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公到孔子关于孝道内容的演绎

孝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起源很早,《尚书·尧典》中就有关于舜至孝的记载,尧赞扬其“以孝烝烝”,并作为以天下相让于舜的理由之一。西周翦灭殷商,后周公践天子之位,封建诸侯,制礼作乐,孝作为“文之本”嘲是礼乐文化中重要的内容。而时至春秋之世,周天子式微,礼崩乐坏,“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西周传统的孝道观念逐渐瓦解。孔子仰慕周文之郁郁,     

陈白沙之孝道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孝与忠是陈白沙孝道文化的主要内容。“孝”是“孝悌出于天性”的内在情感的孝敬之心,“忠”是“士不居官终爱国”的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之心。孝与忠相辅相成,均建立于深厚的、普遍的“爱心”之上。陈白沙以孝与忠为核心内容、以爱为基础的孝道文化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和普世价值。     

试析对《孝经》孝道观的批判性继承

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的《孝经》，紧紧围绕“以孝治天下”这一思想，将孝分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和庶人之孝五等，强调“以孝事君则忠”。“移孝作忠”成为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基本策略。今天对其孝道观在价值和内容上应作批判性继承，一是在价值上已经不具有首孝和泛孝的地位，二是在内客上“以孝治天下”的观念已然被摒弃。对于现代家庭伦理建设，其孝道观仍具有一定合理的可继承的内容，如养亲敬亲、耀祖显亲和谏亲。     

浅议先秦儒家孝道观与厚葬陋习

先秦儒家的孝道观念，产生于对血缘家长的崇敬，它包含“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两方面的家庭道德观念，这一观念被扩大、延伸到国家、社会之上，便转化为一种责任和道德义务，使孝观念对维护封建统治具有重要作用，于是统治者大昌孝道，构成孝主要内容这一的送死之事，日益发展，厚葬陋习日烈。     

论孔子对西周传统孝道观念的重构

春秋之世，传统的以崇拜祖先为主的“孝死”观念逐渐淡漠了，代之而起的是对在世父母的“孝生”观念，孔子顺应了时代的变化，赋予了西周传统孝道观念以新的内容。首先，孔子将西周孝道从宗法教条中解放出来，转变为个人品德修养的最根本内容。其次，孔子的孝道思想是双向的，就是不仅子要孝，而且父也要慈，这正体现了春秋时期伦理思想的特点：相对性、平等性。第三，孔子提出了“孝为仁之本”的命题，认为“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基础及发展的前提。     

孔子所谈人的道德修养准则述评

1 孔子不仅为封建社会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学奠定了思想基础,儒学一向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中心议题的传统也源本于孔子,而后之为人君者与后之为士大夫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依据,就正是孔子所规定的道德修养准则。作为孔子思想核心的“仁”就兼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项内容,并将这些内容与道德修养准则,     

"不孝有三"考

该文对“不孝有三”赵岐注提出质疑。指出赵岐注既与孟子本人关于孝的观念相抵牾,也和孟子之前的儒家学者关于孝的思想大相径庭。该文认为“不孝有三”是孟子引用的古语,是原始宗法制时代人们的孝的观念。赵岐注没有搞清原始宗法制和地主宗法制的区别,没有搞清这两个不同的时代人们伦理观念的区别,错把秦汉时建立在地主封建制基础之上的伦理观念等同于原始宗法制时代的伦理观念。该文在对赵岐注批判的基础上指出,在原始宗法制时代孝有三个层面：其一,“生,事之以礼”;其二,“死,葬之以礼”;其三,在死后的漫长岁月,子子孙孙“祭之以礼”。并进而得出结论,“不孝有三”应该是：生不敬顺,一不孝也;死不礼葬,二不孝也;无后绝祀,三不孝也。     

金庸小说与孝文化

“孝”是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孝经·开宗明义》讲:“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①孝最原始的内容就是亲亲,即孝敬父母。到后来,孝在政治方面进行了演延,古人将君臣关系比作父子关系,“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②“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③孝渐渐有了另一个方面的内容,即对君主、国家的孝,也可以理解为忠。从古至今,孝文化对人们产生了至深的影响,对武侠小说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父母、师父被人所害,自己不能替他们报仇,在古代被视为不孝,往往就因为报仇而展开了一段快意恩仇的故事。本文所关注的…     

试论《论语》中“孝”的三种维度

“孝”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论语》中“孝”是以人性的自然情感为出发点,构成仁的基础,落实在一切符合“礼”的孝行之中。孝在家与国两个层面上的等值同构,导致了“孝”在“家”领域被绝对化为父权专制,在“国”的范围内衍化为臣对君的“忠”。全面正确理解《论语》中的孝,对于重新审视“孝”的现代价值有重要意义。     

阳明心学视域中的“孝”——以《传习录》为中心的考察

“孝”是阳明心学乃至全部儒学的重要内容,经梳理,阳明之“孝”包含三个向度.“心即理”方面,“孝”是即心即理之心在事亲方面的动态生成,且具有“自然”的特质;“良知”方面,“孝”是人对其动态生成之良知的德性化领会,并在“致良知”中得以初步展开,为成圣提供了途径;在知行方面,以摄知入行的“知行合一”深化了“致良知”视域下的“孝”,从而在日常践履中落实对孝行所呈现之良知的自觉.     

"祖先崇拜"与"礼"

在中国古代，血缘作为维系人们关系的纽带作用十分强大，祖先崇拜不仅是原始社会末期祭祀活动的核心内容，也是国家形成后的父权与君权交叉重叠的渊薮，于是事父与事君的“孝”、“忠”准则就成为了中国古代礼制的核心内容，并对后继的中国社会以强势影响。     

《商君书·更法》译析(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

〔原文〕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訾于民。语曰: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事父事君多识”的诗教旨归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虽然字面意义简单,内容上却有深涵.“迩之事父”是指将《诗》中所蕴含的孝爱思想运用于现实人生实践中,旨在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谐状态;“以诗事君”的方式是“达政”与“专对”,其目的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太平;“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并不只是指记住鸟兽草木的名称,而是由此体察出人与自然一体圆融的关系,生发出物我相关的仁义之心.无论是“事父”、“事君”,还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最终都是为了达到“天下归仁”的诗教目的.     

论弘扬中原孝文化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原地区在中国古代长期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原地区自然也是“孝文化”的发源地。“孝”的观念发源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它衍生的丰富内容适应并且巩固这种社会形态。要正确认识“孝”的社会来源,须回到其产生的社会环境中去。立足中原孝文化研究,挖潜中原孝文化的精髓,继承和发扬中原孝文化的合理部分,使中原孝文化为当代河南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忠”“孝”在中日传统伦理观念中的地位

“忠”与“孝”在中日两国传统伦理观念中地位迥异：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孝”居于核心地位,“忠”则是日本传统社会固有且基本的伦理观念。这种伦理观念差异的产生,与中日两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家族制度联系之异同密切相关。     

洪州宗心性思想研究（续）

洪州宗心性论以“平常心是道”为思想内核,构成了一种心性论的新体系。以此为基础,洪州宗人形成了自己的禅修原则、运作模式和格调风貌。从这些内容看,本认为洪州宗的心性论思想主要是渊源于中国固有的化观念。     

论荀子的人－人秩序观

荀子从天道、人性与社会三个层面论证了人－人秩序之必要性,使其具有了坚实的理论根基;荀子对父子秩序的阐释达到了儒家的新阶段,使孝具有了更强的社会意义;荀子重视君臣秩序观中双方的责任,但又存在君本位的缺陷;在君民秩序问题上,荀子也呈现出“君本”与“民本”的矛盾。     

探索宗孝忱书法中的理学因子探析

宗孝忱关于书法的观点与理学的书论观点一致,主张“书以载道”,认为书法能够吸收人的浮躁粗狂之气,使人变得文雅、沉稳、心静;主张利用书法中蕴含的“道”,培养学书者善良的品格及爱国主义情怀,提升学书者的自身修养。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宗孝忱形成了“中正平和”的书风,用笔严谨、结体端正、章法冲和。文章拟探究宗孝忱书法中的理学因子,对当下的中小学书法教育亦有启示意义。     

试论中国传统孝道思想的演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从孝的形成发展来进行分析，原始人尊老养老的观念对孝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周代孝观念的基本形成，经过先秦诸子的丰富与发展，汉代“以孝治天下”使孝具有了政治意义。唐代以后对孝的异化，使孝演变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孝的精华部分发扬光大，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析孝文化丢失原因及回归养老本位的有效途径

传统孝文化的主要内涵包括祭祀先祖、善事父母、传宗接代、孝以事君、光宗耀祖等,但其本位是养老。随着社会的发展,孝文化在严重丢失,不孝现象屡屡发生,孝道观念淡漠。析其原因,主要是行孝能力下降、教育功能与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孝文化回归养老本位,有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老有所养”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效途径有：践行孝道,养成行孝习惯;潜移默化在家庭中进行孝道教育;对在校生进行孝美德教育;全社会形成一股合力,弘扬孝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