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带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的精神世界--论鲁迅小说中的"我"

在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中，“我”的大量出现是其形式的重要表征，换句话说，“我”作为叙述者成为鲁迅小说中一种非常重要而常见的叙事视角。“我”不仅具有形式的功能，即往往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叙述故事；而且“我”把小说作者鲁迅的价值观念、情感世界以读者更能够接受的形式带到小说的叙述中去。因此叙述者“我”的创造性的运用，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带有鲁迅鲜明的主体特征的高度理性化的精神世界。     

三点前提性认识--关于确立小说中人物"他"的叙述者地位

现代主义小说中以人物“他”的眼光叙述的作品逐渐增多，但由于受现实生活中的言语习惯影响，人们对这个新出现的叙述者“他”不予认可，往往以文本中个别的视角越界和叙述话语不符叙述者身份来否定“他”的叙述者地位。但是我们若把“他”的叙述与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叙述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这些否定理由并不能成立。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使“他”的叙述者地位得以认可的三点前提性认识。     

战争年代的"百合花语" --细读《百合花》

一条枣红底色,撒满白色百合花的新被子,慢慢盖上了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脸庞……在八月十五的月色中,营造出了一种流动着淡淡哀愁的悲剧之美。那个刚刚在人们心中活起来的小通讯员就这样远去,快得令人猝不及防。“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百合花》就在这令人扼腕的气氛中戛然而止,留下无穷的感伤和无尽的追思。《百合花》是茹志鹃的代表作,也是成名作。它截取了一个战争的横断面,简单叙述了纯真朴实的小通讯员受命护送来自文工团的“我”去包扎所,抵达后又为伤员向当地一个农村“新媳妇”借被的插曲。在简短的交往中,刻画了人…     

全知叙述人与宏大叙事--"新时期"小说的叙事规范及文化释义

宏大叙事是一种主体性高扬的叙事模式，在这种叙述模式中叙述人被定位于某一制度、国家、民族、集团、人民和他们的观念及信仰的“代言人”，亦即叙述人常以全知视角的形式出现。在我国新时期文学中，宏大叙事是最主要的叙事规范，但这种叙事规范在新时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呈现方式。     

"两校"凭什么能"掐尖"?

我这一辈的人都知道“两校”是特指北大、清华,“中央文革”御用的写作班子“梁效”就是其谐音。本文用这个合称并无半点恶意,一是为叙述简短,二是承认英雄奸雄皆是“雄”、香名臭名都是名的新老潜规则,以证明“两校”就是不同凡响。且说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重庆发表言论指责两校招生时“掐尖”埋没了许多人才。此言一见报,社会反响强烈,网民们大多数对他的观点表示赞成,不少人用自己的切身感受从不同侧面作了补充发言。我想,两校招生时“掐尖”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两校凭什么可以得遂所愿?请注意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冲着北大清华…     

音乐究竟能不能"听懂"--试论音乐的特殊性

好的音乐多了，喜欢音乐的人多了，但是“听不懂”音乐的人也多了。人们一方面喜欢音乐，一方面又为“听不懂”音乐而困惑。音乐究竟能不能“听懂”?音乐究竟“叙述”了些什么?这是音乐这门艺术的特殊性所决定的。音乐材料的非自然性、非语义性和非具象性使得音乐艺术不像其它艺术那样客易“听懂”。人们试图通过文学的形式去诠释它，但是力不从心。既然音乐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们就要尊重它；既然音乐是供人们欣赏的，我们就可以充分享用它；既然音乐“什么都没有说”，我们就不存在“听懂”与“听不懂”。     

师生对话的澄明与实现 --存在主义视界中的"去蔽"思考

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先于本质”,“我在故我思”,“人的本质基于绽出之生存”,人应在相互理解和交往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在由“去蔽”走向“无蔽”的途中不断地实现自我“敞亮”、敞开和“绽出”地生存。折射在教育领域,它主张教育要尊重人的主体性,尊重人的自由和选择;主张基于真诚的诗意之交往建构起“我-你”的关系,在自由与平等、理解与倾听、信任与尊重、开放与分享的心灵沟通和精神相遇中,达成师生对话的澄明和实现。     

使用第一人称要注意“三忌”

作文中,以当事人“我(或“我们”)的口吻来叙述的叫第一人称。使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文章,所叙述的都是叙述者“我”的所见、所闻、所做、所感,或“我”亲身接触的人和经历的事。     

"大我"与"小我"--教育理论的改造

在我们的术语中有一个“大我”、“小我”的说法,意思是：社会是“大我”,集体是“大我”,个人是“小我”。集体是大的,社会是大的,个人是小的。     

对举空间中"非法句"的合法化

语言与空间的关系一直是语言学界的重要命题。这一命题其实包含了两个不同的视角,一是关注“语言叙述的空间”,一是关注“语言存在的空间”。所谓“语言叙述的空间”是指人怎样通过语言认知空间;所谓“语言存在的空间”是指人怎样在空间中组织语言。“对举空间”是“语言存在的空间”重要课题之一。在“对举空间”中,由于格式塔效应,语言符号的呈现方式、结构关系可能发生相应的变化,进而促使“非法句”合法化。     

想说"开会"口难开

2003年10月18日星期六晴学校通知开家长会选这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在校园内销烟弥漫,我心里不知怎的,咯噔一下,有一种莫名的恐慌,家长会,就是老师向父母叙述在校“罪状”的“汇报会”,前一阶段我在学校的“出色”表现历历在目。刚开学,和同学下棋,被老师发现,写了一份“深刻”的检讨;上课老爱插嘴,老师多次发出“严正声明”;下课总是跟同桌打闹,受到了班主任的严厉警告;有一次贪玩竟没有做作业……呜呼,无法可想选星期六。放假。回家。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里,我害怕看见父亲粗糙的长满老茧的双手,害怕面对母亲慈爱的充满期望的眼神,更害怕…     

论死亡恐惧--"我"的死亡意识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有“自我”意识,从自我意识产生死亡意识,由死亡意识导致死亡恐惧。真正意义上的死亡是“我”死,人怕因失去自我而陷入绝对的虚无是死亡恐惧产生的根本原因,克服死亡恐惧的方法主要有：长生之道、宗教慰籍、哲学思索、成就不朽、及时行乐。     

"物""我"的审美互动--"兴"之新解

“兴”的审美效果有高下之别。“兴”有不同的类型。兴是“诗缘情”理论的实践及发扬,是一种独特的生命省察方式,是中国古人混沌思维、巫术思维的具体体现。探讨兴的原始发生可以看到,最早的兴句可能是人对神的致敬、问候,是诗歌权力性质与一般口语的标志性区别之一。将“兴”规定为“物”“我”的审美互动可以具有普遍的解释功能。     

"自由"的"忧"与"伤"--论方鸿渐与钱钟书

《围城》的意蕴，大半来自方鸿渐形象的塑造。如何理解方鸿渐，成为解读《围城》和钱钟书的关键。论文一方面对方鸿渐的精神内质进行独特的审美观照，自然深入钱钟书的“喜剧”小说叙述，抵达其所深藏的“悲剧”人生体验。另一方面，论文意在探究，钱钟书在方鸿渐形象中所寄寓的深切理解与同情，使钱钟书本人，与其笔下的方鸿渐，形成某种有趣的“互文”关系；二者相互阐释，共同显示着钱钟书独特的人生情态：自由的秉性，和对人生社会的悲观。     

"一体化"与"主旋律"--序《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

我当然知道有一类小说被称为“主旋律小说”，也读过一些。不过，对这种拥有庞大读者群，产生颇大社会反响的小说“类型”，却从未想过要研究，好像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它的文学史地位这类问题。这种态度，在文学批评、研究界的同行那里，有一定的普遍性。记得刘复生在将“主旋律小说”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周围就有不少人表示疑惑和不解。以我的情形推论，人们在相当程度上回避（或拒绝）这一研究对象，可能是出于这样的一些原因。首先是基于一种“纯文学”的精英立场。从这一立场出发，“主旋律小说”大致被看成是“非文学”或“文学性”相当低的，缺乏研究价值的文本。其次，“主旋律小说”（写作动机、运作过程、文本形态）与现实政治、文学体制的紧密、胶着的关系，也导致一些人轻易不愿与它沾边，刻意保持距离。第三，这类小说虽说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特征，但它的商业消费色彩也十分明显。这正是那些有着文学写作、阅读“纯洁性”的幻觉者所不屑的。     

打造"世界制造工厂"--我们"工业工程人"的告白

时光荏苒，身为“工业工程人”一晃已有三年了，回首奋斗的路，酸甜苦辣皆在心头。记得第一次拿到印有“工业工程管理”几个大字的录取通知书时，我懵了：热门、冷门专业全考虑上了，最后倒是“服从分配”派上了用场，还偏偏给调到这么一个听都没听过的专业去了。头发一甩，自我安慰一番，算是我与工业工程——“IE”初次相识了。     

"非我"--"还我"--"省我"--由王蒙看当代文学前27年的生命历程

在当代文学前27年(前17年加新时期前10年)的发展历程中，王蒙经历了一个由否定自我（“非我”)到重建自我(“还我”)再到反现自我(“省我”)的痛苦过程。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王蒙无限度地夸大信仰，从而丧失了自己的审美个性；新时期伊始，王蒙呼唤人性回归。要求确立作家在作品中的自我人格形象；之后，新时期文学步入反思时代，王蒙大胆地对自我进行反观和审视，从而实现了作家人格形象的自我超越。同时，本文又试图从王蒙个人的“非我”——“还我”——“省我”发展历程中追寻中国当代文学所走过的艰难的生命足迹。     

"巨型文本"与"微型叙事"--新时期历史小说中儿童视角叙事策略的文化剖析

在新时期的历史小说中，儿童视角叙事是一种崭新的、值得关注的现象。儿童视角在作家进行历史想像与历史书写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非群体、非社会化的极具个性化的限知视角是叙述载体的“弱化”和作家叙事策略上的有意“撤退”，在叙述家族、文革等历史时，儿童视角常造成一些未经阐释的“有意味的空白”，常以叙述之轻表达生存之重，是作家历史叙事中的另一类叙述法。     

余华小说中"叙述的和声"

本文着重从三种理论视角论述了余华小说在语言运用方面存在的“叙述的和声”,指出“叙述的和声”是“虚伪的形式”的显著特征,并分析了“叙述的和声”与作家创作理念的密切联系。     

"布"与"路"的学问

很小的时候,听大人谈论“宁送人一匹布,不带人一条路”。带人路只是跑跑腿,送人布不是要花钱吗?我那时懵懵懂懂,怎么也想不通大人的脑筋。后来,读的书多了,听了“金子”与“点石成金的指头”的故事,使我联想起自己的教书育人生活,才算品味出一点“布”与“路”的奥秘。商人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