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研究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具有创新性观点的新著——《碰撞与交融:战国秦汉时期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读后

正受传统观念和历史资料的局限,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赞美农耕民族与农耕文化,甚至把游牧文明作为农耕文明的对立面加以看待,从而导致总体上对游牧民族与游牧文化的研究重视不够,评价较低的局面。王绍东教授的专著《碰撞与交融:战国秦汉时期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力图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站在民族平等、文明各有所长的角度研究问题,对战国秦汉时期游牧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游牧文化的人文精神、游牧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     

地理环境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影响

地理环境对中国古代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是独立的，而又没有完全封闭对外交流，对外交流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特征，只能使中国历史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两者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是主要的，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在不断吸收新的成分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尖锐，水旱灾害的频繁使封建社会的这一基本矛盾更加激化，从而推动中国古代历史的不断进步。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科举文化与社会民俗心理论析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自秦汉以降,深受中原汉民族文化的历史影响,在由"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向农耕放牧相结合的农牧定居生活转变的过程中,充分吸收汉民族的优秀文化,在选官选举等制度建设上接收汉族职官选任与考核的相关内容,同时结合北方各民族政权建设的具体特点和历史与社会的习俗传承,对中国古代科举文化在北方各地的推广与施行均作出了程度不等的贡献,这对于北方各游牧民族的汉化进程与各民族的融合无疑起了极大的助推作用。这一进程从魏晋时期便已开始,尤其经历了辽、金、元、清四个少数民族政治统治时期,使中国科举文化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与社会的文化发展中,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并由此对北方诸民族社会民俗文化与民俗心理的流变,在社会文化层面给予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关于历史文化认同的研究,是近年来很受学术界关注的课题,其原因,首先在于它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中国何以在很早就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且历经漫长的历史时期而不断巩固,其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即联系各民族的精神纽带）是什么？自先秦至当代,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经历过哪些不同阶段,又各有什么特点？出身于汉族的人物和出身于其他兄弟民族的人物分别作出过什么贡献？历史文化认同推进中国多民族的统一发展和巩固,最终形成居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其中又存在着什么规律性？凡此各项,都属于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问题,对于深化中国历史进程的认识,和总结中国这一东方大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从而作出新概括、新表述,都是极有意义的,其学术价值显而易见。中国在晚清时期陷于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境地,经过人民大众不断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反抗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在20世纪一步步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并创建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这一胜利是多么来之不易！今天我们正处于民族振兴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仍然面临国内外各种困难复杂的局面,要应对各种挑战,这就需要我们更加自觉地维护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开展历史文化认同课题的研究,就能为今天提供宝贵的教材,因而这一课题的研究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民族文化认同与蒙元历史发展》一文,在详尽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蒙元史时期文化认同的发展阶段、演进特点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作用,提出了诸多创新见解。比如,划分“大蒙古国的建立及其对中华多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民族文化认同与大蒙古国的转型”“元代民族文化认同的发展”为三个阶段。对于第一阶段民族文化认同特点的阐发,在学术界尚属首次。作者提出,成吉思汗政权采用的“两翼制”,是对古代匈奴民族设左右贤王制度的继承（不独蒙古,中国古代其他兴起于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均沿用不辍）。成吉思汗的护卫军制度（蒙古语称“怯薛”）,同样是继承了草原游牧政权文化的传统。因此,蒙古的崛起,是与它对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相伴随的。这就证明,中华文明凝聚着各民族的智慧,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古往今来是相映成辉的,而蒙古对北方草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同样应视为中华多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与此同时,大蒙古国又通过金与西夏输入了中原文化的传统。作者的上述创新见解是有充分史实依据的,《剑桥中国辽金与西夏金元史》的作者也认为,蒙古人“在建立一个帝国的前后,其政治和文化上的成熟都达到了相应的程度。他们熟悉‘中国的’制度”。     

从“闻匈奴中乐”看秦汉时期游牧文化的人文精神

秦汉时期,中原统治者评价游牧民族时,常常用“贪而好利”、“人面兽心”、“不属为人”等充满歧视和贬低的字眼加以丑化,把他们与“人道”、“人文”相割裂。而与游牧民族密切接触的北方边疆地区的下层人民,却“闻匈奴中乐”,千方百计想进入游牧地区生活。实际上,与中原农耕文化相比,对游牧文化不能简单地用野蛮和落后来概括。无论从物质生产层面,还是制度和精神层面,游牧文化都充满了人文精神,表现出尊重生命、关怀人生的内涵,这正是中原汉人“亡走北出”的原因所在。     

简论先秦时期垄断型文化专制制度

中国古代的文化专制制度既是专制政治制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体现 ,又是专制政治制度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先秦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幼年时期 ,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专制制度的形成时期 ,具体特征表现为少数人对文化的垄断 ,即垄断型的文化制度。这不仅与当时社会和思想文化的低水平发展有关 ,而且是“学在官府”的知识垄断局面的必然产物。     

试析古代东北民族文化与其入主中原

中国古代东北民族主要有秽貊、肃慎、东胡、汉4大族系,基于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古代东北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游、猎经济为主,游牧、渔猎、农耕3种生产方式并存的经济特征。在此基础上,古代东北民族共同缔造了独具特色的东北文化圈,其逐水草而轻迁、尚竞技而强悍、轻礼法而自然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从文化学角度解释了古代东北民族入主中原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     

简论先秦时期垄断型文化专制制度

中国古代的文化专制制度既是专制政治制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体现，又是专制政治制度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先秦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幼年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专制制度的形成时期，具体特征表现为少数人对文化的垄断，即垄断型的文化制度。这不仅与当时社会和思想文化的低水平发展有关，而且是“学在官府”的知识垄断局面的必然产物。     

踪寻勒勒车的辙迹 再现游牧文明历程——评《蒙古游牧文化溯源》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一样 ,是古老的文明。世界民族大都在原始时期曾有过游牧生活与生产的经历。随着历史的沿革和地理、环境的改变及社会变迁 ,有不少民族在很早前就从游牧转向农耕。但也有不少民族继续沿袭传统的生活方式至今。因此 ,游牧文化的产生既有其古老的渊源和广泛的影响 ,又具有其自身传承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内蒙古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民族自治区 ,畜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重要的比重。游牧生活与游牧文化由来已久 ,传袭至今。因此 ,从区域文化角度探讨和研究我区游牧文明的发展历史及游牧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 ,对我区今后的发展…     

元代多民族诗人对草原丝路重镇上都的书写

草原丝绸之路在元朝时期发展至极盛,元上都作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发展成为草原上的国际大都会。元朝的多民族诗人或因扈从皇帝巡幸上都,或因到上都旅行、观礼,见证了上都的繁华,并用诗歌进行了吟咏和记录。这些作品是中国古代草原丝绸之路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多民族人口齐聚上都、中原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融入草原游牧文化的时代特色,表现了多民族诗人对元王朝统一中原与草原、建立梯航四海的大帝国功绩的颂扬之情。这无疑为当下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有益启示。     

明清呼和浩特地区经济类型的变革

该文探讨的是明清时期中原农耕文化与土默特蒙古族游牧文化交融对呼和浩特地区的开发和经济类型变革的影响。文章认为该地区经济类型的变革是两种文化长期交叉、依存渗透、融通发展的必然结果。客观地域环境、历史形成的两种文化依存切入,汇聚整合的运动优势;诸多因素造成的明清时期农耕文化北移、土默特蒙古族谋生观念和手段的变化,使定居农耕多种经济取代了单一粗放的游牧经济。此变革对该地区和土默特蒙古社会的进步,具有积极作用,影响极其深远。     

农耕与游牧——中国古代民族融合中文化二元对峙矛盾的格局

民族关系中的冲突与融合,从文化视角去考察,究其实质是不同形态的民族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中国古代自秦汉以后,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长期冲突与融合,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对峙。两种文化的二元对峙与互渗,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的格局,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汉民族和异族文化间的关系”的“纽结”、“关键”,认为“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上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从这个根子上去理解。”(陈伯海《中国文化精神之建筑观》,《中国社会科学》1988     

论秦汉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区域文化特点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时期。内蒙古地区在这一时期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带。特殊的历史时代、地理位置与民族构成，使这一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早发性与延续性、多元性与丰富性、冲突性与融合性、开放性与创新性的特点。秦汉时期内蒙古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增添了中华文化的活力，而且也奠定了内蒙古地区文化的基本格调。影响了内蒙古地区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历史走向，为以后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并称为中华文化三大组成部分的草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古代北方牧猎农耕混合型教育文化的形成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教育文化中，牧猎与农耕混合型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形成的中间型的过渡教育文化形态。它是古代北方民族在保持本民族教育文化传统的同时，有选择地吸收汉文化的结果，也反映出北方古代民族接受先进中原文化的一种矛盾心理。但它为中华教育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     

长城与“15英寸等雨线”

长城是我国古代一项伟大的建筑奇迹,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发挥着巨大的国防功能。同时,它也是中华文化圈内农耕与游牧这两大部类文明形态的分界线。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论述农业与游牧业关系时,曾有长城是建在"15英寸等雨线"上的观点,就是说,由于中国特有的地域生态才造就了万里长城。那么,长城与15英寸等雨线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其中又蕴含着什么样的地理历史元素     

百川归海看山庄--从滦河流域透视我国古代民族大融合

地理环境是民族融合的自然基础,处于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之间的滦河流域,以其独特的锁钥地位和经济兼容性,成为古代历史上北方民族大融合的一个缩影;文化认同是民族融合的必要前提,以神话认同为标志而形成的一体观念,构成了中华民族内聚力的思想基础;经济依存是民族融合的根本动力,由于农耕与游牧两大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互补关系,使长城成为中原与草原民族牢不可破的历史装订线;政治统一是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从元上都到清代的避暑山庄,标志着中国农耕与游牧两大民族体系的空前统一及其巩固。避暑山庄不但是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最后形成与巩固的历史见证,而且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及其文化结晶。     

长城--农耕文明的防卫线

长城是我国古代一项伟大的建筑奇迹，它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发挥着巨大的国防功能。同时，长城也是农耕与游牧两大部类明形态的分界线，起着护卫先进的农耕明，使其不致在游牧人无止境的袭击中归于毁灭的历史作用。     

古代中亚及西北农牧经济文化区的分布——兼论历史时期西北游牧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演变

中亚及西北的自然环境下衍生出农耕-游牧的二元人文地理模式,由此产生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南部绿洲农业民族与北部草原游牧民族的对抗。绿洲的分散性使得历史上绿洲农业民族受到游牧民族的强烈影响,但不能因此而否认绿洲农业经济的农耕文化的属性。分析历史时期中亚-西北经济丈化区的划分,结合民族文化发展的变迁与民族经济发展模式变迁的的机制的运作,在此基础上剖析它给民族生存与发展带来的挑战有着积极意义。     

《狼图腾》：被丰繁的艺术细节充盈的思想空间

毋容否定，《狼图腾》的创作是为了体现作者一种执着的、以至是偏激的文化理想，认为必须弘扬比农耕历史更悠久、更有生命力、更有战斗力的“大游牧精神”，这是一种具有“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精神，一种“在世界历史上从古到今不停奋进、并仍在现代世界高歌猛进的开拓进取精神”。而这种精神“足以强悍的游牧性格，特别是狼性格为基础的”。这样一种文化理想是否合理、是否偏颇，人们尽可以从学理上去与它商榷，     

论部落制度在游牧民族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但是 ,畜牧业的发展和对农业的互补作用同样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结合的历史活动构成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主旋律。本文试图通过部落制度对游牧民族历史进程作用的探究 ,来揭示我国游牧民族的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