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推动公民参与研究

传媒促进公民参与、形成管理的公共领域,是构建我国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传媒呈现出参与公民的议题表达、参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推动政府部门和公民合作三种形式促进公民参与的实践状态。推进公民参与,我国传媒需要开展公共新闻运动、促进社区媒体建设以及建构社交媒体理性的公共领域建设。     

分享、传递、驱动：媒体融合发展社群化动力

近年来,“数字群居”成为新传播生态下的基础单元,所有的信息交换及媒介传播实践都被深度卷入其中。“社群”作为媒体深度融合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呈现出社群意志“参与”媒体生产决策、用户协作参与内容生产和情感激发提升媒体吸引力等显著特点。物质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关系可供性提供了媒体融合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路径,提升了社群组织的反应能力,优化了社群内容供给和服务创新,成为媒体生态健康发展的应有之义。     

新媒体视阈下的公民社会建构

伴随着传播技术的变革与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微博、社交媒体等新媒体日益成为公民表达自我、发表意见的强大舆论载体,它们为公共议题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讨论空间,并成为公民社会构建的重要力量。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下,应通过提升公民媒介素养、培养公民理性精神、大力推进民主化进程和法制建设等多种路径,不断完善公共利益表达渠道,促进公民社会的逐步成熟。     

社交媒体的使用效果:社会资本的视角

本文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效果进行实证研究。研究显示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与个人生活满意度、社会信任的相关性不显著,与公民参与社会意愿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微博对生活满意度、社会信任的影响最为明显,微信则对公民参与社会意愿的影响最为明显。基于弱关系的连结社会资本、基于强关系的黏合社会资本和基于维持关系的维持社会资本与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微信对连结社会资本和粘合社会资本的影响最为明显,微博对维持社会资本的影响最为明显。     

社交媒体传播中的伦理问题与治理路径

社交媒体为个体的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提供便利的同时,其产生的新型伦理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网络治理中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分析社交媒体信息传播中几类典型伦理问题的基础上,从技术异化、社会心态等层面探讨了个体在社交媒体传播中出现伦理问题的机理.治理社交媒体伦理问题需要根植于中国传统伦理并创造性地转换和发展,并摆脱单一运动式治理逻辑,以底线伦理共识为基础培育绿色伦理,促进社交媒体健康发展.     

公共领域理论视角下的当代社交媒体空间

社交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公共领域的构建发挥了媒介作用,但是因公众在使用社交媒体中过度关注私人话题、过度追求娱乐化等因素也使得社交媒体的公共性减弱。基于社交媒体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探讨社交媒体的公共性问题对于我国民主社会的建设、公民社会的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主动寻找或偶然接触：社交媒体使用对青少年线下和线上政治参与的影响

在数智化背景下,社交媒体的运作逻辑带来公众新闻接触方式的分化,主动寻找新闻和偶然接触新闻成为两种日常化的媒体使用形态。基于2020—2022年间实施的全国性问卷调查及后续深度访谈,考察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主动和偶然新闻接触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结论表明,两种新闻接触方式都显著促进青少年的线下和线上政治参与,但偶然新闻接触的影响更大。社交媒体新闻接触还通过提升政治知识水平、激发政治讨论及二者之间的链式连接,促进青少年群体的政治参与。     

新型社区媒体:社区传播与公民素养——基于小区业主论坛的田野调查

以小区业主论坛为代表的新型社区媒体的兴起,弥补了主流大众媒体的社区传播缺位,成为社区公共参与主要的交互平台,对社区建设具有显著影响力。通过田野调查,对所选案例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本分析,探讨新型社区媒体的传播特性,重点剖析社区媒体在整合社区公民、预警公共事件、疏导公众情绪、涵养公民素养等方面的独特功能,进而指出我国新型社区媒体在培育社区公民素养、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民主管理方面的可能路径及其存在局限。     

偶遇中成长：社交媒体上的偶然性新闻接触与青少年政治社会化

社交媒体正在成为家庭、学校、同侪和大众媒体等传统政治社会化动因外的又一崭新机构。本文通过分析来自16-25岁青少年的在线和线下问卷调查数据（N=800）,集中探讨了社交媒体环境下的偶然性新闻接触与公共参与之间的关系及二者发生关联的心理机制。本文显示,偶然接触社交媒体新闻不仅有望直接提升青少年的政治兴趣、知识水平、意见表达频率和社会参与程度,还可能以政治兴趣为中介间接影响意见表达和社会参与实践,这一中介过程或可进一步受到个体内部政治效能的有限调节。基于以上结果,本文围绕社交媒体场景下,偶然性新闻接触之于青少年的政治心理和实践以及更广泛的政治社会化的意义进行了讨论。     

社交媒体存档信息开发利用的行动要素分析及其启示

社交媒体存档信息的开发利用正逐步落实于实践,从行动要素表现为多方主体参与开发利用、各类信息对象纳入开发利用范畴、不同程度的信息组织、具体成果多元.行动要素发展趋势因而可识别为社会参与多元化协同发展、信息对象广度与深度的拓展、信息组织由存取向开发利用深化、开发利用成果的系统设计等特征.由此,面向未来提出尚需深入探索的问题...     

网络社交媒体如何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微博打拐”事件为例

通过网络参与重大事件、表达自身诉求,成为愈来愈多中国网民习惯的生活和增权方式。各种热点问题通过网络媒体得以更全面的展现,各类社会问题引起热心网友的关注并积极寻求解决的方法。本文以微博打拐事件为例,分析网络社交媒体如何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为今后合理利用网络社交媒体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提供参考。     

公共危机传播中社交媒体用户的参与动机与行为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内已迈入信息化时代,公共危机的传播能力逐渐加强,其中社交媒体用户的参与动机与行为已经成为了公共危机传播的主要因素,本文基于此展开研究,首先对公共危机的本质进行简要介绍,其次对公共危机传播中社交媒体用户的参与动机进行概述,分别为信息、公共、社交、共鸣与宣泄五个动机,最终分正负两面对公共危机传播中社交媒体用户的行为影响进行详细的描述。     

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参与的行为谱与行为层级模型构建

[目的/意义]通过梳理现阶段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参与行为研究成果,结合信息生成理论和信息加工理论,建立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参与的行为谱,从而构建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参与行为层级模型,以发现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在面对不同事件类型时可能产生的一种或多种参与行为,为社交媒体平台建立基于用户参与行为的用户画像侧写、识别其对某一类型话题活跃度和参与度以及预测用户参与行为奠定理论基础。[方法/过程]以主流社交媒体平台结构功能为基础,以灵长类动物行为谱制定过程为依据,应用观察实验法,通过邀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双观察员形式发现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时产生的参与行为,构建包括8个类别、21个特定参与行为的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参与的行为谱。[结果/结论]以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参与的行为谱为核心,以认知努力量为衡量单位,构建结构为主动参与行为和被动参与行为、积极参与行为和消极参与行为、深度参与行为与浅表参与行为的三因素两水平层级模型。     

微博:"围观效应"下的非典型公民媒体

新媒体环境下的公民媒体形成 以公民新闻为内容来源的媒体,在美国通常被称作"基于公民的媒体"或"公民媒体".广义的公民媒体,既包括博客、公民新闻网站,以集纳媒体新闻为主的信息分享网站、社交网站和视频分享网站,也包括传统媒体网站中的公民参与互动模块,其中以公民新闻网站最具代表性.     

培养“正能量粉丝”：粉丝文化的平台治理研究——基于对微博平台的考察

社交媒体平台越来越成为粉丝文化生产、传播与治理的重要场域,其中粉丝文化治理是理解此场域的关捩点。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发现,微博平台将法律、社区规范、算法技术等统筹起来进行粉丝文化治理,国家、社会与用户三者之间共同构成了平台治理的主体框架和逻辑秩序,并生成“正能量粉丝”与新粉丝文化逻辑。研究揭示了我国社交媒体平台参与社会治理的独特逻辑及其互动结构,为理解我国平台社会中独特的治理模式与粉丝文化趋势提供了新视角。     

社交媒体在国家对外传播中的作用——基于BBC里约奥运会涉华报道的分析

牛津路透新闻研究院《2016年数字新闻研究报告》表明,①社交媒体已经渐渐成为新闻获取的最主流渠道.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输的国家、民族界限越来越模糊.随着国际媒体和公民对中国的兴趣不断增强,中国国内社交媒体的信息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公民了解中国和国际媒体报道中国的新闻来源.美国《时代》杂志在推特诞生时曾预言,社交媒体的崛起不仅会改变世界,还会改变世界改变的方式.国际社会公民对他国形象的认知,也很有可能随着公众获取国际新闻和国外信息的渠道而改变.②随着国际社会公民对中国了解的渠道增加,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中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了切身的感受,他们对于西方媒体抹黑中国的报道的认同感也可能变得越来越低.     

新媒体环境下网络公民新闻的瓶颈与发展策略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公民参与程度的提高,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化媒体和原有的论坛成为为公众提供新闻、分享信息的主要途径,我国公民新闻的发展已初见端倪。普通公民逐渐改变“接受信息”的被动地位,转而主动制作与传播信息,成为备受关注的“新闻报道者”。本文通过对当前网络公民新闻的发展现状进行观察,分析当前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提出未来我国网络公民新闻的发展策略。     

社交媒体的言论边界

未成年男孩刘某州自杀事件无疑已经成为网络自媒体时代一个标志性事件,使得网络言论自由的越界问题成为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为研究言论自由的底线与网络发声的权力边界问题提供了很好的个案。网络发声不能仅仅作为言论自由和网络民主权力的问题来对待,而是必须尽快作为一个法律规训的问题来划定边界。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但滥用言论自由甚至是网爆别人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任何人的发言都不得触碰国家政治安全以及触碰个人隐私的底线。不论社会制度如何,社交媒体都要坚守道德底线,宣扬真善美摒弃假恶丑,只有这样,社交媒体才能对社会稳定社会进步社会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走向美好的未来。     

社交媒体在乡村社会防疫动员中的功能研究

社交媒体的出现给社会动员带来了一定的改变,这种改变在2020年新冠肺炎防疫动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为更深入理解这些改变,本文采用国家-社会框架,以G省Z县SX乡为个案,探讨了社交媒体在乡村防疫动员中的作用.本文认为,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乡村防疫动员中认知建构的主要媒介,并且促进了更高效的人际传播和动员,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突围“公民记者”时代

随着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人人手中都有了一个"通讯社"。很多新闻,职业记者还没到现场,或者没来得及到现场,现场情况就已经在微博、论坛、博客上传播了。从广泛意义上来说,这些通过社交媒体发出信息的人,就是"公民记者"。在"公民记者"时代,任何人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都可能成为新闻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些重要的新闻,甚至具有全球影响的重大新闻,往往最先由社交媒体发出。比如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消息,就是一个名叫"Kayne"的网友,2010年8月8日凌晨在新浪微博上最先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