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复杂性与实践性：全媒体时代国际传播规律探析

国际传播正在经历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媒介技术与国际舆论环境的耦合。在新发展阶段,国际传播工作需要分析政治学、经济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与国际传播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共同关切,凝练国际传播规律,完善国家战略顶层设计与布局安排。只有明确国际传播的系统性、复杂性和实践性,才能勾勒出全媒体时代国际传播规律,为解决长期浸润在全媒体环境下的国际传播问题提供理论依据与方法论。     

弥合与创新：智能化国际传播体系构建新路径

媒介智能化发展推动我国国际传播体系建设进入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新形势下讲好中国故事既要讲情理又要懂技术,既要融文化也要拓渠道,将用户思维与中国故事相融合,让智能技术与中国价值相统一,使虚拟场景与优秀文化相沉浸。具体而言,以智能定制与情感认同弥合文化间性,形塑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以场景再造与社群互动搭建叙事元网络,创新国际传播效能;多维发力突破“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提升国际传播权力。     

国际传播视阈下的“一带一路”意义建构与在地化接受——基于伊通社“丝路观”(1996—2022)的批判性话语分析

“一带一路”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真正推动区域间互动发展的贸易网格,既牵涉历史性共同体叙事,也体现在地化过滤机制。沿线国家对我国“一带一路”的意义建构有怎样的理解和在地化处理?对这一问题的回应需回溯至“丝绸之路”概念。以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三维模型为研究框架,对伊朗官方媒体伊通社自有英文报道以来的丝路话语文本加以分析,勾勒伊朗丝路观的研究及话语流变并寻求流变背后的当代社会意义解释。以往伊朗丝路观更多从民族身份建构出发,在纵向差异性时间轴线上形成以民族为单位的自我历史叙事。在我国“一带一路”带来的合作机遇的推促下,伊朗官媒从“丝路话语”转向“一带一路话语”,并逐渐走向以区域和地缘为书写单位的叙事格局中,将以往民族史式的时间线带入到更具统整意义的区域空间框架中。     

在统筹“两个大局”中推进构建国际传播体系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西方舆论占据主导地位,在思潮混乱、舆论混战的当下,中国故事需要如何讲述出去？中国声音需要如何传播出去？中国方案需要如何宣介出去？我们需要突破美西方的舆论束缚,借助畅通渠道的搭建、专业人才的培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体系。中国特色国际传播体系是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智慧的主要媒介,为我国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持续营造稳定的有利的世界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     

从“话语冲突”到“话语融通”：传播符号学视野下的环境传播话语研究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环境传播,是一种基于多元主体的符号制造、意义建构与话语实践的社会文化现象。一直以来,环境传播话语冲突受到传播学界普遍关注,而如何由话语冲突达成话语融通,成为中国特色传播学研究必须解决的新的问题。从传播符号学视野剖析环境话语冲突及其生成机制,探索不同环境话语间的有效融通,既利于环境传播的有效实现与环境传播研究的深入,又利于转型期中国社会多元主体对于环境议题达成多元共识,推动社会良性互动。     

技术、话语与叙事：数智化背景下主流媒体国际传播策略

系统把握数智化背景下的技术赋能、话语建构与叙事框架,是新时代做好主流媒体国际传播的重要策略。作为底层逻辑的数智技术赋能,须以数智化传播为核心,探寻技术的可供性支撑;以生态化重构为方向,探索技术的系统性改造。作为内在逻辑的对外话语建构,要以融通性表达为目标,用多元话语打破认知壁垒;以滴灌式输出为路径,用分众话语展开精准传播。作为外显逻辑的叙事框架设置,应以共识叙事为指引,统筹“自我”与“他者”视角;以共情叙事为手段,丰富视听文本的多模态语言。     

中国公共安全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三大缺陷——以“老鼠肉冒充羊肉”新闻的国际传播为例

改变单一传媒发布职能,增强传媒对话平台作用发挥,从而创新中国新闻传播话语体系。这既是中国传媒界在转型社会与市场原则的时代背景下探索中国传媒业自身发展道路的一个方向,同时也是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一个基本逻辑前提。     

坚持“软”、“硬”两手齐抓 努力提高我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传播能力的战略任务。如何完成这一战略任务,尽快打造一批具有全     

国际传播的“另类想象”：基于媒介基础设施探究全球传播——与尼克尔·斯塔罗塞尔斯基的学术访谈

在本土国际传播研究中,主流研究较多聚焦于文本、受众、效果,甚少关注国际传播的物质基底,这实则内藏着一种“非物质性迷思”。事实上,国际传播长期以来都与海底电缆、人造卫星、数据中心等媒介基础设施密切关联。尽管这些媒介基础设施甚少在日常生活得到关注,但若运行失常,人们惯常的网络交流都难以实现。有鉴于此,在近年来的“物质性转向”思潮影响下,海底电缆、人造卫星等媒介基础设施逐渐见诸于本土国际传播研究,但此类研究目前仍较为“碎片化”,在研究方法、理论概念等方面仍存在一系列迷思。对此,本文邀请媒介基础设施与全球传播相关研究的国际知名学者尼克尔·斯塔罗塞尔斯基,探讨媒介基础设施与国际传播研究的关联、相关研究方法、理论概念、分析路径,借此为在物质层面寻觅国际传播的“另类想象”提供新思路。     

“一带一路”背景下高校国际传播人才文化传播能力培养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不仅有利于沿线64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与繁荣,促进不同文化与文明的交流互鉴,也为深化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带来契机。面对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新形势,中国高校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尤其是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任重而道远。高校应积极探索和建立更加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从课程设置("硬件")和文化自觉("软件")两方面入手,同时贯彻"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培养方针,为"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发挥人才培养和智力支持的作用。     

“国漫”热潮下，提升国产动画电影国际传播力

国产动画承担着传播中国优秀文化、提升文化自信、助力文化出海的重要任务。近几年,"国漫"热潮兴起,国产动画扎根民族文化资源,创制水平提高,精品不断出现,IP开发意识增强,产业化能力提升。但在国际传播方面,仍存在海外发行和营销薄弱、文化差异和文化折扣突出、IP运营不足等问题。因而,国产动画需要创新叙事和表达方式,开辟东西融合的传播路径,加强中外合拍合作和海外发行网络建设,以网文、动漫、影视和游戏的产业融合优势带动出口,提升国产动画的国际传播力。     

以国际出版为媒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主题的海外传播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发展模式和中国经验的时代叙事,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和时代意义,以国际出版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主题的国际传播,是以文化商业行为建构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机遇,对客观提高中国话语权具有重要价值。中国式现代化主题的国际出版不仅可以积累中国话语体系的素材和术语,还可以争取中国形象的国际话语权,通过中国发展主题赢得国际出版市场的认可。中国出版界应充分发挥产业优势,加强与欧美主流跨国集团在国际出版市场的合作,将中国式现代化主题融入国际出版产业链;持续扩大出版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探索多视角的叙事方式,以中国式现代化主题的多语种出版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主体性探寻：“一带一路”与国际传播研究的想象力

2013年至今的10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的政治经济效益和互联互通效果有目共睹,而其所蕴含的国际传播价值需要在反思西方国际传播理论脉络的基础上,结合理念传承、实践创新和认知转型加以发掘。“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国际传播中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正在凸显。“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一种发展范式的单向对外输出,而是基于“五通”的合作互利,也是基于“中和”的尊重共赢,更是团结“全球南方”的发展动能,在数字时代为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国际传播秩序构建提供了合法性来源。在这一全球公共思想产品和实践场域的驱动下,国际传播研究将有可能超越霸权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认识论,在“将西方地方化”“将南方主体化”的前提下,为21世纪国际传播新秩序的重建提供从理念规范到基础设施再到实践策略的系统化支撑。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体系化”特征研究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内容,体系化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特征。有别于以往的“体系”概念,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体系不仅强调新闻媒体在国际传播上的组织与协作,更强调各种国际传播理念、国际传播手段的融合。体系化将中国故事、话语体系、媒体集群、国际话语权等内容紧密联系起来,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     

让国际受众成为“同路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视域下的认同研究CSSCI

争取国际受众的认同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必要环节。从概念看,自我维度的认同是人在道德视界中的自我确认;互动维度的认同是个人主体对他人他物产生的认可和归属感。根据这两种不同定义,认同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道德视界中自我确认的形而上的自我认同研究;另一类是在现实世界中制造合意的形而下的社会认同研究。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多视角的认同研究为国际受众认同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与学术参照。未来认同研究将转向跨学科和跨文化发展,运用大数据、智能技术精化受众调查和实验,以理论研究引领传播实践,让国际受众认同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成为“同路人”。     

国际传播视域下“双奥之城”北京的城市形象建构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使得北京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再次受到全世界的瞩目。从“双奥之城”的视觉形象和认知形象建构上看,北京市相关部门通过将冬奥元素融入城市街道建设、全面提升城市绿化率等方式,从视觉上让受众形成“绿色北京”“可持续发展城市”等城市印象,并以大众媒介及网络社交平台为舞台,将厚重的历史感与现代的科技感有机结合,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具有浓厚历史底蕴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同时,以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向国际社会展示出“可爱中国”的国家形象。     

平台世界主义视域下的“第三文化人”：国际传播的一种协商视角

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最具话题性的运动员之一,谷爱凌在中外社交平台上同时收获了巨大的流量和关注度,成为当下国际传播和数字公共外交的典型案例。本研究基于跨文化传播的个体视角审视“谷爱凌现象”及其背后的国际传播理念转型和实践创新。基于“第三文化人”身份,谷爱凌借助社交媒体建立了一种具有“平台世界主义”色彩的身份认同,并且充分发挥“微名人”和“自品牌”的优势,为国际传播的实践创新开辟了新的路径。     

从“云上丝路”看地方媒体国际传播如何破局

全媒体时代,地方媒体要想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拓宽渠道,建立更为立体的国际传播体系;二是加强策划,向外输出更多有价值的内容;三是“云”端发力,快速提升品牌影响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扩大国际“朋友圈”,实现国际传播新突破。     

发挥海外华文媒体势能,探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百年未有大变局下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国际高峰论坛综述

2022年11月19日,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地区与海外华文传媒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百年未有大变局下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国际高峰学术论坛暨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地区与海外华文传媒专业委员会学术会议顺利召开。近百名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讲好中国故事与国际传播”“海外华文媒体的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等主题,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为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