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罗马法与《唐律疏议》中婚姻成立的要件之比较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家庭维系的基础。而不同的社会时代、不同的环境也会造就不同的婚姻制度。强大的罗马帝国下的婚姻严守一夫一妻制的原则;在东方,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代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多妾＂,以＂夫为妻纲＂。尽管如此,不同的时间、空间,罗马法和《唐律疏议》中关于婚姻制度在结婚的要件上是有相似之处的。     

董事权力制约的德国与日韩模式比较研究——以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监督为例

随着我国企业改制进程的加快，公司董事权力制约越来越成为公司治理的中心问题，我国的公司机关构造从形式上属于日韩模式，但是在对董事的监督方面存在很大的漏洞，比较德国和日韩在公司董事权力制约方面的特点，对于我国《公司法》在这方面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亲子游戏中家长参与的调查研究——以云南省曲靖市三个家庭为例

亲子游戏有利于发展幼儿的认知能力、社交能力,增进亲子关系。研究采用访谈方式进行,发现亲子游戏中家长参与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对策。     

福柯“权力话语”下的民族神话——以《西藏王统记》为例

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广泛存在于早期文字书写的史籍中。通过梳理各民族造人神话起源类型,发现在藏民族史籍《西藏王统记》中记载的一则"兽妖造人"神话,区别于其他各个民族的叙事模式。通过对文本细致解读,从福柯"权力话语"视角出发,分析"兽妖造人"神话中"人之死"、"话语权力"、"凝视与规训"等具有后现代意味的深层表述,揭示少数民族文学文本的解读同样适用于"后现代"等经典分析视角。通过个案的呈现,启发对少数民族文学文本解读的另一种可能。     

家庭互助小组对家长的促进作用的案例分析——以大班“专注小超人组”为例

家庭互助小组活动是家长非常喜欢的一种互助性活动,它是一种既对幼儿有教育作用,又能够促进家长互助的家、园、社区协同教育的新模式。文章以大班"专注小超人组"为例,通过分析家长在活动不同阶段的表现与成长,展示家庭互助小组对家长家庭教育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     

石黑一雄的权力空间模式研究——以《远山淡影》与《浮世画家》为例

《远山淡影》与《浮世画家》是当代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的两部鸿篇巨作。作者都对主人公所生活的空间进行了大量的着笔,如城市、公园、公寓等。以福柯权利与空间理论为指导,深入探讨主人公所生活的城市空间和居家空间,揭露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所构建的光怪陆离的权力场域,在空间规训系统与分配原则的作用下,将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全景敞视监狱”。     

资本社会规训之悲剧——以赖特的《土生子》为例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首要性决定了资本既得利益阶层统治社会的本质,这一政治本质所产生的问题贯穿美国历史。赖特《土生子》反映的背景正是大萧条时期白人资本精英主宰下的美国社会：经济上,白人通过资本力量对黑人进行着隐秘的控制与剥削;政治上,资本与政治力量的结合从系统上形成了对底层的隔离与压制;思想上,白人在宗教、文化、教育领域对黑人进行着反智化的引导。赖特通过小说主人公别格的悲剧告诉读者：在白人资本精英统治、种族歧视的社会里,如此的规训造就的只是表面上听话、温顺而实则充满愤怒、危险的“潜在犯罪分子”;像别格一样的黑人如果缺少施展自我才能的空间和机会,且找不到正当的抗争途径的话,就有可能走上自我毁灭的悲剧之路,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     

诸子散文英译中互文性的微观操作——以《孟子》和《庄子》为例

先秦时期的诸子散文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特征。对于异国读者而言,要理解其中的内涵和作品的主题尚有困难。因此,如果要传递诸子散文中的文化信息,互文性理论对诸子散文的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文章考察了《庄子》、《孟子》译本中的几处具有文化特色的词的互文性处理方法,探讨如何利用互文性的微观视角最大限度地把原文中的文化内涵传递给读者,而提出文中加注释或脚注和阐释的翻译方法。     

明清地方官行政能力的培养与其对国家权力的行使——以《到任须知》和《福惠全书》为中心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的变迁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空前强化,地方官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治理形势。地方官在其为政一方的过程中若能对执掌的行政权力加以纯熟运用,那么它将是国权意志在基层社会得到有效贯彻的重要保障。因此,明清两代的统治阶级皆对职业官僚的培养予以高度重视。由开明君主御制的《到任须知》与由经验之臣编纂的《福惠全书》是旨在提升地方官员职业素养的两部代表性行政指导文献。这些官箴著述对官员的核心要求是“恪尽职守”,其背后的中心思想是对皇权的百纵千随。它们的问世不仅为新科入仕者指明了施政所要,也体现了明清国家权力行使的重大进步。     

权力话语冲突下的自我建构——以岩井俊二的《燕尾蝶》为例

以福柯的"权力话语"为理论基础,对日本工业文明的权力维系进行了分析。以岩井俊二的影片《燕尾蝶》为例,并通过影片中五位主人公自我价值的建构过程,分析主流权力话语如何被否定、被拆解,以及处于社会边缘的"他者"又是如何争取独立的话语权的;并对"权力话语"与电影人文关怀的关系,和以电影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如何在艺术性与社会性之间维持平衡进行了探讨。     

敦煌讲史变文对唐代历史人物之书写析论——以《叶净能诗》为例

敦煌变文中的讲史类变文,虽为作者根据客观历史事实创作出来,但作者已将其创作主观意识发挥其中,可以透过作品分析了解其中蕴含的唐代时代气象、社会风气以及故事书写的背后意义.其中以唐代当代人物叶净能与唐玄宗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叶净能诗》,就将叶净能的历史真实与作者主观书写融为一体,透露出叶净能实为唐代其他有名道士故事的集合体,通过历史真实的搜集以及变文内容与唐人杂记故事的比对,可以发现变文作者对叶净能与唐玄宗的当代书写,从而反应唐代社会对道士道术的解读.     

婚姻与家庭对人格形成的影响——以《面纱》为例

当今社会语境下,人格是一个复杂问题。个体在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中,人格起着重要作用,人格的形成受到婚姻和家庭的深远影响。本文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以英国作家毛姆的小说《面纱》为例,展开婚姻与家庭对人格形成的影响分析,并对当下中国社会婚恋中普遍存在的个体人格缺失问题,进行选择性反思。     

翻译中人际意义的建构——以《青春之歌》为例

该文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青春之歌》及其英译文为例,通过考查英译中情态动词的使用和搭配等情况,探讨具体语境中情态动词对于身份和形象建构所起的作用。情态动词及其英译折射出交际者的关系、情感、态度等人际意义。翻译话语中必须精准有效地使用情态动词以建构形象、反映时代精神,把读者吸引到文本中去。     

析莫砺锋、阮忠诗歌研究之差异——以《江西诗派研究》《唐宋诗风流别史》的比较为例

明代何景明曾在《杂言十首》中谓:"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他的这种"文体代变"的文学观念虽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萌芽,却有些过于绝对,言于轻率。对当代学者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和阮忠《唐宋诗风流别史》这两部著作的比较研究,我们能够发现两位学者在诗歌研究上的差异,也能够更加准确地发现宋代诗歌的独特地位和魅力,对宋代诗歌作出更加公允的判断。     

语文教材中诗歌的多元解读——以《大堰河——我的保姆》为例

在2011年版的《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对教材编写建议中指出:教材应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要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情感。同时,教材应密切联系学生的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文章从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出发,综合运用多种文艺理论对其进行多元解读,丰富诗歌内涵,力求开阔学生的阅读视野和创新思维。     

以《呐喊》为例谈鲁迅小说中角色形象对作品的超越

角色形象是读者记住与认识一部优秀作品的重要标记。塑造角色形象是鲁迅小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在鲁迅小说中有很多角色形象被我们所熟知,如孔乙己、祥林嫂、闰土等。鉴于角色形象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对鲁迅小说集《呐喊》中的角色形象塑造进行分析,指出其在剧情、世界观、价值观等方面具备的内涵。     

初中语文教学中对情感教学策略的实际应用——以《背影》为例

随着中学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初中语文教学策略不断完善,情感教学策略是近年来引入课程教学的新型教学方法,该教学方法通过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使学生更深入地接近教学内容,并对教学内容有更深层的理解。本文以情感教学策略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实践应用为例,分析了情感教学策略对初中语文教学质量的推动作用。     

中国文化对芥川龙之介创作的影响——以《中国游记》为例

日本长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在近代这种影响因中日关系的变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期重要作家,也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代表性日本近代作家。中国文化对于芥川的影响贯穿其一生,作家的中国之行对其创作生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试以《中国游记》为例,分析中国文化对芥川的影响。     

中国文化对芥川龙之介创作的影响——以《中国游记》为例

日本长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在近代这种影响因中日关系的变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期重要作家,也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代表性日本近代作家。中国文化对于芥川的影响贯穿其一生,作家的中国之行对其创作生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试以《中国游记》为例,分析中国文化对芥川的影响。     

媒体对中日两国国民感情的影响——以2008年《人民日报》和《读卖新闻》为例

近年来的舆论调查显示,新闻媒体是中日两国民众了解对方国家的最主要渠道。而媒体报道的内容和姿态,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举足轻重。鉴于此,笔者考察分析了2008年《人民日报》的对日报道、《读卖新闻》的对华报道。日本报纸过多的负面报道,对突发性事件的炒作,是导致日本民众对中国好感度下降的重要原因。中国报纸以两国关系的大局为重,客观冷静的报道态度,使中国民众对日感情发生了积极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