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长篇新作《我不是潘金莲》论析

刘震云继《一句顶一万句》之后,推出长篇新作《我不是潘金莲》,用幽默讽刺的笔调写出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农妇李雪莲20年来执著于上访的故事。她希望借用这种方式摆脱"潘金莲的"骂名,重新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小说结构清晰,语言简练,表面上讲述告状的故事,实则折射了社会现象,讽刺了只为私利的各级官员,展示了百态的社会生活。     

刘震云小说的影视化倾向——以《我不是潘金莲》为例

在影视艺术的强烈冲击下,文学不断萎缩,当代作家刘震云选择与影视"联姻",其小说创作表现出影视化倾向,为文学扩大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他的创作既保持了文学的品格,又能够充分吸收影视剧本的积极因素,成为当代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     

无意识的男权书写与有意识的女性观照——论刘震云写作中的男权意识及新作《我不是潘金莲》的女性悖论

作为一名男性作家,一直以来,刘震云因深邃的主旨立意和独特的叙述方式而备受大家关注,但鲜有论者提及其写作中的男权意识。在新作《我不是潘金莲》中,刘震云意欲以一本书的方式去接近李雪莲,从而塑造出一个全新的理想女性形象。但有意识的女性观照与无意识的男权书写相抵牾,形成了新作中关乎李雪莲形象的系列悖论。     

民间精神与荒诞的权力运作机制——论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的叙事伦理

刘震云持之以恒地关注权力对人性、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他最新的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中,被权力挟持的荒诞生活更是被他提升到一种寓言化、传奇化的境界。在游刃有余、幽默迭出、清简传神的明清话本风格般的叙述中,刘震云展示了敢于担当的民间精神对荒诞社会的不公不义的反抗,暴露出了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的荒诞性,从而逼迫人们深入反思当今社会的可能出路。这无疑是富有启示性的叙事伦理指向。     

《我不是潘金莲》:女性、权力与生存困境

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叙述了李雪莲为证明假离婚与"我不是潘金莲"在二十余年间的上访历程,展现了李雪莲在夫权、男权压抑下寻求尊重、理解和话语权的努力与困境,揭示了政府官员和权力机制的存在状况,表现了作者对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关注、思考与批判,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论刘震云小说的荒诞书写及其局限——以《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和《我不是潘金莲》为例

重复作为刘震云小说的叙述模式,体现出作家对于人生荒诞感的认知。《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和《我不是潘金莲》是刘震云荒诞书写的代表作品,但小说人物存在符号化、简单化倾向和想当然意味,偏离了五四人的文学的传统。同时,小说结尾将主人公的悲剧置换为另一批人的喜剧,具有较为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降低了作品的思想启蒙力量。《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和《我不是潘金莲》两部小说体现出刘震云在运用西方文学资源本土化方面的不足之处,对于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与同名小说之比较

电影与小说是两种异质的体裁,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和冯小刚翻拍的同名电影,无论是二者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还是表现形式都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与可比性。从故事情节方面来看,电影由于受到其体裁上的局限性即时长的限制而对小说内容进行了删减和改编,导致作品的深刻内涵有所减损;从人物形象方面而言,电影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多地投注了导演再阐释和再创造的意味,人物形象明晰生动却缺乏复杂性;而在表现形式方面,电影艺术发挥了其独特的艺术手段,运用了几种不同形式的画幅,使得形式与内容巧妙融合起来,加强了故事内容的表现力。     

荒诞与抗争——从性别角度看《我不是潘金莲》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在荒诞的故事背后展示了女性的抗争,导演开创性地采用圆与方的镜头切换,在方圆之间讲述属于中国的女性故事,女主角李雪莲对告状的执着与对情理的追求,展示了她作为一个独立的女性个体对于尊重和理解的向往,荒诞故事的外壳与女性主义的主题诠释在电影中结合得相当巧妙。     

刘震云推出最新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

日前,在长江文艺出版社举办的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新书首发式上,一开场该书名便引发了巨大争议:书名到底该俗还是该雅。刘震云有自己的想法:作品的名字还是深入浅出比较好。我起过一个特别有文化的名字,所有的人都问我是什么意思——不像《我不是潘金莲》,给人感觉第一是眼前一亮,第二是能扑哧笑了。小说围绕女主人公李雪莲展开。她为生二胎经历了一场荒诞的离婚案,还莫名其妙地背上了潘金莲的恶名。她为了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更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最终走上告状之路——     

从潘金莲形象的演变看女性思潮的变迁

由《水浒传》中的“荡妇”到《金瓶梅》中的“荡妇、妒妇加悍妇”,再到电视剧中为了追求理想爱情步入歧途的良家妇女,潘金莲的形象有了很大的跃迁。人物形象的这种演变不是无本之木,而是受女性观念和文学思潮的影响。因为文学作品和文学形象展示着来自历史深处的皱褶,透露出超个体之外的时代变迁的律动,让观者能够看到一个更为宽泛宏阔、多维多元,更具社会现实意义的文本世界。     

新的叙述姿态--刘震云的新历史小说

刘震云的“新历史”小说,与官方“正史”的描述迥异,提出了观照历史的新观念;从重新认识、反思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独特观照视角,表现了历史的另一种写法;以野史稗闻和凡夫俗子为表现对象,把历史进行寓言式的表达。     

用合作原则解读电影《我是山姆》对白中“爱”的会话含义

影视话语是电影中各人物之间交流,表达情感的重要形式。通过对影视话语中对白的分析,人们能够窥探电影人物的内心世界,领会影片所要传达的深层意义以及语言的艺术魅力。话语本身的“字面意义”解释“说了什么”,说话人使用该话语表述的实际“含蓄意义”解决“意味着什么”。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在1967年被正式提出,他把那些违反合作原则下的“四准则”而推导出来“含蓄意义”称作“会话含义”。本文以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和会话含义理论为指导,分析电影《我是山姆》对白中违反合作原则所产生的“爱”的会话含义。     

论刘少奇《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贡献

《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是刘少奇论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文献。在这篇讲话中,刘少奇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党的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生命线＂,是为实现党的特定历史阶段任务及最终目标服务的根本手段。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把握方向原则、求实原则、渗透原则和民主原则,发挥好宣传部在宣传马列主义中的组织领导机关作用,处理好与中心工作的关系,提高马列主义教育者的素质,依靠广大先进分子开展教育,做好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