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思想与师生关系

“中庸”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最重要的思想，“中庸”思想在朝代的更迭和历史文化的变迁中遭遇到了褒贬两极的命运。在古代，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它的“中庸之道”曾被统治者改造，为其政治统治服务，而历代儒学大师将其推崇为“至德”；近现代“中庸”思想作为封建主义的东西遭到唾弃，而且还增加了“折中主义”、“阶级调和”等内容，“中庸”的所谓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更遭批判。     

“中庸”一词英译的哲学反思

“中”是中国儒学思想的精髓,是中国文化灵魂的直接体现。儒学典籍英译中,“中庸”二字作为重要范畴经历了西方译者各般阐释和比附。早期汉学家在释“中庸”一词时,颇多承续了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观,体现出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诉求,而当代汉学家安乐哲的翻译“切中伦常”则导向了对“中”在生活经验中的重新建构,昭示了儒学西方阐释的新动向,为中国哲学范畴的英译提供了启示。     

中西教育哲学思想的差异与人才在创新精神及创造力的关系

“求异”的教育哲学思想，极大地展示了学生张扬的个性，是西方科学技术在近代以来创造创新方面得以飞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的儒家教育哲学思想“中庸”的实质是严守人身的重等级关系而轻法制的依附关系，在权威面前“谨小慎微”，缺少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是自汉代后，儒家思想取得垄断中国之后的宋明以来停滞不思进展，使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学技术在创造创新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对高校文科生创新意识形成的束缚

华夏文明五千年孕育了灿烂的中国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的东方特色,更有其自身不可忽视的弊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民族性格等起了重要而深刻的积极影响,也有不为人所注意的负面影响,“中庸”、“中和”思想必然催生“迷信权威”、“崇拜中心”的社会心理,而这对中国人的创新意识萌发起了极大的负面效应.当下,这种负面效应仍在持续.高校文科专业,作为中国创新性经济、文化发展的人才储备库,作为一个以思想创新为培养核心的受教群体,这种负面影响显得尤为值得关注.     

当前中国的文化开放问题:困难与对策

文化的开放性是先进文化的固有特征,建设先进文化离不开对外开放这一基本条件.而现今中国文化开放面临诸多阻力,客观上西方国家奉行文化扩张主义政策,使我国文化开放面临"二难"选择;主观上存在思想理论障碍,使我们不能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当代西方文化成果.要加快文化开放的步伐,建设中国先进文化,应克服保守倾向,正确认识和对待当代西方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按照既要现代化,又有民族特色,同时又体现社会主义方向的原则对待文化开放和先进文化建设问题.     

论中国文化品格对当代楚辞研究及未来学术走向之影响

中国文化品格具有传承性与中和性。“传承性”是指中国文化从发端到现在是一个中间没有断裂的“文化连续体”。“中和性”是以“执两用中”、“中和”、“中庸”为理论基石,取调和折中之路并兼容外来文化。这种品格对当代楚辞研究及未来学术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即既运用传统学术方法进行研究,也采用西方学术方法进行研究。中外交流、中西合壁,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儒家政治伦理的人本倾向与普世关怀

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以“中庸”为最高理念，贯之以“仁亲民”的政治主张、“智好谋”的政治素养、“勇知耻”的政治风范为主要脉络，这些可以透过儒学经典中关于“仁”、“智”、“勇”天下三达德的阐释来加以体认。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打破“中西”之差隔，抛弃“体用”之争辩，儒家政治伦理的精髓作为深厚的化资源仍有其强大生命力，不仅完全适用于正在缓慢走向民主法治的中国社会，对于相对成熟的西方民主社会来说亦可从中获得启示。     

冯友兰境界说的文化心理背景

“新理学”之境界观总体上的文化背景是那个时代“古今中西”之争这一特定的文化事件。“新理学”境界观的形成,既有对西方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的借鉴,更有冯友兰在心理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特质即“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哲学精神的特别关注。在获得此种境界的具体路径上,冯友兰又提出了所谓“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而“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则又分别代表着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思维方法或哲学方法。     

论俄皇彼得一世改革的“欧化”与“专制化”

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进行的改革,是俄国从东方文明转入西方文明过程中的一次社会大变革。然而,彼得在全面学习西方的同时,却强化了国内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对外奉行帝国政治。其结果是又拉大了俄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差距,使俄国在后来的200多年间不断地落后于西方。彼得一世改革的“欧化”与“专制化”是诸多矛盾现象的重要根源。     

汉代楚风索源

西汉社会是荆楚社会形态的摹写和复现,汉初,奉行“黄老之术”,实行“无为政治”在经济领域获得了巨大成功。在文学界,以汉初政治领袖为先导,大力提倡楚风,至枚、马时期造为大赋,使楚风风行于南北。楚风北渐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意义重大的“更化“,它的发生底蕴在于楚文化的长期领先地位,而秦汉之际的政治变革也直接推动了这场文化界的变革。     

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建构逻辑及特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对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建构中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至上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奉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伦理,建构了科学完备、具有巨大优越性和强大适应性的国家政治体系。为保障这一体系的有效运转与效能发挥,中国共产党着力铸就“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以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中庸、折衷主义与价值判断

对“中庸”思想的理解也反对“过”与“不及”。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既不能把它视为“折衷主义”而给予过激的批判，也不能把它与“调和主义”混为一谈，逃避对事物作出价值判断。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中庸”思想的误读，是不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的理解与发扬的。     

歌颂与放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略》之四

一、“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9月,正当即将成立的年轻共和国面临“向何处去”的新的历史选择的关键时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以当时的冷战世界战略出发,对新中国实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封锁.毛泽东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他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宣布与西方世界的彻底绝裂,并作出“一边倒”,即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苏联一边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走上了在与西方世界隔绝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在文化思想上,在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绝对领导地位的同时,又根据苏共文化首领日丹诺夫的理论,只批判地接受“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十八、十九世纪西方人文主义文化,而断然拒绝“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文化,这样的文化选择,对在五、六十年代的封锁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教养、精神素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罪(amartia)与正道——东西道德价值观之源流异同的文字学分析

钱钟书曾言研究文词语言,常可得人之思想或心理。本论文在对希腊字“amartia(罪)”以及中国文字“正”、“回”等作文字学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传世文献,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家之“正”和“中庸”为基础的道德观与西方文化中以基督教之“罪(amartia)”为核心的价值观在结构上的相似之处,即二者都是偏离目标与指向目标的二元对立关系,并进一步阐明:儒家和基督教对这种二元对立关系的着眼点不同,因此描述这一关系的立场也不同;而正是这种不同造就了中西文化的某种不同特质。     

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中和”思想对中国画审关意识的规约

“中庸”是孔子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道德范畴与方法论原则。“中和”是子思对孔子“中庸”思想所作的进一步提升,最终形成了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一种审美价值取向。中国画亦蕴含着意义深刻的“中和之美”。本文通过对“中”、“和”的内涵分析,以及儒道文化对中国画创作及审美的规约的研究,得出了“中,即是‘和”的结论。     

文化视野中的教育改革

新世纪,中国教育进入历史新时期.随着背景演进和利益分化,教育领域中各种问题凸显.这些问题中有些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对此人们常常想到“体制改革”,而在一些人那里出现了极端主义对待改革的倾向.其实,“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更为需要的是“文化视野”,而这也是既往教育改革所缺乏的.“文化视野”把握多元价值,强调兼容兼顾.以文化视野审视教育改革,要求我们极教育研究之“高明”,而道实践运作之“中庸”,从思想行动两方面双管齐下,多元整合,文而化之.     

儒家的德治与法治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儒家文化在政治领域始终倡导“德治”，“法治”只是其辅政的手段。这一文化资源与西方“法治”传统构成对立的文化价值系统。总结对比中西“德治”与“法治”的根源及其现代意义，是本文之主旨。     

中国文化结构与艺术精神境界

人类进入21世纪,后现代文化及艺术风靡一时。它们消解价值,丧失价值判断,被称作“胡来艺术”。中国文化与艺术如何在与西方文化艺术的碰撞中逐步摆脱边缘化危机,重新摆正自己的位置,重新迎来新的辉煌,成为每个年轻的学者、艺术家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中国文化“三纲八目”的和谐之境,“修齐治平”的担当精神以及水、节、中、庸、孝、和等概念、范畴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不应该被当作历史垃圾而抛弃。相反,包括中国书法艺术在内的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应该得到继承弘扬,因为她们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指纹、民族精神。     

当今音乐教育应该重视德育功能

我国的文化传统,对于“乐教”的重视由来已久.乐的德性功能,比艺术本身更为重要.远在西周,当时的音乐教育内容为：“乐德”“乐语”“乐舞”.“乐德”即“中、和、祗、庸、孝、友”,“中”,犹忠也;“和”,刚柔适;“祗”,敬也,“庸”,有常也;“孝”,善父母曰孝;“友”,善兄弟曰“友”.“乐德”主要重于伦理道德,是音乐政治教化功能的体现.“乐语”,主要指诗乐教学,诗歌弦诵,以合礼仪;乐舞则以六代乐舞为主,兼习小舞.     

中国传统道德政治文化的现代价值论析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道德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占据着核心的地位,其几乎可视为一种“道德政治文化“。这种模式是指道德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元点,一个人因为拥有道德高权而获得权威,又因为权威而获得政治权力,这便构成了政治合法性的整体评价体系。无疑,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道德与政治二者的关系与非常密切,并与西方具有明显的差异。从道德的内涵入手,对中国政治文化中德治传统及其现代表现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彰显道德之于中国政治的独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