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于诗"与"诗可以兴"辨析

<正>我国以"兴"论诗解诗的悠久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先秦以"兴"论诗,又以《论语》中的"兴于诗"(《泰伯》)和"诗可以兴"(《阳货》)二语最为明确。对"兴于诗"和"诗可以兴"的理解和阐释,古今学者多有分歧。综观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其一,认为"兴于诗"与"诗可以兴"表达的是相同或相近的意思,两处的"兴"都与诗的审美特质相距甚远,而是以诗为背景及旨归,强调"诗三百"在修身、为政等方面的社会功用;其二,认为     

试论“兴”与“原型”理论

自《周礼·春官》提出了“兴”这一名称后，对于它的争论虽历经两千余年，但最终还是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兴”也就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探讨得最多，也解释得最不清楚的艺术表现形式．其中争论的焦点在于“兴”辞与诗的主体是否有内容上的联系。一派是汉人认为“兴”有比喻的意义，“举草木鸟兽以见意”是其代表性的看法；另一派则根本否认“兴”辞有什么意义，郑樵在《六经奥论》中说：“凡兴者，所见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义理求也。”前一种看法把“比”与“兴”又纠缠在一起，后者又未免过于简单化．因此，后人胡念贻只好…     

“思无邪”别论

<正> 《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而孔子几乎就是第一个对它推崇备至的人。他在有意无意之中对《诗经》精警却是片言只语的评论,一直是《诗》学家解《诗》和文学评论家论诗的主要依据之一。但是,他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之论中的“思无邪”,作为我国第一个文学批评的标准,     

上博《论诗》竹简与《诗》的本质和编集

诗是抒情的。《诗经》原无定本。先秦人的“诗言志”和两汉人的《诗》“采”编说，都是大谬不然之论，并不符合先秦诗骚的创作实际和《诗经》本的编集实际。2000年8月公开的上博战国竹简《论诗》对此提出了新的佐证。     

上博《论诗》竹简与《诗》的本质和编集

诗是抒情的。《诗经》原无定本。先秦人的“诗言志”和两汉人的《诗》“采”编说 ,都是大谬不然之论 ,并不符合先秦诗骚的创作实际和《诗经》文本的编集实际。 2 0 0 0年 8月公开的上博战国竹简《论诗》对此提出了新的佐证。     

新解孔子的“兴、观、群、怨”

《论语·阳货》记载;“子日:‘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观”、“群”、“怨”可以说是孔子对诗歌特性的简明概括.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诗》理解为广义的艺     

从阮籍《咏怀》诗看六朝衍生“伤感”之“兴”义

六朝释“兴”为一种诗法。即“兴”为诗歌创作中的情感表达与寄托方式。囿于六朝时期动荡而伤乱的社会政治环境,透过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兴”在六朝时所寄寓的多是伤时悯乱,人生无奈的生命悲感。     

“训诂”不等于“故训”

当今介绍训诂学的一些著作,在解释“训诂”这一名称的由来和意义时,往往把它和《毛诗故训传》书名中的“故训”二字完全等同起来.因为“故”与“诂”古字通用,汉人著述中“训诂”一语多作“训故”,而《毛诗故训传》书名的“故训传”三字又或作“诂训传”,于是便把“训诂”或“训故”看成是“故训”或“诂训”的同义倒文,认为二者是一回事;又因为《尔雅》篇名有《释诂》、《释训》,孔颖达曾解释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然则‘诂训’者,通     

《论语》孔门感发之“兴”义

孔子所说的“兴”,意为“起情”,即诗歌可以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激发人的情感,使人受到启发、启迪,从而使、人的思想认识与修养得到提高与升华。孔门诗教“兴”义与“兴”之本义发生了混淆,造成了“兴”义的混乱。     

郑玄《周礼注》比、兴观念产生的根源

郑玄对比、兴有多种不同的解释 ,在《毛诗传笺》中以“喻”释“兴” ,“兴”可美也可刺 ;而在《周礼注》中却以美刺区别比、兴。郑玄为什么会以美刺区别比、兴 ?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 ,逻辑混乱 ,观念不清。两汉时期的学者在观念上尚未将用《诗》方法与表现方法区别开 ,故难免产生认识上的混乱。其二 ,解释角度不同。当时学者曾从不同角度对比、兴加以解说 ,郑玄《周礼注》侧重从用《诗》方法、政教功能角度解说。其三 ,最直接的原因是郑玄随文释义     

《诗经》“兴”论─—对“全不取义”的一点看法

《诗经》“兴”论─—对“全不取义”的一点看法汤力伟“兴”乃《诗经》诗歌创作中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对后世影响甚大。“兴”的本义是“起”，《说文》：“兴，起也，从并从同，同，同力也。”又另“界，共举也。”那么，＊兴”即“同力共举”的结果。先秦言“兴”（包...     

读《诗》说“麟”──兼说“驺虞”

读《诗》说“麟”──兼说“驺虞”周蒙麟，是古人幻想出来的虚妄反映的产物，并非现实中存在的实有生物。先秦古籍《礼记·礼运》，把它列在传统文化“四灵”──“麟、凤、龟、龙”之首位。《孔子家语》说：“毛虫三百六十，而麟为之长。”《抱朴子》又说：“麒麟，寿二...     

关于“六义”中“赋”的概念

“赋”、“比”、“兴”是汉人从《诗经》中总结出来的诗歌的三种艺术表现方法,和《诗经》中的“风”、“雅”、“颂”相配,称之为“六义”。赋、比、兴的概念成于汉代。孔子致力教学多年,《诗经》是他的重要教材之一,从《论语》、《礼记》等记载孔子言行的书来看,没有赋、比、兴之说。战国时期的孟     

“诗可以兴”和孔子说《诗》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关于文学社会作用的理论成熟得最早。两千多年以前,儒家文学批评创始人孔子,已经在他的诗论里提出了文学应该为政治、道德服务的理论,肯定了文学的认识功能。集中反映孔子思想的《论语》以及其他一些儒家著作记录了孔子的文艺思想,其中以“诗教”为中心的论述占有相当的比重,并且对后人起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尽管先秦时期并不存在独立的文学概念,可是孔子的诗教理论却一直延续下来,不断地有人继承、发     

“训诂”不等于“故训”

当今介绍训诂学的一些著作,在解释“训诂”这一名称的由来和意义时,往往把它和《毛诗故训传》书名中的“故训”二字完全等同起来,因为“故”与“诂”古字通用,汉人著述中“训诂”一语多作“训故”,而《毛诗故训传》书名的“故训传”三字又或作“诂训传”,于是便把“训诂”或“训故”看成是“故训”或“诂训”的同义倒文,认为二者是一回事;又因为《尔雅》篇名有《释诂》、《释训》,孔颖达曾解释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然则‘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于是又认为,“训”与“诂”(或     

说“兴”

毛主席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毛主席在这里正面肯定了我国古典文论中作为艺术手法的比、兴的提法;而且,把诗歌创作中比、兴两法,与形象思维直接地联系起来,为我们准确地解释比兴的涵义,批判地继承我国丰富的古典文学理论遗产.繁荣社会主义诗歌创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我国的文学理论批评,最早是从论诗开始的。比、兴两法,源远流长;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普遍运用,《周礼》就是从古代民歌中最早概括出文艺理论上比、兴概念的。①以后,楚辞,汉乐府,魏晋六朝的五言诗及民歌,直到诗歌鼎盛的唐代,诗人们一直采用,也为历代评论家所肯定。     

“断章取义”辨微——论对《诗》的赋、引、解

自卢蒲癸的“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一语出,论者论及先秦人对《诗》的态度,便皆一言以蔽之曰:断章取义。近世以来,此评语渐含贬意。故对先人之不泥于文句的做法,多所不齿,而鲜有为之一辩者。其实,先秦人之于《诗》,除赋《诗》以明志者外,尚有引《诗》以证事、解《诗》以发微、借《诗》以取譬、评《诗》以论道者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复杂的情况,仅以“断章取义”一语,是难以概括的;而且,即使断章取义,也未必一无是处。笔者不揣浅陋,试为辨析,尚祈读者匡正。     

袁枚论“温柔敦厚”

“温柔敦厚”,是儒家传统的诗教,对我国古代诗歌的创作与诗歌理论的发展一直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一审美要求据说是孔子提出的,但见诸文字记载,最早的却是《礼记》。《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诗教也。”唐代的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解释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这就要求诗人以委婉含蓄之词寄寓己意。在历史上,对这一审美要求的解释歧见颇多,有不少人甚至在解释时赋予它以自己的思想内容;然而袁枚在《小仓山房尺牍》卷10《再答李少鹤书》中公然提出“温柔敦厚”并不可信,他说:“《礼记》一书,汉人所述,未必皆圣人之言。即如温柔敦厚四字,亦不过诗教之一端,不必篇篇如是。二《雅》中之‘上帝板板,下民卒殚’,‘投畀豺虎,投畀有北’,未尝不裂眦攘臂而呼,何敦厚之有?故仆以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或者夫子有为言之也,夫言岂一端而已,亦各有所当     

“思无邪”考论——兼论孔门断章取义解《诗》传统

“思无邪”语出《诗经·鲁颂·駉》篇,在《论语·为政》篇中被孔子所征引。关于其内涵,历代释者主要形成“正”“诚”两条主流阐释路径,现当代学者在前贤基础上又提出“思”为祝辞、“无邪”为“无穷无尽”的新解。结合《駉》篇实为颂马诗的背景,“思无邪”本义当理解为“祝愿骏马繁多”。而孔子之意则是“思想纯正”,既指《诗经》作者感发惩创、劝善惩恶的创作意图,也指其对读者道德层面的感发与引导作用,体现了孔门解《诗》断章取义的传统,而这种传统是春秋“赋《诗》断章”之风与儒家重现实功用、重伦理教化理念的综合产物。     

汉代“齐诗”与孟子渊源考辨

汉代“齐诗”学派的解《诗》逻辑是以“阴阳五行”为形式,以“微言大义”为手段,以“通经致用”为目的.虽然“齐诗”与先秦《诗》学的联系因史料的缺乏存在着极大的复杂性及不确定性,但就解《诗》方式而言,孔子、孟子的观念对其有巨大影响,特别是孟子及“始于孟子的齐学系统”对“齐诗”解经方式形成应有直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