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同年间黔西南白旗大起义

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推动和影响下,1858年(咸丰八年)至1872年(同治十一年),贵州西南部地区爆发了以回族为主,有汉、苗、布依、彝等民族参加的反清大起义.起义军以方形的白色旗帜为标志,故称“白旗起义”.白旗起义历经十四年先后占领了今兴义、兴仁、安龙、盘县、晴隆、贞丰、册亨、普安、长顺、望谟等县城,威震滇、桂、黔三省,给清朝统治以沉重的打击.贵州是我国多民族的省区之一,居住着汉、苗、回、布依、侗、彝、仡佬、水、瑶     

明末农民大起义

一陕西荒原上掀起了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明万历晚年,辽东战事紧急,军费浩大。万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九月,每亩加征辽饷银三厘五毫,四十七年十二月又加三厘五毫,四十八年三月又加二厘,每亩共计加银九厘,年额五百二十馀万两。天启年间有关税、盐课的加派及杂项的增加,三项共银二百三十九万两,按亩加派,各省负担     

太平天国时期台湾人民的反清起义

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点燃了劳苦群众反清斗争的怒火,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纷纷树旗响应,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第一次革命高潮。在风起云涌的抗清队伍中,台湾人民的反清起义是一支重要力量,在近代人民革命斗争史册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但是,解放以来在中国近代史的著述中,述及者所见无几,成为近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下面试就其发生的背景、斗争特点、失败原因及意义等问题,做些初步探讨,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清代咸同年间财政体制的变革

晚清咸同年间,传统财政体制开始瓦解,近代财政体制尚未形成。太平天国革命削弱了清廷对各省财政的控制,高度集权的传统财政体制开始瓦解,厘金、海关税逐步取代田赋成为最大财源,同时勇饷、洋务、外债等支出比重日益上升。各省纷纷新设局所,财政新思潮逐步萌发。但清王朝仍坚持"量入为出"的传统理财观念,未做根本变革,直至宣统年间始大规模引介西方近代财政制度,但此时距离清廷覆灭已为时不远。     

新罗末期的农民大起义

九世纪晚期,新罗的统治阶级一天天腐败起来。残暴的刑罚和苛重的赋税迫使许多饥饿的农民走上起义的道路。各处纷纷出现了起义军,朝鲜半岛上形成了分裂的局面。起义军缺乏坚强的组织和明确的政治目标,少数领导分子就利用起义军的力量建立了几个国家,最后到九三六年,由官僚地主王建所建立的后高丽国(九一八——一三八二)重新统一了朝鲜半岛。王氏高丽的都城在开城。(初中世界古代史第二册第十八章朝鲜:农民起义和后高丽的建立)     

咸同年间清政府对侵略势力的认识

认识侵略势力,制定应付对策,这是自从中国大门被打开,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侵入中国以后,国人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1856年至1860年,英国和法国侵略者联合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民族主权更多地丧失而告结束。经过这一次中外武力较量,清政府对侵略势力的认识有突出转变。在作了满足侵略者要求的屈服之后,确立了影响近代几十年的对内对外方针。     

咸同年间曾国藩的几次涉外活动浅议

咸同之际是中外关系由对抗趋向和缓的时期。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首当其冲处于中外交涉的当中,先后参与了“借夷助剿”、“外夷代运南漕”的讨论,参与奏请开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和奉旨查办天津教案等活动。在这些交涉活动中,他的与否看法,既有他政治斗争的需要;更体现了他对当时敌强我弱、力主只能“曲全邻好”、“衅端坚不自我开”的屈辱外交思想。他的这一思想后为李鸿章所继承。直接影响了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对外关系。     

李自成农民大起义作用试探

李自成领导的明束农民起义推翻了腐朽透顶的明王朝,为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扫清了障碍;继立的清王朝以明亡为借鉴,革除了明政府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诸多弊政,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的措施,由此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秦末农民大起义口号质疑

关于陈胜、吴广领导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口号,史学界素有不同说法:一说是“天下苦秦久矣!”(见《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刘泽华、王连生二先生论文《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一说是“伐无道,诛暴秦.”(见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讲义上册);一说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见侯外庐先生论文集《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各说不一,都有道理.我认为怎样分析、确定一次农民起义的政治口号,     

三次农民大起义比较

“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战争”是中学《中国历史》课本的重要一章。在这一章中,秦末、唐末、明末三次农民大起义又是重点。为了更好地使学生熟悉这三次起义的基本情况,了解起义农民敢于反抗封建压迫的英雄史绩,我在复习这一章的时候,运用了比较的方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一、比较三次大起义的原因 毛主席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历次农民起义共同的根本原因。然而,这三次大起义发生在三个前后不同的封建朝代,各有它具体爆发的原因和导火线。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的主要原因是秦朝繁重的徭役和苛刻的刑罚。导火线是他们在被迫赴边境服役的途中,因遇雨误期,触犯了地主贵族的刑律,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陈胜、吴广这两位胸怀“鸿鹄之志”的英雄,毅然在大泽乡举行起义,以锐     

太平天国时期蒙古地区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

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边陲,是我国蒙古族主要聚居区.十九世纪中叶,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直接影响下,蒙古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也发动了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蒙古封建统治的斗争.一鸦片战争以后,内蒙古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清王朝和蒙古封建王公势力的双重压迫和压榨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的蒙、汉佃户,由于无力缴纳租项(每顷纳租银五两五钱、小租东钱三吊),共拖欠租银达四十七万两之多."数万蒙古衣食无资",处于"嗷嗷待毙"的悲惨境地.由此发生了蒙、汉农民的抗租斗争.     

同治年间新疆各族人民反清斗争的特点

19世纪60年代，新疆维、回族的反清斗争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具有自己显著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宗教上层为领导，以民族、宗教关系为分野两个方面。     

咸同年间镇南所经历的战乱——调查报告

镇南(今南华县)在唐元宗天宝时称为和子、雞和。后改为镇南。 “镇南舟车走集之郊也,东西以楚雄云县(今祥云县)当其冲,南北以姚安景东为之蔽,且土地硗瘠,民情柔顺”(《镇南州志》)。可见南华是勾通滇东、滇西的要塞,历来为兵家所争之地。由于地处东西迆之要道,从元代忽必烈南征至清代咸丰年间,回族多次移居镇南,对开发镇南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据史料记载清咸丰以前镇南州城内居住的有三分之二是回族)。     

嘉庆年间白莲教在汉水流域的反清斗争

川、楚、陕三省边界的南巴老林是乾隆末年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区。白莲教将川、楚、陕各省大部分劳动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 ,发起了嘉庆元年的大起义。白莲教在汉水流域的反清斗争 ,充分显示了宗教与农民革命的关系     

苏四十三领导撒拉族反清起义的口号之探讨

“杀老教,灭土司”这是世界普遍公认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反清起义的口号,并据此为前提进行分析、评价和推论。确实,起义口号问题事关重大,它涉及对这次起义的性质、水平的评价,而且事关对起义的背景、过程,产生的影响和失败原因等等的分析,尤其是口号还给人对这次起义以凝缩的概念的烙印。因此,这是不可不搞清楚的问题。     

秦末农民大起义与秦汉之际的地主阶级

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共处于封建社会这一统一体中,各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条件。因此,要全面深入研究农民战争,不仅需要着重研究农民阶级,而且还应对它的对立面,即地主阶级进行认真的探讨。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曾结合秦末农民起义,对这次战争爆发前的地主阶级作过一次粗浅的论述,现在,再拟对这一革命战争爆发之后,对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地主阶级本身所发生的种种变化,继续作些探讨。     

咸同年间清廷和湘淮集团的省级政权控制力考析

成同年间,随着太平军兴及湘军的崛起,清朝长期实行的高度中央集权受到很大冲击,以湘淮系为主的地方军政大员的权势明显增强.面对地方势力的迅速发展,甚至是步步进逼,清延并非束手无策、步步退让,而是进行了强有力的制约和反击,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就决定了清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力的争夺和转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更不是摧枯拉朽式的,而是双向的、波浪式的、拉锯式的.清朝中央对文武官员黜陟权力的垄断,是清朝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基石.清廷虽然受到太平天国战争带来的冲击,在战争中越来越依赖湘淮军队,授予湘淮人员越来越多的官职,甚至不得不任命部分湘淮高层人员为封疆大吏,使一部分政府权力落入湘淮集团之手,但这部分人成为政府官员之后,清朝中央同时也就有了更多的手段对其思想、行动施加影响和约束.在实践过程中,清廷着力利用高级官职对一些湘淮高层人物进行拉拢、分化,破坏湘淮集团的内部团结,从而维持并重新稳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权.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苗民大起义

一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一年(1795——1806)的湖南、贵州苗民大起义,是在土地高度集中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它标志着清朝中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之尖锐化,是清王朝盛极而衰的一个重要方面。清王朝自玄烨(康熙皇帝)以来,曾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措施:如惩治贪污、奖励垦荒、整理赋税等,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暂时得到缓和。但是,     

秦末农民大起义为什么没有提出土地要求?

秦末农民大起义为什么没提出土地要求？是早已引起历史界重视的一个问题。早在一九六○年讨论我国土地所有制时，有的同志就曾把这一事实作为主张土地国有的论据。（《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册259页）作为学术问题，这本来是可以讨论的。但在“四人帮”为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大讲所谓“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时，竟利用秦末农民起义没提土地要求这一问题，公然抗拒毛主席对秦末农民起义的有关论述，篡改这次起义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