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制衡对企业竞争力影响的博弈分析

文章从股权制衡的角度,利用简单的博弈论知识来考察股权制衡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适当的股权制衡可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并且可以进一步求出第一大股东和其他大股东的最优持股比例.     

政府补助、债务融资与创新投资——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究

利用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2010～2016年样本数据,分析了政府补助对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债务融资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与创新投资显著正相关,提高政府补助有利于激发企业创新投资,但其作用会受到债务融资的抑制;债务来源与期限均会影响政府补助对创新投资的激励效果;银行借款比商业信用、长期负债比短期负债的抑制作用更强。强化创新投资激励,既要提高政府补助水平,又要优化企业债务融资结构。     

CEO特征对R&D投入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研究与开发(RD)投入作为企业的一项战略选择,受到企业处于战略决策层高层管理者的有限理性和认知模式的制约。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RD投入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CEO能力、动力及权力等特征与RD投入的关系,结果发现:CEO工作背景、政治关联、持股比例与研发投入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选择具有创新意识、能够发现创新机会、辨别投资风险的CEO并提高其持股比例,有助于企业的RD投入,进而有助于企业迅速发展;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才有利于激发更多企业参与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减少企业通过政治关联进行寻租的机会,促使企业自主提高RD投入的比例。     

股权制衡影响企业价值的模型推导与解释

关于股权制衡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结果不一,其原因在于没有考虑制衡股东的个数.在建立模型验证分析结果基础上,得出结论:"双核"结构是最优股权结构;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越接近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     

R&D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了企业基础研究了吗?——来自省级面板的实证检验

政府R&D税收激励对企业基础研究的作用还未被证实。基于2009-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联合数据筛选出基础研究、R&D税收减免数据,本文运用面板回归方法验证了中国R&D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基础研究的激励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目前中国R&D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基础研究存在挤出效应。第二,进一步细分R&D税收优惠政策,结果表明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基础研究作用不明显,而高新技术企业15%税率式优惠政策显著挤出了企业基础研究支出;第三,政府R&D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基础研究失灵的原因在于政府"一刀切"的R&D税收减免实施标准,即基础研究和试验发展支出采取统一的减免力度,导致R&D税收激励政策对试验发展支出产生了较高的显著减税效应。该标准会诱导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开展低质量创新。本文的实证结论揭示了我国R&D税收优惠政策的不足,也从政策视角重新给出了中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一个新解释。     

政府补助对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134家上市企业的数据

以134家新能源上市企业2014—2019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混合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政府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新能源产业整体来看,政府补助与企业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政府补助刺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加创新产出;政府补助对光伏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并且滞后一期仍具有显著性影响;政府补助对风电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影响不明显。据此提出分行业完善政府补助政策的对策建议。     

高校R&D知识溢出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不断深入,高校RD活动对区域创新能力培养和提升的作用越发重要,因而成为大家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1 998-201 0年省域面板数据,在以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研究了中国高校RD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知识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高校RD的经费支出和人员投入提升了本区域的次级创新能力,但不利于本区域基础创新能力的提升;(2)一个区域次级创新能力的提高,会促进周边地区次级创新能力提升,但程度较弱,该地区基础创新能力的变化并不利于周边地区相应基础创新能力的提高。本文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现实依据。     

政府教育投资对私人教育投资的引导效应分析——基于我国政府1978～2008年教育财政支出的实证研究

运用协整分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计量工具,分析了我国政府教育投资对私人教育投资的引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教育投资与私人教育投资的关系在短期内体现为挤出效应,在长期内体现为挤入效应,但贡献率较低。因此,应转变教育投资观念,拓宽融资渠道,完善投资环境。     

FDI和政府投资对中国国内私人投资的影响

对1983到2010年相关年度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证明,FDI和政府投资对中国国内私人投资都不存在挤入效应.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政府投资参与较多,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低,跨国公司对核心技术扩散的控制,私人资本得到的外部支持不够等.因此,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完善国内私人资本的外部投资环境.     

政府补助、高管激励与实质性创新——基于新能源企业的经验证据

新能源技术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然路径.基于226家新能源上市企业2015—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探究政府补助对新能源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与企业实质性创新显著正相关;高管股权激励对政府补助与实质性创新间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提高股权激励水平会强化政...     

经济增长视角下高校R&D经费支出结构及其影响差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1999—2011)

鉴于目前鲜见关于中国高校不同类型RD经费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的实证研究,本研究利用我国1999-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这一问题。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中国高校RD经费总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但高校基础RD、应用RD以及试验与发展RD经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梯次递减;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所有类型高校RD经费支出都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中部地区只有高校应用RD经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显著,而西部地区不同类型高校RD经费支出的作用都不明显。因此,我国不同区域高校RD活动的支出结构需要进行深层次调整以充分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基于元分析的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随着股权激励制度的不断发展,关于我国上市公司如何进行股权激励的话题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然而用传统的分析方法对中国情境下股权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至今尚未得出一致结论。鉴于此,本研究使用元分析(Meta analysis)方法,对股权激励水平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60篇文献样本,174个效应值,以及股权激励模式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27篇文献样本,90个效应值进行定量统计分析,以此得出关于股权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阶段性定论。研究结果表明：(1)股权激励水平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财务绩效;(2)分别实施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模式均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股票期权的激励效果要优于限制性股票;(3)情境调节因素(股权激励的模式、企业上市板块)和方法调节因素(企业财务绩效测量指标、数据类型)能够对股权激励水平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而企业性质对二者关系不具有调节作用。从更加宏观的视角阐述股权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内在机制,探究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存在不一致性的潜在调节因素,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并为我国上市企业建立更加有效的股权激励制度提供建议。     

股权结构与董事会独立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危机前后生物医药行业的比较研究

分析了危机前后生物医药行业股权结构,董事会独立性与企业绩效情况,认为股权制衡与股权集中对企业绩效的增长均具有促进作用,但是相对于危机之前的环境来说,在危机发生后股权制衡对企业绩效促进作用的显著性增大,作用力度也增强;而股权集中对企业绩效促进作用的显著性降低,作用力度也减弱。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但在危机之前该作用不显著,在危机发生后,该负向作用才变得显著。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证据

选取2015-2019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将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公司价值的衡量指标,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价值的影响。通过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对公司价值产生负面影响,股权质押的比例越高,企业价值越低;当公司股权制衡度越高时,股权质押对企业价值的不利影响越大。根据股权性质的差异对比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创业板上市的民营企业股权质押对公司价值的损害更大。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非效率投资影响的研究综述

本文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与完善,企业的投资率逐年上涨,但是投资效率却没有相应上升.在我国上市公司中,非效率投资现象确实存在,且比较普遍,主要表现为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管理层作为决策的直接发出者,可以说是企业过度投资的源头,所以国内外专家学者致力于从股权激励角度,探索股权激励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以期为非效率投资治理提供依据,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慈善捐赠与企业价值提升——基于大股东持股和CEO权力调节效应的分析

以201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在大股东持股和CEO权力的调节下,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下并无区别;但在大股东持股和CEO权力的作用下,两者均会削弱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CEO权力比大股东持股的削弱能力更显著,同时在高行业竞争研究中和区分产权性质后都可以得出此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