荣任瓜州刺史的时间和卒年

关于东阳王元荣任瓜州刺史的时间和卒年有下列之说 :宿白先生《东阳王与建平公》一文 :“据此可以推出元荣任瓜州刺史当在孝昌元年 ( 52 5)九月十六日之前” ,“又大体明确了元荣任瓜州剌史的最后时间 ,即在邓彦已任瓜州刺史的大统八年 ( 542 )十一月十五日以前”。《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 2 85窟》云 :“西魏特从中原派来鲜卑宗室东阳王元荣于孝昌元年( 52 5年 )出任瓜州刺史 ,一直延续到大统八年 ( 542年 )元荣去世 ,长达八年之久。”《敦煌石窟全集·3·本生因缘故事画卷》云 :“北魏孝昌元年 (公元 52 5年 ) ,宗室元荣任瓜州 (敦煌 )…     

颍州欧阳修遗族辨正

颍州欧阳修之遗族,为欧公四子之后裔之说,已成定论。今欧公第32代裔孙欧阳礼先生著文说颍州欧氏系欧公之远族,非裔孙。其说误矣。从方志史料、家乘谱牒和相关信息综考察,颍州欧氏确为欧公四子欧阳辩之后裔。     

说“陕”及陕州的建置沿革

陕州因"陕"而名,陕字,本作"陝",意为山阜裹夹,行踪隐蔽。"陝"当是战国中晚期秦人东进,夺取崤函过程中形成的地名概念,其含义不仅包含这一带的地理地形,也包含秦人逾"陝"而东的人文形象。陕州的建置沿革分为4个时期:先秦的部族、方国、封国时期;秦代至北魏的陕县统辖时期;北魏至明清的陕州统辖时期;民国至今的陕县、陕州、陕州区统辖时期。陕州建置沿革变迁中,政治和交通因素一直扮演着最为关键的角色。     

论苏轼"颍州诗"的创作及地方书写

元祐六年(1091年),为远离朝堂之争苏轼自请知颍,他在知颍期间创作的诗歌被称为"颍州诗".苏轼"颍州诗"涉及关怀民生、吟咏自然风光、叙写与友交游等题材,呈现出诙谐幽默的情趣和超然物外的境界.苏轼在"颍州诗"中多次描写颍州地方风物,追思先贤,怀念恩师,促进了颍州文学的发展,对颍州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欧阳修颍州诗考

欧阳修自中年来颍为守后,便眷眷不忘归颍,颍州与欧阳修关系密切。研究欧阳修的“颍州情结”首先需梳理出其颍州作品。本文以欧阳修自编《居士集》为首要依据,结合系年、诗意、前人研究成果及其他史料文集。重新辨析考证欧阳修的颍州诗作。     

论陈师道的“颍州诗”

陈师道曾在颍州任州学教授三年,今存创作于该地的"颍州诗"共52首。在这些作品中,陈师道不仅描绘了颍州的自然风光,而且在抒发闲适、隐逸之情时体现出对此地风土人情的热爱;即便在与亲朋好友赠答时表达出依依惜别之情,也与颍州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联。这些"颍州诗"不仅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对"后山体"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     

晁补之与苏轼交游考

在苏门四学士中，晁补之在创作上受苏轼影响最大。熙宁五年，晁补之２０岁，在杭州始拜于苏轼门下，《七述》作于谒见苏轼之后。熙宁十年，苏轼离密州赴京，晁补之前往汶上谒见，并结识李常等人。元六年八月，苏轼赴颍州时，晁补之已在颍州任所。元七年三月，苏轼移知扬州，晁补之以“门弟子佐守”，公余诗酒唱和，见于篇什     

欧阳修对颍州文化的影响

欧阳修作为北寒前期文坛领袖,来到颍州后,直接促进了当地文学活动的活跃。他对颍州风物特别是对西湖的爱赏进一步提高了颍州的声名。他的“颍州情结”则直接影响了苏轼,使后来颍州又增添了一位名人的光辉。     

试论欧阳修的颍州情结与颍州书写

北宋名臣欧阳修于皇祐元年移知颍州,从此便对颍州产生难以割舍的情感并最终选择终老于此。欧阳修的颍州情结不仅与颍州的自然风物的丰美、较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关,更与欧阳修幼年经历及其求隐思退的心理有很大关系,某种意义上说,颍州既是欧阳修物质意义上的家园又是他精神层次上的归宿。欧阳修众多颍州诗歌的书写也从多方面反映欧阳修对颍州的钟爱与知颍、思颍及归颍前后情感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为我们更好了解欧阳修晚年心境提供一个较好的视角。     

欧阳修与颍州三题

本文论述欧阳修与颍州相关的三个问题：欧阳修五至颍州而非八次来颍;欧阳修因眼疾自请小郡颍州并非偶然,是颍州本身的声名魅力,吸引了包括欧阳修在内的北宋官员。欧阳修初至颍州的时间为皇祜元年（1049）三月十三日（农历）。     

颍州欧阳修遗迹考论

颍州欧阳修遗迹有聚星堂、会老堂、六一堂、欧阳文忠公祠和西湖书院,构成了颍州的文化符号。南宋以来,欧阳修遗迹逐渐衰落,主要原因是黄河南泛而导致颍州西湖湖域面积逐年缩小甚至消亡,对颍州古迹产生了不利影响。欧阳修遗迹是颍州名流荟萃、文化昌盛的象征,彰显了文人不随流俗、讲信守义的价值观念,体现了颍州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     

张鹤腾与张大同生平、佚作及相关文献

晚明太子太师兵部尚书张鹤鸣之二弟张鹤腾、长子张大同皆于崇祯八年(1635)李自成所部攻陷颍州时被杀。张鹤腾既为名宦,又为名医。张大同亦为当世名士。尽管二人皆有著述一直流传到现在,可是关于他们的生平资料却很难稽考。正因为如此,《张氏族谱》、顺治《颍州志》、康熙《颍州志》和乾隆《颍州府志》对他们生平和佚作的记载,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北魏皇宗学与四门小学略论

北魏太和十六年，孝文帝设立专门面向皇族子弟的皇宗学。迁都洛阳后，又仿古礼立四门小学，设四门小学博士。作为皇宗学的延续，四门小学在北魏末期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北齐循北魏制度，设国子、太学、四门学，至唐代四门小学逐渐演变为大学性质的中央学校，不再针对宗室子弟，转为面向低级官僚子弟及一般百姓。     

晋至唐中叶门阀士族与佛教寺院的关系——从《开业寺碑》谈起

<正>开业寺碑立于唐开耀二年（682年），全称《大唐开耀二年岁次壬午二月乙丑朔八日壬申李公碑并序》，文载《金石萃编》卷五九。立碑人李崇悊，仕唐为“宣德郎行木（应为本）州录事参军事云骑尉”。碑述其高祖李裔，北魏延昌之末舍山第立僧寺，锡名偃角；孝昌之际，改为隐觉。其寺“自魏历齐，僧徒弥广”。周武废佛，僧徒亡散而屋宇重归李裔嫡孙     

中国经典墓志简介(四)

正《元保洛墓志》,又称《恒州别驾元保洛墓志》,北魏永平四年(511年)刻,民国十五年(1926年)于河南省洛阳市出土。志石曾归于右任收藏,现藏北京图书馆。拓高42厘米,宽40厘米。魏楷书,12行,行12字。志文书法用笔率意,结字开张,在魏碑中别具一格。《杨范墓志》,北魏永平四年(511年)刻,清代于陕西华阴出土,为尺寸最小的北魏墓志之一。原石不存,有翻刻。上海书画出版社《北魏墓志选粹》     

吕景蒙对明代颍州人文教化的贡献

吕景蒙于明嘉靖前期任职于颍州,其职司虽重在风宪且任职时间不长,但在明代中后期乃至清代颍州的人文教化史中贡献卓著,影响深远,被列为颍州名宦。他最具影响力的人文教化举措是修缮了西湖书院、兴建了三忠六贞祠、纂修了颍州地方志,这些人文教化措施功在当时,誉流后世,不仅提升了颍州人文生态的品质,而且使颍州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延续了这一人文生态的高位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