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土司地方治理特征的研究——以忻城莫氏土司为例

土司既是中央王朝任命的地方官,又是本宗族的族长,所以在地方治理中具有国家力量参与治理与宗族力量参与治理两大特征,二者内外结合构成了土司地方治理的基础。国家力量通过土司执行中央王朝的命令、流官参与土司政权、国家武力平息土司区叛乱三种方式参与土司地方治理,宗族力量则通过土司任命本宗族子弟为各级土目的方式在地方上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治理体系。此外,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土司在治理的过程中还保留着独有的民族特色。     

从女性土司的设置及承袭看明代土司制度——以商胜、奢香、秦良玉为例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为管理少数民族地区而设立的一种政治制度,其推行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从明代云南武定土官商胜、贵州水西宣慰奢香、四川石砫土司秦良玉入手,可以看到中央对女性土司设置、承袭及管理情况,亦可探讨这一时期女性土司的地位、贡献及其与中央的关系。     

明代云南土司袭职困境研究——兼论明末西南边疆控制的削弱

明中期开始,云南土司袭职出现混乱,不少土司无法正常袭职,造成诸多恶劣影响,包括地方纷乱、土司土官叛乱、地方离心力加强,甚至影响到近代中缅划界等。影响土司正常袭职的主要因素是吏治腐败和土司纳粟袭职政策,其中吏治又包括官吏贪腐、积重难返及沐氏与三司矛盾等。各种因素共同使土司承担大量负担,影响土司正常袭职,而其长期性又使土司产生了离心倾向,甚至威胁到王朝边境的稳定,并造成近代以来中国西南疆土大量丧失等深远影响。     

《中国土司制度史》中明代土司承袭校补——以《明实录》为依据

龚荫先生的《中国土司制度史》是目前学界一部较全面关于土司研究的著作,其内容涉及众多区域土司承袭次序,但同时龚先生著作中所列明代土司承袭次序,尚有个别遗漏。文章以《明实录》为依据,对龚先生著作中的遗漏做些拾阙补遗工作,使其更加完整,为研究土司承袭制度提供更加完备的资料。     

土司制度下的地方与中央：以佤族聚居区为例

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通过土司制度实现了对佤族聚居区的间接统治,这一制度的实施,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同时,中央王朝鉴于势力较大的土司难以控制,于是采取＂众建土司以削其力＂的方式,分而治之;另外,中央王朝利用各民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削弱了土司的势力。土司制度的实施曾对佤族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民族融合等。但该制度的封建本质注定了它终将被历史所淘汰。     

移民、土司与边疆社会——以龙州县逐卜乡板弄屯明代碑刻为中心的考察

发现于龙州县逐卜乡板弄屯的明代正德碑刻,是桂西南地区边疆移民史、边疆军事史、土司社会史的重要证据。明代中期,残酷的封建剥削、严重的自然灾害、严峻的军政形势等迫使山东青州地区民众大量南迁,其中一部分人迁徙到了桂西南地区并融入了当地壮族。有明一代,安南对桂西南地区蚕食不断,尤其是在明代中期以后,安南对桂西南地区的侵扰变本加厉。明代桂西南地区的土司社会,土司衙门机构与官僚组织相对简单,处于封建领主经济发展阶段,盛行劳役地租的剥削方式,北帝信仰影响广泛,残暴的土司统治包裹在仁慈的外衣下。     

明代中央政府对土司的儒化与利用——以土家族土司为例

明代中央政府通过承袭、号召土司设立学校、参用流官等手段对土家族土司进行儒化,并在军事征调和贡赋上利用与控制土司。儒化和利用构成了明代中央政府控制土司的核心内容,也导致了土司制度在明代的兴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明代西南土司“应调从征”的军事贡献——以“保靖土司”为个案

明廷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土司制度,频繁地征调土司参与中央政府的军事战争,表现可谓是战功显赫,不仅维护了明廷政治稳定与国家统一,而且还大大提升了土司战斗力,形成了服务于战争的地方新习俗。这一系列的军事贡献推动了“西南蛮夷”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也推进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共同体向“自觉”共同体的转变。     

论土司地区族群边界的交错与维持——以广西壮族土司为例

广西壮族土司的辖地边界交错相参,其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因素也有地缘和血缘的关系。在土司地区族群边界的维持过程中,伴随着民间流传的英雄历史观与兄弟情谊的有机结合,建构着土司地区社会人群的认同和区分体系,生成相互间彼此关联、如同手足、平等独立的族群关系,但同时又形成既是同盟又是对手的矛盾共同体。其间,合作、区分与对抗的特性,既统一在土司之间相对稳定的秩序之下,却又交织于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之中。     

民国时期滇西土司制度变化探究——以南甸土司为例

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直到中华民国建立,滇西土司制度仍保存完整。民国政府对这一制度采取了渐进的改土归流措施,但它最终没能彻底革除土司制度。不可否认的是,民国政府对滇西土司采取的一些改土归流举措,动摇、瓦解了这一制度。土司的许多权力被新型管理机构或共同或单独行使,土司制度也逐步向国家统一行政建制过渡。这为解放初期滇西改土归流的彻底完成准备了条件,也提供了历史借鉴。     

明代地方儒学的经费——以明代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地方儒学主要是指府、州、县学,还包括都司卫学。主要以明代方志为基本史料,从教官俸廪、生员的廪膳、儒学日常经费及其他辅助经费等方面考察地方儒学经费的来源与使用情况。     

明代地方学政的两次集中治理

徐永文在《教育评论》2007年第2期撰文考证了明代对地方学政的两次治理，指出正统元年（1436），明政府始设专门提督学政的官员，南、北两京设提学御史，各省则由按察司副使、佥事充任。提调学校官的设立，标志着明代督学制正式形成。但提学官设立以来，其不能尽职的现象一直存在。     

明清时期容美土司与朝廷交往策略研究——以武陵地区为例

明清时期土家族与中央朝廷保持良好关系,离不开土司对中央地方关系的悉心经营.以容美土司为例,武陵地区土司利用朝贡机会以特产投上所好,利用军功表达忠心并体现重要性,利用金钱开道和以文学交友,成功结交皇帝和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员,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而实现本民族的大发展.一旦土司丧失与皇帝、高级官员的私人情谊这种纽带关系,生存环境势必恶化,危及统治.     

国家治理中的地方财政透明度治理机制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根据国家治理中对建立现代化财政制度的现实需要,结合新《预算法》的要求,以建立公开、透明的财政预算管理体系为切入点,分析广东省财政信息公开内容、制度、模式、考评及途径的体制机制改革。制订地方财政透明度治理机制总体框架,改革地方政府预算管理体系,构建地方财政透明度治理机制评价指标等,能真正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支柱作用,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改土归流与土司的国家认同研究——以贵州草塘土司宋氏为例

明代万历时期,草塘土司主动请求"改土归流",这是草塘宋氏在土司治理下、与中央王朝的频繁互动中、土司内部竞争等影响下国家认同进一步强化的结果。万历二十八年,朝廷平定播州杨氏的叛乱,草塘地区得以实现"改土归流",逐步推进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与中原内地一体化进程,大量外籍移民的迁入,加快了一体化进程。因草塘宋氏有着良好的中原文化认同基础,改土归流后,在清代的科举教育推行下,宋氏由地方性酋长经科举入仕,进入国家官僚系统,成为王朝国家的臣民,并在治理地方上做出积极贡献,实现了自身的"华夏化",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经济转型升级与地方治理模式的创新——以浙江省长兴县为例

我国地方治理模式的创新不能照抄西方的治理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需结合我国实情,认真分析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和地方治理的内在逻辑和机制。文章以位于全国百强县的浙江省长兴县为典型案例,分析其发展中的困境,概括其成功的经验做法,并对长兴经济转型升级与地方治理模式创新所取得的成效进行了反思。     

论社会稳定与地方治理

当下的中国社会整体上呈现稳定的态势,但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利益矛盾和纠纷增多;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群体间流动受阻;就业形势较为严峻,劳动力供求矛盾突出;民众诉求渠道不畅,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暴力案件频发,公众安全受到威胁等.只有创新地方治理的理念与方式,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     

试论土司的社会管控策略——以重庆土家族为例

社会控制,是社会组织利用社会规范对成员的社会行为实施约束的过程。重庆土家族土司遵守王权国家设定的土司制度,认真贯彻和落实中央王朝的相关政策,采取有效措施,牢固地掌控着重庆土家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重庆土家族土司的社会控制策略表现在三个领域：一是与中央王朝的政治博弈;二是与内外土司的利益制衡;三是对领地百姓的掌控。     

地方高校内部治理体系改革的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以整体性治理为视角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迈入,高等教育系统正在发生革命性转变,对地方高校内部治理形成前所未有之挑战。当前,地方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存在治理理念“异化”、治理结构“裂化”、治理制度“僵化”、治理手段“弱化”等碎片化倾向。整体性治理旨在强调变革治理理念、整合治理结构以及创新治理机制,为地方高校内部治理体系改革提供科学的理论框架。由此,以整体性治理为视角,揭示整体性治理与地方高校内部治理体系改革之间的内在逻辑,提出凝聚高校综合改革共识、变革高校内部组织结构、立足教育治理法治化、提升体系改革支撑手段等突破路径,是加快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理想选择。     

论清代土司区变动的过程、特点及原因——以土家族区域为例证

文章以土家族区域为例证讨论了清代土司区变动的过程、特点及原因,认为清代土司区变动过程反映了清朝在"家,国"认识问题上的转化过程,国家权力与秩序调整的核心是土司区的自治必须绝对服从王朝国家的根本利益,王朝国家的政治需要和内忧外患决定了我国土司区的变动乃至是否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