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帝国的“文明等级秩序”: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中的美日人种展示比较

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人类学部门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土著居民,美日两新兴帝国试图通过展览其治下的“他者”重塑国内外形象。美国通过“印第安保留地”“印第安学校”及菲律宾村展示了对“野蛮人”的“文明化”成果,意在合法化其对菲律宾统治的正当性,确认白人优越论调。日本在此次博览会中第一次在海外展出了日本土人——阿伊努人,其近似白人的生理特征引起了西方人极大的兴趣,也引发了对于黄种人“统治”白种人的忧虑。种族的等级秩序反映了美日对外扩张征服中对自身统治合法性与道德性的精心展示,实质还是从属于“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秩序。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嘴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跨界生存中的“寻根”迷途——试析小说《群山回唱》中的“他者”形象

现代社会下的自我压迫机制使流散者产生了"局外化"和"边缘化"无所皈依的状态。阿富汗裔美国作家胡赛尼同样焦灼于文化差异带来的心灵错位与困惑。在其小说《群山回唱》中,他试图通过对"他者"的形象刻画和复杂情怀的抒写,进一步探讨民族血缘和文化归属问题,以期在"寻根"途中找寻心灵的原乡。     

知青叙事里的“他者”和“局外人”——以张承志和《黑骏马》中的白音宝力格为例

知青叙事中塑造了许多“他者”和“局外人”形象,尤以作家张承志和其作《黑骏马》中的主人公白音宝力格最为明显。通过文本细读法,从“自我书写的‘他者’——找寻存在的‘局外人’——‘他者’和‘局外人’的精神复归”的过程来分析张承志的经历和展示《黑骏马》中的白音宝力格的情感经历,研究知青叙事里的“他者”和“局外人”形象,对于重返知青叙事、理解张承志作品的生命意识和人性关怀具有重要意义。     

论《大地三部曲》中普世化的“他者”

美国作家赛珍珠在以中国为“镜像”的小说代表作《大地三部曲》中曾努力进行一种“他者”形象的普世化尝试,在相关人物的描写中创作出了中西融合的两种形象：一种是以阿兰为代表的以中国文化为内核而外表汲取西方文化精神的形象,但却以失败告终;另一种是以梅琳和王源为代表的在平等对待中西两种文化基础之上,汲取两种文化的优点,互为补充,而具有普世文化价值的形象。前者作为女性“她者”的代表,主要承载着对女性出路的思考,后者作为男性“他者”的代表,则主要象征着对男性以及整个男权社会出路的思考,文本以之为载体,表现了赛珍珠潜在的写作指向与文化理想。     

奸雄也是“雄”

在前一篇中,我们讲到毛氏父子把曹操定格在“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上。但是,这并不等于作者(或注者)在全盘否定曹操,或者说是在简单化否定曹操。《三国演义》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是立体地、形象地描述曹操形象的,而不是一味地贬低。在突出其“奸”的一面的同时,也着力描写了其“雄”的一面。在曹操身上,奸臣权相的本质是他的核心性格,另一方面又有雄才、机智、豪爽、爱才和富有政治远见的特     

接纳与融入——简析《一个印第安少年的超真实日记》中人物形象的象征意义

美国印第安裔作家薛曼在其代表作《一个印第安少年的超真实日记》中刻画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很多人物形象都充满了象征意义。P先生象征着来自白人世界的忏悔,高弟和洛杰象征着来自白人世界的友谊,潘娜洛普象征着来自白人世界的爱情;来自印第安世界的罗迪象征着放弃,玛丽象征着挣扎,阿诺象征着希望。主人公阿诺是他们居留地第一个勇敢地走出部落并融入白人世界的印第安人。他是连接白人世界和印第安人世界的纽带,也象征着印第安人的希望。     

中国摇滚“行走者”形象分析

“行走者”是贯穿中国摇滚始终的一个形象。梳理中国摇滚十多年的脉络，我们看见，行走者离我们越来越近，其形象却越来越小；他的姿势由行走变成了奔跑，其意识却从清查走向了迷惘，从痛苦走向了狂.上此，中国摇滚完成了从现代到后现代的文化转型，从中也折射出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实际。     

后殖民理论解读下的《威尼斯商人》——一个被丑化的“他者”

本文以后殖民“他者”理论分析《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形象。探讨莎士比亚有意丑化犹太人的可能性,以及其反犹主义和种族歧视。“他者”与社会主体在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对立冲突,证实了在强势主体文化影响下“他者”的失败是必然的。     

“他者”的眼光——写在《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学思想研究》前面

“他者”作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概念,讲求作家创作与其阅读接受的外国文学间,并不总能用事实来阐明。《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学思想研究》一书,分析中国古代中对外域文化现象载录时,体现的华夏中心主义等“他者”视界,还从以古今不同文化观念差异中,看中国古人对宇宙自然等现象的理解、古代社会两性关系的文学表现。以及“他者”眼光中,某些现象与问题的阶段性与差异性,如佛经母题在中国的接受变异。该书还试图结合一些主题史、母题史和意象主题史来展示主题学理论的具体运用,并总结古今文学研究实践中的主题学方法。     

超人哲学的“变异”──论郭沫若早期作品中的“激情天才”形象

尼采认为,超人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但他的超人却是以少数强权者的需要来进行符合个人利益的弃旧换新的。郭沫若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以“激情天才”形象实现了对尼采超人哲学的“变异”,使之成为“五四”时代革命精神的体现者。     

昆汀·塔伦蒂诺电影中的“他者”形象

以昆汀·塔伦蒂诺的《被解放的姜格》研究的起点。《被解放的姜格》是围绕着身份来展开叙事的,主人公姜格作为“他者”的身份构成了故事的逻辑起点,姜格的身份使置身于各种矛盾冲突中,这些剑拔弩张的矛盾冲突一方面强化了姜格的“他者”身份,另一方面也使姜格步入生存的困境：他失去了世界对他的认同,不管在精神还是现实处境中,他无所归依。进一步,我们进入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世界可以发现,“他者”形象与后现代文化之间丝丝缕缕的关系,热衷于“他者”形象建构的目的在于对艺术标新立异目的的追寻。     

中国生态环境形象的“他者化”呈现:基于《纽约时报》的话语机制分析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生态环境议题日渐成为世界大国之间利益博弈与权力争夺的新兴领域，因此探究美国媒体的中国生态环境形象建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生态环境形象如何被“他者”塑造?呈现何种话语特征与意义?通过将美国著名报刊《纽约时报》评论类型的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批判话语分析法，从文本维度、话语实践维度和社会实践维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生态环境形象进行总结探索后可以发现，“他塑”视角下的中国生态环境形象具有三重面向：负面的生态环境污染形象、积极的生态环境发展形象以及高度政治化的生态环境治理形象。美国主流媒体借助标题分类、互文引用、指称应用等一系列策略手法，制造冲突与对立，以此构建中国生态环境形象“他者化”机制。     

作为“他者”的文化符号：对比分析迪斯尼动画电影与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花木兰”形象

本文以中国民间传说中的“花木兰”形象为切入点,对迪斯尼动画电影《木兰（Mulan》）与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女勇士》对“花木兰”这一中国文化符号的运用和重构进行对比分析．迪斯尼借用中国民间传说,将本土文化的原材料进行市场和价值观层面的双重“改造”,从而使“他者”文化遭遇了身份改写．与之相比,在华裔作品中。”花木兰”形象虽然同样被作者重构,但它们呈现的是华裔作家在现实与历史之间所作的文化协调和整合的努力．     

美国影片中作为他者的中国人形象——以《功夫熊猫》系列为例

从默片时代开始,中国人形象就以“他者”的身份开始出现在美国电影中,在“我”的注视下,作为“他者”的中国人大多呈现为负面形象。在《功夫熊猫》系列中的中国元素,作为美国影片“我”眼中的“他者”,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误读依然存在。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这个他者更多地表达了“我”对社会及周围关系的一种渴望。     

从“西西弗”到“普罗米修斯”——个人反抗与群体反抗

作为“苦难与阳光之子”的加缪,在自身的创作中体现出独特的反抗精神,爱与信仰是其反抗精神的实质。在他的哲学随笔《西西带神话》和《反抗者》中,希腊神话人物“西西弗”与“普罗米修斯”是独具特色的反抗者形象,他们分剐为“个人反抗的代表”和“群体反抗的代表”,二者能够以独特的角度折射和再现出加缪的反抗精神。     

阿夫季:当代“耶稣”

置身于当代社会的前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是一个具有先知、良知的忧郁者,他自觉地负荷着时代的痛苦,对人类的关怀令作者上下求索。１９８６年,他推出新作长篇小说《断头台》,在这部小说中,他塑造了一个酷似基督教的“耶稣”形象——阿夫季,但作者笔下的“耶稣”形象失去了重要的宗教因素,“上帝”是新的“上帝”,“耶稣”是当代的“耶稣”,是人类社会善与美的追求者,是真理与正义的探险者与殉难者。     

汤亭亭小说《女勇士》的“他者”解读

汤亭亭的代表作《女勇士》表达了作家对中关文化能和谐相处、相互融合的期许,但是小说中在西方长大的女儿对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排斥态度正是西方社会以东方主义的种族中心为出发点．排斥被视为“他者”的非西方文化的典型范例,她所刻画的中国形象仍然是西方文化所折射的“他者”形象。华裔女作家的双重身份和尴尬处境使她们的文学创作流露出身份多重性的困惑．她们的作品既表达了对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渴望,又传递了对自己祖先文化的追寻与确认。     

文化的碰撞与尴尬——张爱玲小说中的中国形象与异族形象

张爱玲一生深受中西文化的影响,张爱玲作品中有许多表现中国和异族形象的叙述,在小说中叙述中国“自我”和异族“他者”,站在民主理性的西方文化立场批判中国,展现腐朽衰败的中国形象,站在伦理和道德的中国传统文化立场通过叙述“他者”,否定和排斥异族,展现丑陋虚伪的异族形象.通过小说中塑造的这些形象,可以看出张爱玲陷入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之后的迷茫与文化选择的尴尬,使小说呈现出苍凉的文化蕴味.     

“铁屋子”意象与其包含的文化形象——评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对“独异个人”和“庸众”的诠释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首次提到“铁屋子”,意在展现20世纪伊始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和各阶层国民的处境与命运.“铁屋子”里生活着“大多数昏睡者”与“少数觉醒者”,其形象含义非常深刻,引起无数学者的探究和诠释.李欧梵先生在《铁屋中的呐喊》—书中,通过对“庸众”与“独异个人”两个文化形象的独特分析,加深了“铁屋子”文化形象的深刻性与延展性,给我们观照鲁迅从“呐喊”到“彷徨”反复与挣扎、希望与浮沉的心路历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