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体大赋抒情性研究

散体大赋具有抒情性,它以铺张扬厉的笔法抒写了对汉帝国的赞美之情;同时,它又继承了《诗经》讽谏思想,对汉帝国的奢靡予以讽刺;它抒情写志,反映了汉代文人士大夫独特的思想感情;它是由骚体赋到抒情小赋过渡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抒情赋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初唐新文体赋与汉代散体赋的差异

历来对文赋的肇始是有争议的,无论是汉代的散体赋,还是唐始的新文赋,实际都可称为文体赋。但从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看,二代所表现的赋风又是有所差异的。仅以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四杰"中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等篇来看,即可窥蠡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和作家个性之特点。     

汉代赋颂关系析论

汉代颂与赋体貌接近,这一方面和汉赋文体对颂体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颂的文体规范尚未形成,颂论多依附赋论。汉代存在赋、颂混称和连称的现象。汉人称颂为赋,是由于汉代赋在广义上包含颂;称赋为颂,一是为强调赋中"述形容"且"美盛德"的内容,二是由于"赋""颂"字义有相通点。汉代"赋颂"连称,原因有三:一是赋与颂并在"六诗"之中,"六诗"之名,后来多两两相合;二是由于赋、颂在汉代皆属宫廷文学,宫廷作家多赋、颂兼擅;三是汉代颂论对赋论的依附。     

论汉代咏物赋

咏物赋是汉赋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汉咏物赋的创作,繁荣兴盛,已臻成熟：咏物题材,空前繁富,大体齐备,自然审美认识逐渐形成;写物图貌,注重排比铺陈,并善于运用夸张、比喻、虚拟、对比、映衬、烘托等丰富的表现手法,多层次多视角地摹状写物,取得了显著的艺术成就;通过咏物,又广泛深刻地涉及到社会人生,展示了汉代文士的社会心态和精神风貌,体现出独有的思想价值。汉代咏物赋的文学功绩和独立地位,应当得到重视与肯定     

汉代赋家倡优论商榷

汉代赋家倡优论是由于没有从本质上去认识赋家及倡优而导致的误解。本文采用比较及统计的方法区别汉代赋家及倡优的不同,从本质上区分二者。倡优的本质是从事歌舞、戏谑的艺人;汉代赋家本质是一群包含从帝王到平民多样身份的才人。从政治地位而言,汉代赋家其中包括至高无上的天子,有服侍皇帝的郎官,有各类大夫,有王侯,有执掌州县的太守,县令,有各级属官属吏,也有乡官平民,有的赋家即使是平民也享受着特殊尊荣。汉代赋家绝大多数人都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从智识的角度而言,赋家或是经学家,或是史学家,或是目录学家,或是文字学家,或是诗人,或是科学家,他们大多属于士的阶层。赋家的赋作继承古诗颂美讽谏的传统,同时也抒发个人情志。他们的赋有别于倡优的奉承取悦人主的作品。     

从唐代到清代文人竹枝词题材内容的发展演变

唐代文人竹枝词的题材以模仿民歌表现乡村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和描写地方风物、风俗为主。宋代则大大拓宽了竹枝词的题材范围,在众多的题材中,以通过咏风土来反映民间疾苦一类占了较大比例,显现出较高的思想价值。元代的文人竹枝词远离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都极为深重的现实生活,几乎全是吟咏湖山之胜、人物之美的作品。明清两代的竹枝词又贴紧现实生活,以咏风土、讽时尚、议时政为主要题材,具有较高的方志学、民俗学、历史学价值。     

从女性题材赋看汉赋的类型化到个性化转变

从司马相如的<美人赋>到蔡邕的<青衣赋>,汉代女性题材赋经历了类型化到个性化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汉代儒学盛衰变化的过程和赋家对汉赋地位思考演进的过程.这种思考促进了文学独立地位的确立.     

从京都赋到京城诗：汉代城市文学题材的变迁

以班固为代表的赋家创制了”京都赋”文学系列,以卢照邻为代表的诗人则在初唐创造出了”京城诗”的文学样式,不能不说是一个颇有意味、也颇有意思的文学现象。而从京都赋到京城诗的这一创作轨迹,我们可以看到所呈现的城市文学题材这一文学样式产生与发展的内在轨迹与原因。     

汉代体物大赋对《楚辞》语词的接受

文学的发展在于语言之用,汉代体物大赋以铺陈夸饰为主导,而赋之体物状貌在于语词的运用。汉人作赋,必读《楚辞》以为文体仿效的格式和语词取用的资源。通过《楚辞》和汉赋之文本,可探汉代体物大赋对《楚辞》语词的接受主要表现在以稳定的形式依序递相祖述和夺胎换骨的脱化方式,体现出汉赋对于《楚辞》语词的直承与流变的趋势。     

"斑彩文章"与"精敏""鬼黠" --从司马相如、扬雄散体赋看蜀人的文化个性

司马相如、扬雄的大赋作品不仅展现了汉帝国宏伟的气势和繁荣昌盛的面貌，开启了一代恢宏富丽的美学范式，同时也折射出古巴蜀人那“精敏、鬼黠”的文化性格，是巴蜀人人格的喻示和巴蜀悠久文化的载体。本文认为其散体赋那“架虚行危”的奇特想象、光彩夺目的图案美充分表现了蜀人葱笼的想象力，其作品中大量的生僻字词和同偏旁字词的运字特征恰恰又是蜀人对远古文明的崇拜与善于创造的个性展示，其作品兼容蜀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的实际则又是蜀人封闭中有开放的文化个性的表征。     

简析汉大赋讽劝矛盾形成的原因

两汉文士的创作集中于辞赋，以文学侍从之臣为主创作的体物大赋，从一定意义上说，已经成为两汉文学的重要标志。汉大赋的主题有其特殊性，文章作一简要分析，以说明这种特殊性形点的原因。     

汉代“士不遇”赋研究

“士不遇”赋是汉代政治抒情赋的代表。这类赋反映时代变化,描写自然景物,思想内容丰富,它还探索表现方法,创造新的体裁,在艺术形式上也取得高度成就。不过,汉代士不遇赋有很多的教训,值得深思。     

《三国演义》与汉赋:两种文学经典的重要关联

《三国演义》与汉代辞赋之间有着某些重要关联。第一,两者的文化精髓相通,即都为"大一统"思想文化,且这一文化对两者成为文学经典起了重要作用;第二,《三国演义》恰当而成功地点缀了部分汉代辞赋,属妙笔生辉、锦上添花之笔。     

东汉文章的文统与文气论略

东汉文章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它是秦汉散体文章向魏晋六朝骈体文的过渡阶段,东汉文章史上,作家众多,文章丰富,但在文学史上东汉文章却处于被忽略、甚至被排斥的境地。本文着重对这一时期的文统与文气作初步分析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重视东汉文章研究的必要性。     

汉代奏议文风的衍变

奏议是我国古代臣下上奏帝王文书的统称。与其它文体相比,奏议文风在后世各代总体变化不算太大,但又总在变化之中。从汉代奏议看,其文风的衍变表现在直谏、讽谏的交替往复,从雄健博雅向典雅醇厚、刚烈质直转化等方面,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两汉世风、士风与文风的互动与变化。     

扬雄《逐贫赋》与汉代民俗

《逐贫赋》并非运用了拟人和想象,其中的“贫”实系西汉民俗信仰中的“贫鬼”,与此相关的民俗为“除贫”。《逐贫赋》第一次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回答了文化史上一个重大命题：当被政治的浊流冲击到社会生活的边缘以后,作为一个文化人应该以什么方式完成文化使命,实现人生价值。     

论唐代史学发展与古文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的繁荣与唐代史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唐代改变了前代私人撰著国史的惯例,正史由国家设史馆编纂。唐代史学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史官地位尊崇,史学的载体古文因而受到推崇。唐代科举设立史科,也提高了史学的地位,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唐代古文家多重视史学,很多古文家曾任史官。     

韩愈的交游与古文之兴

本文从韩愈的交游重新审视古文和古文运动,认为:柳宗元作古文不像韩愈那样弘扬古道,而是以自己的生活、思想、性情为文,缺少与韩愈共倡古文的自觉。韩门弟子李翱趣味重在修史,张籍为韩愈所重却乐与白居易、元稹以诗为务,皇甫的好新奇与古文的传古道有所不同。张籍弃俗而从好古文的寂寞之道以及李翱的不合时俗而学古文,可见古文处世的艰难。在韩愈的其他交游中,孟郊创作的趣味在诗,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重诗且言不称古文,同样说明古文在当时声势的微弱。     

汉画像中虎形象的巫术元素

汉画像中的虎形象是研究汉代艺术思想的重要材料,蕴含着丰富的巫术元素：它利用模拟巫术,借助虎的食鬼神性,刻虎于墓门以驱鬼碎邪;“虎食旱魃”图像通过模拟巫术,真实地再现了汉代民间以巫术驱除旱鬼的社会风俗,反映了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与大自然抗争的心理状态;升仙图像中,虎既为仙界神兽,又为升仙运载工具,同时具有扫除升仙途中的障碍的用意.     

略论《汉书》的整体结构

《汉书》在结构上比《史记》更加注意整体性与规范性,既断代为史,又有鲜明的通史意识,努力将“断”与“通”结合。《汉书》“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也是“大一统”的通识思想在史学上的鲜明体现。《汉书》在整体架构上具有“一部如一篇”的特点,只有将《汉书》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客观全面地把握其结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