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琐记——小议《管锥编》等二则

一、小议《管锥编》钱钟书先生用札记和随笔的形式,写了约有百万字的《管锥编》(共四册)。在这部书中,作者考证了《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十部我中古籍中的一些问题,着重谈了文艺,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新见,此外还涉及文、史、哲等领域,引用了多种西方语文的材料。总之,此书内容博大精深,时出新见,文     

“敌众”与“敌家”

《楚辞·九歌·国殇》“凌余阵兮躐余行,主骖殪兮右刃伤”二句,今《楚辞章句》、《楚辞补注》各本王逸注云:“言敌家来,侵凌我屯阵,践躐我行伍也。”此注“敌家”一词,钱钟书先生《管锥编》第2册谓乃汉、唐古语,今语则分言“敌方”、“冤家”,并引《三国志·蜀书·法正传》“敌家则数道并进”(‘则’字各本无,钱先生误衍)一语为证。今案:《楚辞》王注“敌家”本作“敌众”。《国殇》前云     

《楚辞》洪兴祖直音研究

《楚辞》洪兴祖补注中的直音凡834例,通过整理分析发现:洪兴祖直音的格式多种多样,稳中有变,直音的范围广泛。特别是洪兴祖在运用直音法注音时,不仅注意到了注音字与被注音字读音相同,而且还发现了二者在意义上的联系。     

对《楚辞补注》点校本的一些意见

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是一种较重要的《楚辞》古注。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说;“兴祖是编(指《楚辞补注》),列逸注(指王逸的《楚辞章句》)于前,而一一疏通证明补注于后,于逸注多所阐发,又皆以,补曰’二字别之,使与原文不乱,亦异乎明代诸人妄改古书,恣情损     

《离骚》新论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指出了《离骚》中的“前后失照”之处。这是由“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二句切入的。王逸《楚辞章法》说:“‘蛾眉’,美好之人”,洪兴祖《补注》则谓“众女竞为谣言以谮愬我,彼淫人也,而谓我善淫”,似此,则——     

“《三百篇》有物色而无景色”辨——与钱钟书先生商榷

作者针对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提出,《诗经》只有状物而无写景,《楚辞》才开始由状物而写景的观点提出异议。文章依据清代学者方玉润著的《诗经原始》,认为《诗经》的风、雅、颂中已有不少写景的诗句,只是比较简短、古朴,且多用作比兴而己,然不能因此得出有状物而无写景的结论。     

蚌病成珠:读《管锥编》中的《史记》论

优秀作品往往是穷愁困厄的产儿,明确全面阐述这一理论的是钱钟书。钱钟书的《管锥编》也正是他"人"——"生"困厄的产物,是钱先生"在内心里意识到了自己",意识到了自己"心中有什么在活动,有什么在动荡和起作用",借助"言古"而"节今"(钱先生评钱谦益语),用《管锥编》"刻下"钱先生"内心生活的烙印"。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管锥编》之评论《史记》中。     

试论“伯林雉经”和吴刚伐桂的关系

一《楚辞·天问》云:“伯林雉经,维其何故?感(撼)天抑地,夫谁畏惧?”两问里隐藏着一个什么故事?人各言殊,谜底至今尚未揭开。自东汉王逸以来,为此提供答案的,大凡有四说: 一、王逸首创晋太子申生说,谓“伯林”即申生,言申生受谮于后母,“遂雉颈而自杀”(《楚辞章句》)。后之学者多附和王说,例如洪兴祖(《楚辞补注》)、王夫之(《楚辞通释》)、胡文英(《屈骚指掌》)等;然南宋的朱熹已表示怀疑;“旧注以     

钱钟书说理趣

<正>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第六则论神韵时说:“好理趣者,则论诗当见道。”理趣,是钱先生诗学研究母题之一。我读《谈艺录》乃至《管锥编》,特将钱先生有关理趣的精辟见解搜采和演释出来,是为学矣。     

王逸《楚辞章句》所见"忠"字考

本文是作者有关楚辞研究的论文之一.对楚辞中屈原作品里出现的"忠"字,今传本王逸<楚辞章句>中所见的"忠"字,宋代洪兴祖<补注>本中所见的"忠"字,进行了搜罗分析,对<楚辞章句>中所见"忠"的观念的发展演变作了探讨,指出,对屈原的"忠",不同时代楚辞读者的理解是不同的,这反映了社会思潮、人物思想,随着时代在不断变化.为楚辞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试析钱钟书对《诗经》诗歌情境的研究及开拓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以 6 0则笔记对《诗经》作了文艺学视角的研究。在对其创作诗学的探讨方面 ,有对《诗经》内容作的诗歌情境研究和对形式方面作的艺术手法研究。本文着重于对其中有关《诗经》情境及同样情境在后世诗文中的表现之研究进行梳理 ,同时兼及情境概念的辨析 ,以使钱钟书先生《诗经》研究的此一重要方面脉络清楚 ,能为人更好地理解     

《管锥编》譬喻研究综述

《管锥编》中的譬喻理论是以随文评点形式出现的。在三联书店2001年补订重排本中,《管锥编》（一）对譬喻理论的阐述较为集中,其他则较为分散。针对这种特点,攫住核心观点为要,对散见于文中的若干例证则从简处理,最终析出五条主要理论,即譬喻的功用、机制、特点、跨文化比较、局限及对策。这五条理论基本上可以涵盖《管锥编》譬喻研究的主要内容。     

试析钱钟书对《诗经》诗歌情境的研究及开拓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以６０则笔记对《诗经》作了文艺学视角的研究。在对其创作诗学的探讨方面，有对《诗经》内容作的诗歌情境研究和形式方面作的艺术手法研究。本文着重于对其中有关《诗经》情境及同样情境在后地文中的表现之研究进行梳理，同时兼及情境概念的辨析，以使钱钟书先生《诗经》研究的此一重要方面脉络清楚，能为人更好地理解。     

风雨同舟的文坛夫妻档

人们认识钱氏夫妇,多是通过《围城》《洗澡》两部畅销书。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取得了卓越成绩。笔记体巨著《管锥编》是钱先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杨女士在钱先生的创作道路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年钱先生写作《围城》时,写一段就念一段给杨女士听,二人互相交流想法,终著得这样一部传世巨作。     

南楚雷神考——兼谈《东君》祀主原型及《九歌》

楚辞中多次提到雷神丰隆,《离骚》曰:“雷师告余以不具”,洪兴祖《楚辞补注》云:“《春秋合诚图》云,轩辕主雷雨之神。一曰,雷师,丰隆也。”《离骚》又曰:“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王逸《楚辞章句》注云:“丰隆,云师,一曰雷神。”《淮南子·天文训》亦曰:“季春三月,丰隆乃出,以将其雨”,高诱注云:“丰隆,雷也。”从王逸、洪兴祖注文中,可以看出,云神和雷神都被称为丰隆,在《九章·思美人》和《远游》的有关“丰隆”的解释中,王逸也都注为云师。于是,云神和雷神便混淆不清了,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甚至认     

天地间一个读书人——我读钱钟书

一八十年代初,在南京上学时始读《管锥编》,赞叹之余,也令我气短:如此才智学识,后生小子只能望尘矣!谈艺论文,只眼独具,多由人不经意处切入,思发洪荒无人之境,硬生生开出一片洞天;一论既出,十几例乃至几十例相随,融汇古今中外,凿通文史政哲。我实在不知道钱先生到底读了多少书?以何以能把那么多的死东西从故纸堆中一一唤醒?我只是坚信:如不是钱钟书,不是《管锥编》,将不知有多少东西永无出头之日!学问原来可以做到如此境界!可以想见,钱先生对一个立志求学的青年会有怎样的影响!从此,我成了他的崇拜者。一边是死命地读四大册《管锥编》,一厚…     

钱钟书的记性

读钱钟书的学术著作无论是《谈艺录》《管锥编》,还是《宋诗选注》,都会有一种河伯见了大海时的感觉:“望洋兴叹”!以《谈艺录》论,他在书中援引的中外文学资料就达1100多种,其中历代各家诗话达130种,可以说中国诗话史上的重要著作无一漏网;而《管锥编》就更是浩无边际了,共征引4000多位作者的上万种著作。其中西方作家与学者在千人之上,作品达1800多种。钱先生曾对李慎之先生说;我这辈子对西方的大经大典算是基本上读遍了! 因为钱先生读书如此之多。又对所读之书记得如此之深,深到可以任意援引细加批评的程度,关于他记忆好的神话也就滔滔不绝。有人讲钱先生寓所里根本就没有书,钱先生读书根本不用记笔记——书中的内容全在他脑子里。还有人讲钱先生有“照相机”一般的记性,看过的书     

关于《管锥编》论“绩师空织”的思考

《管锥编》对《太平广记》的论述共二百一十三则,充分体现了钱锺书先生博采群书、视野开阔的治学特色。其中第三十八则,借由《天平广记·鸠摩罗什》篇发端,详细论说了"绩师空织"故事的起源与演变,以及"二西"一词的真正含义和使用中的误解情况,论说层层推进,精彩纷呈。兹就《管锥编》中论述《太平广记》的第三十八则,探究钱先生举一反山、全面贯通的治学方法以及学习其对材料的梳理与运用。     

《诗经》、《楚辞》龙凤文化审美

中国龙凤文化源远流长。在西周至战国时期产生的两部伟大诗歌总集《诗经》和《楚辞》，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龙凤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诗经》的龙凤多单独描写，《楚辞》的龙凤则多在一诗中对举描写，体现了南北文化融合的鲜明特征。《诗经》、《楚辞》中的龙凤意象都具比兴与象征作用，而《楚辞》则更多了一分南方巫文化的神秘色彩。《诗经》和《楚辞》共同奠定了中国龙凤文化的优良传统。     

论钱钟书的后期汉学研究

关于钱钟书先生在汉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人们谈及较多的是他在1940-1941年间发表于《图书季刊》（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上的《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但是这其后,钱先生的作品里有关汉学的内容却少有人梳理。其实在钱先生回国后所参编的《书林季刊》里,在他的散文杂纂中,以及《管锥编》、《谈艺录》这样的煌煌巨著甚至其晚年的断片残卷中,都闪现着汉学的灵光。如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1940）为界,将钱钟书先生的汉学研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考察其后期在汉学研究方面的思想和创作,可求得对钱先生之于汉学较为全面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