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灵物崇拜与禁忌

礼俗与禁忌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中西方灵物崇拜与忌讳之物不胜枚举,择吉避凶则自然成为人际交往的一个原则.只有交往中注意不触犯对方禁忌,才能获得相互间的尊重与信赖.     

论汉代择吉民俗的发展及其特征

在汉代,以“三合”及“生旺”等为代表的五行理论已完全成熟,这一理论成为包括择吉术在内的传统术数的理论基础。由于择日办事世风之炽烈,两汉时期出现了建除家、五行家、堪舆家等多家择吉流派,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择日专历,最后导致择吉日书与历书相结合,使汉代成为我国择吉黄历草创的重要时期。     

客家与风水术

客家与风水术林忠礼罗勇风水术，又称堪舆术，是一种从古代沿袭至今的择吉避凶的术数。客家人崇信风水，每逢婚丧喜庆，盖房子、打灶、挖井、选坟地乃至于修桥筑路等，都要请风水先生堪地利，看风水，择良辰吉日。这种风俗，自古至今，长盛不衰。然而，风水术这种北方文...     

风水信仰：一个重要的客家民俗文化事象

风水,古称堪舆。堪谓之天道,舆谓之地道,堪舆即天地之道。它起源于古老的相地术,是中国古代一种基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观念的选择阴阳宅环境以求吉避凶的学问。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风水对人们的生活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它已经根植于中国社会心理结构的深处,凝结为广大民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讲究风水宜忌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广大民众日常家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邻避困境的公众参与之法律规制

邻避行为一般是指社会民众对于那些虽然能够为社会带来一定的公共利益,但却具有一定危害或潜在危害的邻避设施建设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的抵触行为。行政机关对解决此问题显示出乏力,陷入邻避困境。邻避困境的成因在于多元利益的整合失衡、相关法律规定限制以及"家长式"行政理念导致透明度与参与度不足等。公众参与作为与公众联系最密切的法律制度之一,对解决邻避困境十分重要。可以公众参与为制度载体,对应其成因,探索解决邻避问题的现实路径。     

敦煌藏文本S.6878V《出行择日吉凶法》考释

英藏S.6878V是唯一一件完整记录出行占、婚嫁占及失物占的敦煌藏文占卜文献,其中《出行择日吉凶法》保存了利用“八天”、“四方神头胁日”进行出行择吉的占法与卜辞,这一书写主要根据《周公八天出行图》等汉文术数典籍编译而成.本文对S.6878V 《出行择日吉凶法》的考释,不仅进一步揭示了此件文献的内容样貌与文本来源、弥补了相关敦煌汉文文献的缺陷和不足,而且为推进汉、藏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以及唐宋之际敦煌吐蕃移民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重要线索.     

敦煌具注历中的“蜜日”探研

蜜日是七曜日之一,即太阳直日,其意原是摩尼教的星期日和持斋、礼拜吉日。从《宿曜经》的描述来看,"蜜日"还是密教修持密法仪轨的吉祥日子。相较而言,敦煌具注历中的"蜜日"旨在表达趋吉避凶的择吉观念,因而展示更多的是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适宜事项,难以体现宗教"圣日"或"吉祥日"的意义;具注历中的"蜜"字标注,有可能是二十八宿注历的一种特殊方式。     

本命年“避星”习俗研究——以内蒙古巴林右旗大板镇为例

"避星"习俗是内蒙古巴林右旗大板镇地区重要的传统民俗,人们在"本命年"除夕落日之后不愿看到外面的灯火和星光。本文主要利用访谈法以及参与观察法对这一习俗进行调查和分析,以文化整体观的视角来观察传统避星习俗在现代社会保存的现状,发现满足民众求吉避祸的心理需求的本质不变,但其功能、表现形式、信仰人群等发生不同形式的变迁,探讨留存至今所暴露出的问题,进一步分析传统文化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的调试与保存。     

珠江源头语言忌避民俗文化背景下的十二生肖地名

云贵高原所独有的十二生肖地名,是反映该地区语言禁忌避讳民俗不可多得的"风俗化石"。本文基于对云南省珠江源头十二生肖地名分布及禁忌状况的调查分析,揭示其蕴含的避凶求吉的民俗文化特点。     

英语委婉语所映射的社会文化心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委婉语作为语言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是社会文化心理的一面镜子.更能映射出形形色色的社会心理状态.它能反映出其使用者的避凶求吉、避俗求雅、避短扬长或粉饰美化等方面的心理需求.它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手法,同时还是一种语言交际策略.因此,对英语学习者而言,掌握委婉语所表达的真正含义,恰当地使用委婉语是至关重要的.     

礼门神习俗与民族心态管窥

每逢新春佳节,我国民众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请“门神”。因为据说“门神”爷是专门护宅守院的神。他们把威武雄健、怒目圆睁的“门神”贴在大门上,那些妖魔鬼怪就会全被吓跑了,人们就可以供奉神灵、叩拜列祖列宗、欢欢喜喜地过年了。“门神”作为家庭生活的保护神守卫着宅院的安宁。宅院是一家人生活、休息、生儿育女的场所。家宅平安,避凶禳祸关系着一家人的安危,因此我国民众礼“门神”重宅院的习俗一直延续至     

“乌啼兆凶”考辩

在汉族民众的心目中,"乌鸦"这一普通的飞禽早已成为不祥的征兆。然而,在远古先民的心目中,乌鸦并非恶禽,而为神鸟。其文化象征意义经历了复杂的流变。主要根据文献资料记载,考证宋代是"乌啼兆凶"这一观念的合流期;并从宋代的经济政治、地理环境和主流文化等方面综述在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形成"乌啼兆凶"这一民俗禁忌的具体原因。     

择吉民俗之性质、特征与长期传承之原因探析

择吉民俗源远流长，至今传承不辍。择吉民俗的基本性质是敬顺天地，按自然规律行事而非完全的封建迷信，但其中有许多迷信成分。择吉民俗具有赤裸裸的功利性、亦俗亦术的神秘性、泾渭杂陈的理论性、化内涵丰富的全息性，以及主观与客观、科学与迷信相杂糅的复杂性等化特性。择吉民俗之所以长期传承，有化和心理方面的根源。     

古人对战乱与灾祸的婉辞

中华民族自古有"温良恭俭让"的传统.战乱、灾祸带来死亡和破坏,善良的人们厌恶它、惧怕它、诅咒它.加之古人的愚昧和迷信,认为语言与所代表的事物有某种必然联系,把表示战乱、灾祸的词语看成是战乱、灾祸本身.人们在心理上产生恐惧感、忧郁感,并设法在语言活动中避凶就吉,用相关词语指代.古人对战乱与灾祸的婉辞主要有:     

PPP模式下的邻避风险及其治理——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PPP模式日益被广泛应用于各类项目建设中且带来了诸多益处,与此同时也加剧了邻避风险,增加了治理难度。文章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构建了PPP模式邻避风险的利益相关者二维分析矩阵,通过剖析各利益主体的行动逻辑提出了PPP模式邻避风险的治理措施,即针对作为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政府与周边民众应加强双方互动参与,对于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企业和专家应增强其影响力,而针对次要利益相关者的媒体要采取"堵不如疏"的策略,此外也要关注一般利益相关者的诉求。     

“自觉”还是“自利”:基于“邻避冲突”动因的整合探讨

"邻避冲突"是由"邻避设施"所引起的社会群体性事件,"邻避"的相关问题在国外以及台湾地区的研究相对成熟。1907年后,"邻避"问题开始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本文立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分析"自觉"与"自利"这两种视角出发,试图综合两种因素,提出指向一种整合式的分析思路,以供学者探讨。     

寻归时序——论择日习俗中的生命隐喻与时间直观

择日习俗是依据择日术确定活动的恰当时间的信仰习俗。择日术数是以阴阳五行和易学为理论基础,追求天人合一的神话思维,它包含了拟人与拟物这样两种紧密联系的生命隐喻形态。择日习俗创造出了“时序”的独特时间直观。     

外部性视角下的高铁邻避问题

高铁邻避问题根源于高铁建设的外部性:负外部性的集中施加导致利益受损群体认为自身受到不公平对待,继而向外界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正外部性的溢出造成"搭便车"现象,受益群体并不会对负外部性的解决施加援手。解决外部性的关键在于降低受影响民众与建设方自愿平等协商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     

现代新式学校与乡村民众生活——以佳村震东小学为个案

要深入理解中国现代新式学校对于广大乡村民众的意义,考察学校与乡村民众生活变迁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考察了一所位于浙西南山区佳村的现代小学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对当地民众生活的影响.概括地说,对于士绅子弟而言,这所小学是他们由儒生向专才转型的起始阶梯;对于普通民众子弟而言,小学教育普遍提升了他们的文化水准并为部分人的身份转变创造了机会;对于乡村女子而言,接受小学教育首先给她们带来了身体的解放,并使部分人有机会成为职业女性.这一个案说明,尽管作为"舶来品"的西方现代教育体制在中国乡村社会的推进受到重重阻力,但从较长时段上考察,由于这一体制从总体上对乡村民众生活变迁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需求,所以逐渐在广大乡村社会获得了认同.     

周代凶礼“无乐”考述

周代国家礼典分为吉、凶、宾、军、嘉五大类,分别涉及冠、婚、丧、祭、朝、聘、射等大大小小的诸多礼仪和礼制。在不同名目与不同等级的礼典活动中,有繁复的礼仪程式和与之相谐配的用乐标准和要求。而"五礼"中,仅凶礼仪式中"无乐",即没有音乐的唱奏活动,但有许多与乐人、乐器相关的仪节,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了解凶礼仪式中不乐、彻县的场合及规定,并对凶礼仪式"无乐"现象进行内在意义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