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转向与中国当代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艺理论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现实主义被异化了。现实主义的含义不是单一的,它既指一种文艺创作方法,也指一种文艺流派、思潮,还指一种文艺创作精神。从创作方法来看,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源远流长,可以说是与人类的艺术生产的产生是同步的,但是真正确立这种创作方法的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实践转向＂,并且把它命名为＂莎士比亚化＂。从文艺流派和思潮来看,现实主义历经了古希腊罗马的古典现实主义,19世纪中期的批判现实主义,20世纪初的革命现实主义,中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末期的无边的现实主义等发展阶段,而只是在＂现代实践转向＂过程中现实主义流派和思潮才明确地发展起来,同时在＂后现代实践转向＂中逐步多元化,成为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艺流派和思潮相抗衡的强大流派和思潮。从文艺创作精神来看,现实主义是永恒的,因为文艺永远不可能脱离社会现实生活,永远在社会实践之中进行恒新恒异的创造。因此,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艺理论仍然应该坚持现实主义精神,鼓励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流派、思潮,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植根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     

在金钱面前的一幕丑剧——读马克·吐温中篇小说《败坏哈德兰堡的人》

马克·吐温是美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关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曾被人们称为＂美国的狄更斯＂,被福克纳称为＂美国文学之父＂,被豪威尔斯誉为＂美国文学中的林肯＂。《败坏哈德兰堡的人》是马克·吐温晚年的一部最重要的中篇小说,小说构思巧妙,结构严谨,富于戏剧性,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虚伪自私的心理。本文从写作背景、深刻的主题思想、人物刻画心理描写以及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来具体探讨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艺术。     

《百合花》：一部革命年代的爱情牧歌

茹志鹃的《百合花》是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它采用当时主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法进行英雄叙事。同时,它又是一支＂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歌颂了人情人性,具有显著的浪漫主义气息。本文将结合《百合花》,论述＂十七年文学＂中现实主义思潮和浪漫主义思潮的冲突与融合。     

从“寓教于乐”到“全面颠覆”——西方文学看重游戏探析

以往我们看欧美文学,更多关注的是＂价值＂、＂深度＂之类的＂意义＂,由此得出的解读自然也就太过＂严肃＂。但事实上,从古罗马时期贺拉斯提出＂寓教于乐＂,一直到现代主义对所谓＂意义＂的全面颠覆,始终贯注着一条娱乐、游戏的生命链条,而这绝不仅仅是喜剧的问题。因此,特从这样一种视角,通过从古到今的＂漫步＂,来发现欧美文学中本来就看重游戏的表现,以还原西方文学的特性。这里涉及的问题恐怕还包含有文学到底应该是什么。     

诵读·揣摩·实践——浅谈“语感培养”的途径

随着对语文课程标准的深入实践,实践者们都期待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留下些许轻浅的脚印,特别是对＂语感＂这一较为空灵的能力培养更是努力探索。对于＂语感＂,叶圣陶认为：＂不了解一个字一个词的意义和情味,单靠翻字典辞典是不够的,必须在日常生活中随时留意,得到真实的经验,     

论当代战争小说对战争历史多元化的阐释

当代战争小说对战争历史多元化的阐释,意味着对历史本原的＂接近＂,意味着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意味着对自身历史的正视与重构,以心灵激活历史,显示出人们对战争历史进行多元阐释的不懈探索。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作家们对＂现实主义＂的更深入的理解,看到了作家们对＂现实主义审美精神＂的极力张扬,从而敞开了对战争历史的多棱观照。     

谈德育教育

什么是道德？＂道＂指做人的准则、规矩和与人交往的原则和规范;＂德＂,最基本的涵义为＂得＂,所谓＂德者得也＂,即人对＂道＂的获得,人们认识了＂道＂,由得于已,外施于人,便称之为＂德＂,即人遵循为人之道所引起的收获体验。＂道德是否可教＂的问题,其实就是：道德规范之外的内容,是否可教？把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还原于学生生活和成长的过程,在学生的生活中来进行道德教育,而不是像现行的模式这样把道德教育过程当作是为了生活而准备的过程。     

菲林试剂鉴定果糖的化学反应机理释疑

在高中生物教材（人教版·必修）＂检测生物组织中还原糖、脂肪和蛋白质＂实验原理中提到＂糖中的还原糖（如葡萄糖、果糖）,与斐林试剂发生作用,可以生成砖红色沉淀＂,以此来鉴定生物组织中糖的存在。教参对还原糖的解释是：＂分子结构中含有还原性基团（游离醛基     

“还原”与批判——新写实小说叙事态度及其意义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在新写实小说中,作家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叙事态度模式：还原。包括人物的还原、生活流的还原和语言生活化的还原。这种＂还原＂的态度并不等于作家＂零度情感的介入＂,而是潜藏着深沉的理性批判精神。这种创作方法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索提供了一个可以选择的课题。     

底层心理与秩序重构：新生代农民工道德融入的路径选择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已经登上了城镇化的大舞台,并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但如果他们融入不了城镇,又退不回农村,城市融入生态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城市融入＂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融入＂,而道德融入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社会层面的＂融入＂,是对城市道德属性的选择性适应。从心理行为逻辑看,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好象生活在＂污名化＂且不受防护的孤岛上,在道德心理上处于＂孤岛化＂的状态,新生代农民工存在明显底层心理。这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污名化＂过程相当普遍地存在,严重影响其道德融入。重构新生代农民工道德融入的社会秩序成为历史的必然。     

道家“个体生命之我”的发现

“个体生命之我”的发现,是以杨朱、老子、庄子等道家代表人物对中国古代人本主义哲学领域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在一个礼崩乐坏、个体生命被任意杀戮的时代,道家学派以恢复个人的“天性”为标准,重视个人自由,强调“为我”、“贵己”、“无为”、“逍遥”,把人的觉醒,以及对个体生命的爱悯和呵护上升到宇宙人生的本体论层面,这在古今中外哲学史上都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命题。     

历史责任与“文革”记忆——读贾平凹的《古炉》

《古炉》是贾平凹带着"文革"的责任和记忆,以狗尿苔这个孩童为叙事视角,写"文革"来到古炉村后引起的村民的心态、生活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巨大变化。《古炉》继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写实风格,在对乡村生活琐事的描绘中抵达人性的本真,在对"文革"神圣性的嘲讽中挖掘其荒诞,在对魔幻世界的勾勒中蕴含对传统伦理的缅怀,在一场场闹剧背后显露出贾平凹对"文革"的深思。     

浅析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中的写实主义表现

自2008年"《蟹工船》热"以来,日本近年来无产阶级文学呈现出了一种"复活"的趋势,本文在对日本近代的无产阶级文学发展和小林多喜二及其代表作《蟹工船》进行简单的研究基础之上,重点以《蟹工船》为例,结合小说中对渔工们生活和工作环境描写以及渔工们的形象刻画来分析和研究写实主义表现手法在这篇小说中的具体运用和所起的作用,并且探讨这种手法是如何使这部作品保持着鲜活而旺盛的生命力。     

关于“理想主义者”的小说——解读梅国云的长篇小说《第39天》

梅国云小说《第39天》以“转业”为议题,通过塑造牛大志这一形象,反映了转型时代的军队与社会生活场景。在作者的叙事中,以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为主线,不断地将人物抛掷于生命的悖论情境。于是,以精神分析承载社会批判,梅国云的小说创作成为现实主义传统的一个新的注脚。《第39天》超越了“转业”这个议题,进而超越了军旅小说的框架。梅国云的写作再次证实了小说与历史之间的隐秘联系,也是将小说“再政治化”的创作实践。     

《奥义书》中关于梵论以外的种种整体统一性理论

在古印度的《奥义书》中除了占主导地位的以大梵为本体的世界整体统一性理论之外,还提到或论述了世界统一于极微、“空”、风和气、“六大”和“三界”,以及生命统一于气息等理论。对这些理论的挖掘,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的把握《奥义书》之后的印度哲学发展起来的种种多元实在论学说的深厚思想渊源。     

浅析方方的“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创作轨迹

方方是以《风景》而引起文坛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的,并因此被冠以"新写实"作家的称号。尽管如此,她并不像其他"新写实"作家那样,在描写生活事实形态的同时,忽略对事实中价值意义的寻求,在她的创作中,既有描画市民阶层生活的叙事努力,也有在此生活中寻求道德、理想意义支撑的价值诉求。通过对方方创作过程的变化,重点探求她对人生存困境的揭示,及由此所表现出的强烈知识分子使命感的创作轨迹。     

英国文学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

＂愤怒的青年＂的文学创作是对19世纪英国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和发展,是来自英国社会底层的人们对其生存意义的严肃思考,是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尖锐矛盾的揭露。＂愤怒的青年＂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文学地位。     

胡风与中国现代文学的“鲁迅传统”

胡风人生与艺术追求的独特性首先可概括为一种＂透彻的真实＂。这种＂透彻＂来自于对现代中国最底层的富有质地的体验。这与其称之为＂现实主义＂,还不如根据他坚守文学的社会介入需要,努力推动直面底层生存真实的追求,将之总结为文学上的＂社会派＂。胡风文学追求的成型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他对鲁迅式的独特＂社会派＂文学传统的认同和体验,是这一文学的壮观景致让他从中汲取了巨大的力量。当然,较之于鲁迅本人,作为文学思想家的胡风似乎承受了更多的理论的压力,也依然存在着某种无奈的对真相的＂牺牲＂。     

再造“新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调整及影响

论文的写作基于这样一个“问题”：在从“伤痕”到“先锋”这一脉络成为文学史“共识”的当下,“50－70年代文学”居于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新时期”有怎样的调整？既有的“一体化”的冲动是否依然存在？基于此,论文尝试从“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被“历史”所“忽视”的概念或运动入手,分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何藉此重生。通过对“社会主义新人”所命名的一系列“典范文本”的细读,笔者认为这一调整的艰难以及最终的失败,既是“文学成规”之转移的必然结果,也包含着自我的瓦解——借助左翼“革命＋恋爱”的模式的结果,反而是“恋爱”压倒“革命”,从“新人”转变为“畸人”。然而,这一历史性的失败,某种程度上是一次“扩大化”的运动,如何更为平和地检讨“社会主义”的“文学遗产”,打捞“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与精神操守,这一问题对当下的文学现状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高考制度变迁的文化透视

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先后经过了“酝酿期”、“建立和遭受挫折期”、“恢复和改革期”的变迁过程。高考制度改革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中国文化原始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构成了高考制度变迁的深刻背景。如果教育制度与其背后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不匹配,教育制度就难以高效的运行。文化的内核——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本质上规定了教育制度运行的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