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朝“势族”内涵的变迁

西晋人刘毅在论及当时九品中正制有八损时曾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后来沈约在《宋书·恩幸传》中曾引用此语并将其改为“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这绝非是简单的同义词替换,而是因为在魏晋南朝三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些词语的内涵不断被历史本身所更新,正所谓“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势族”一词在魏晋南朝文献中出现的具体语境为例,其所指先后经历汉末的地方豪族、西晋中央政府中的势力集团、南朝迅速兴起的寒人群体等三个阶段.这个变化过程与门阀势力在此时期的兴起、盛衰基本保持同步.故到沈约修《宋书》之时,不得不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对词语作出更换.     

魏晋南朝的文学语言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时代.伴随着文的自觉,魏晋南朝时期出现了对文学语言形式美的探讨的相关著述.人们的文学语言观由于受到先秦思想、人的觉醒、玄学清谈等多方面的影响,虽未能提升到语言本体论的层面,但对以后文学语言观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魏晋南朝九品中正制与皇权政治

魏晋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的产生、发展与衰落都与皇权政权密切相关。九品中正制在发展过程中,走上了与门阀士族政治相结合的道路,并服务于门阀政治。然而,皇权一直对它顽强地发挥影响与作用,并最终在皇权的作用下不得不走向衰微。魏晋南朝时期,尽管门阀大族努力经营自己的政治模式,但皇权政治仍然是社会历史的主线。     

魏晋南朝监察制度的变迁

<正>《初学记》卷十二引《魏略》曰：帝尝大会，殿中御史簪白笔，侧阶而坐，上问左右：“此为何官？何主？”左右不对。辛毗曰：“此谓御史，旧时簪笔，以奏不法；今直备官，但珥笔耳。”     

试论魏晋南朝时期诸王师、友、文学

魏晋时期的官制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热门,但是对于魏晋时期的王国属官由于史料记载较少,所以研究的并不是很多。魏晋南朝时期各地的王国星罗分布。王国官吏由于和诸王的特殊的关系,经常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政治,左右着政局的发展,在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魏晋南朝的门第婚姻

魏晋南朝的婚姻状况,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传统观点一般认为,这一时期门第婚姻一直盛行不衰。本文作者则在认真考辨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见解,指出门第婚姻在魏晋南朝有一个萌芽、产生、发展、凝固、松动、衰落的嬗变过程。     

试论魏晋南朝时期的太子中庶子、太子庶子

魏晋南朝时期,东宫职官太子中庶子、太子庶子的设置情况变化不大,但职掌范围却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三国为发展期,两晋为顶峰期,南朝为衰落期。由于门阀制度与文化心态的影响,太子中庶子、太子庶子任职资格与清望程度在南朝萧梁时期出现了转变。     

南朝与魏晋抒情小赋抒情特色的比较

南朝与魏晋抒情小赋的抒情特色有很大不同。在魏晋抒情赋中，抒情中参杂议论、描写、叙述性语言，情景交融的意象建构仅是一小部分而已。南朝抒情赋也继承了这些方式，不过出现了新的变异：其一，以情景交融的意象结构全篇，剔除了许多显示逻辑意味而不指代实在意象的虚词，叙述性和描写性语言明显减少；其二，南朝赋重韵——情韵与境界；其三，南朝赋中“诗眼”的运用。正是因为南朝赋的这些抒情特色，使它更接近文字简约、意境鲜明的五、七言诗歌，而不仅仅是“抒情”。     

论魏晋南朝时期的阮氏家族

魏晋南朝时期，在众多的门阀世族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家族：他们没有深远的资历声望，也没有显赫的身份地位；既不像王、树等一流高门在政治上呼风唤雨、左右前政，也不象话、庚等新起门户把握历史机遇，迅速起。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家族却以自己独异的家族特征构成了“魏晋风度”的主要内容，为魏晋时代这幅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拣上了浓重的一笔。这便是对魏晋时代思想素识、社会风气乃至生活习俗都产生丁深刻影响的陈都尉氏（今河南尉氏县）的阮氏家＆。一、伍年赢族筑波场研究一个家族的历史，不可能回避其姓氏来源．关于阮氏的起源，古代诸…     

考议魏晋南朝的将军开府问题

萌生于汉代的将军制度,在魏晋南北朝的发达是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即将军称号在当时被许多人拥有,使整个政治生活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将军号这期间逐渐从一种高级领兵式职激化成一种加官,乃至阶官,仅表明官员的身份而不代表其实职。拥有军号者可能获得开府的权力,即可设置一批替府主处理事务的小官吏。其交员数量不一,或依府主身份而有异,或依实际情况需要而增减。虽然目前关于将军制度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但将军开府的问题在史学界尚未深入。本文试图以魏晋南朝作为考察时间段,对将军开府的条件情况加以分析。大略地说,两汉将军…     

论魏晋南朝门阀士族的形成

魏晋南朝之际,中国地主阶级在其演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形态——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它是当时地主阶级的核心和主体,是当时社会的统治力量。它和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一般形态相比,有其鲜明的经济、血缘、政治、军事和文化诸特征。史学界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门阀士族乃是中国地主阶级最腐朽没落、荒淫无度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惰力。本文试就门阀士族的形成与消亡的原因,作初步的探讨。     

南朝赠答诗对魏晋诗歌的继承与发展

南朝赠答诗是在学习继承魏晋赠答诗紧扣时代脉博,反映社会现实,表现情感和采取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的基础上,再经过自己的艺术创造写成的,因而具有自己的创作风貌,那就是内容丰富,感情真挚,手法灵活,融社会、人生、自然景物于一体,汇叙述描写抒情于一炉,代表了南朝诗歌的重要成就。     

论魏晋南朝士人忠孝观的倒错

“忠”、“孝”是中国古代两种最重要的道德观念，二者都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基础。通常统治者往往更重视忠，但魏晋南朝却由于种种原因，忠孝关系倒错，形成了“孝先于忠”的观念。     

魏晋时期的匈奴族和羯族

一边疆各族之入塞魏晋时期,边疆各族,纷纷入塞,大量移居中原。其原因: (一)自战国秦汉以来,边疆各族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政治联系日益紧密,特别是经过两汉时期大漠南北与中原的统一,为北方各族南下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中原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先进的地区,吸引着我国北方各族。 (二)汉末魏晋之初中原汉族统治阶级的招引。因为自汉末以来,中原地区战乱频仍,人民大量死亡、流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土地荒芜,无人耕种达二十年之久。政府领户仅及汉代全盛时人口总数的七分之一。故中原汉     

论魏晋南朝士族的演变与文学创作关系——以陆机、王融为例

陆机和王融是魏晋南朝时期两位有代表性的士族文人,他们的文学地位、家世传统、人格性情和人生经历都有相似之处。但文学思想、创作内容和风格上却迥然不同,这其中受到了潜在的士族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状况的影响。通过两人的对比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探究魏晋南朝时期的士族演变史对士族文人创作的影响。     

魏晋时期北方各 族的迁徙与融合

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魏晋时期北方各族的融合是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今试加说明,以就教于读者和历史教师.一魏晋时期的北方各族,除汉族外,主要有匈奴、羯、氐、羌、鲜卑和乌桓等少数族.他们原来大都散居在我国传统疆域范围内的西北部和东北部边境,过着比较落后的游牧部落生活.秦汉以前,各少数族开始向着农业比较发送的祖国内地迁移.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后,皇权衰落,地主豪强拥兵自卫,各霸一方,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封建军事集团.他们之间连年混战,使原来人口集中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遭到严重的破坏.各地封建军阀为了弥补兵源的不足和劳动人手的     

魏晋南朝世族对国家权力中心的作用方式

魏晋南朝的世族统治,是以对国家权力中心的控制而实现的.世族对权力中心的作用方式,则主要有控制皇位的更替、控制议政决策、控制行政权等等,这些方式的交替、综合运用,使世族对国家政治的控制获得合法性、稳定性.研究世族对权力中心的作用方式,对系统探讨魏晋南朝世族政治的运营机制,有重要意义.     

魏晋名士与魏晋文学、绘画创作

魏晋名士是魏晋士族中的精英,他们不仅是当时政治舞台上的翘楚,同时也是文艺舞台上的主角。在文学艺术界,魏晋名士不仅是创作主体,同时也是被表现的对象。文章从创作主体与被表现对象两方面对魏晋名士与文学、绘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从《宋书·夷蛮传》看南朝宋代与日本的关系

中日两国的往来渊源流长。中国的古代史册中,从《三国志·倭人传》到《晋书·四夷列传》,都有关于中日两国古代交往比较详细的记载。然而,自晋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至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的约150年时间里,中国的史书中却找不到日本倭国来朝的记载。究其原因,也许是晋朝长期战乱不已,朝廷档案或失散民间,或毁于战火,后人编纂晋史已无从察考当时的中日关     

由《世说新语》看魏晋南朝士人的女性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的时期,在政治上,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政权更迭最频繁;在思想文化上,玄学兴起,道教勃兴等,使儒学的发展日趋复杂化,人们的文化观念发生了大转折,魏晋士人的思想革新,更加自由开放,魏晋风度由此形成并蓬勃发展。《世说新语》是一本记录魏晋士人言行的一本书,纵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亟待世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世说新语》一书中描写了众多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有的聪慧机敏,有的气度非凡,有的德艺双馨,并且,她们的这种才情和胆识开始被当时的男子所赞赏,这较于传统女性的形象——女性只是作为一种男人的附属品,无疑是一大冲击,而《世说新语》中女性形象的突破正反映了魏晋南朝士人女性观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