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科考试内容历史演变之原因分析

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因具有不同性质特点和功能而受到各个历史朝代不同程度的重视。唐朝重视诗赋取士,宋代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并用,元明清则采用经义取士,进士科考试内容从诗赋取士走向经义取士的过程是考试的外部功能与考试自身发展规律协同作用的结果。     

从考试学的角度看宋初诗赋策论之争

作为唐代诗赋取士问题的延续,宋初诗赋策论之争反映了赵宋王朝在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上的不断探索,是宋中期诗赋与经义白热化争论的前奏.科举考试内容是教育的基础,诗赋与策论孰先孰后实际反映了教育是培养文化型人才还是实用型人才的权衡,何种人才适应宋朝社会发展的需要.本文试图从考试学的角度来考察诗赋与策论之争,以期对现代考试有所启发.     

明代科举考试中的二三场

北宋更定取士之法,以经义、论策取士。明代科举取法宋代,尤以经义为重,导致二三场之学逐渐衰落。明中期开始,由于国家社会的变革,经义取士已经难以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论策关乎时政,能体现士子的政务处理能力,得到了朝廷的重视。嘉靖末期开始,二三场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朝廷令乡、会试考官在取士时偏向后场,并且改革阅卷制度,实施分房互校。主管各省直学政的提学官也在童试、岁考和科考等基层科举考试中,提升后场的地位,培养生员的二三场写作能力。在国家与提学官的双重改革下,论策已经成为阅卷官取士的重要依据。从明中后期以来朝廷对二三场地位的重视来看,康熙时期罢试经义,专以论策取士,并不是偶然现象。经义、论策地位的此消彼长,体现了科举制度与国家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     

"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之再思考

“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直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另一些学者认为“诗赋取士”对唐诗的发展起了消极影响；还有一些学者承认有积极影响但同时也有消极作用。本文认为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对“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概念的理解不一。本文在梳理了上述概念之后,认为“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是互为因果的,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唐初科举考试中“识文律”的评分标准促进了律诗的形成与定型,加速了有唐一代诗歌审美规范的转换；在后一阶段,则是唐诗的发展使“诗赋取士”成为定式,并最终形成后代无法企及的诗国高峰的到来。     

元代科举制的文化阐释

元代科举实行时间短,规模较小,不是元代选官的主要制度.其文化根源是:宋代以后科举文化流弊众多;蒙古统治者主要采用由吏入官的选官之法;蒙元最高统治者不重视科举;元朝政权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蒙古民族崇尚实用主义;元代疆域辽阔,统治者不可能将在汉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科举制运用于所有的被征服民族和地区.其中,元仁宗废止了诗赋取士之法,而定为以经义取士,这一规定文化影响至为深远.     

苏轼教育思想探析

北宋文豪苏轼对教育问题甚为关注。他重视教育的作用,提出教育目标及学习途径方式的见解,主张学校应通过严格的教育以保障人才的培养质量。并就科举考试提出经义与诗赋兼容,以科举为主又兼采察举推荐的方式以及依法取士等调整措施。他的教育思想所蕴涵的因素不仅丰富了宋代教育理论素材,而且对当代教育具有一定启迪。     

论宋高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宋高宗开创了南宋政治的较新局面,在科举制度方面也完成了稳定和更化工作。高宗朝反思徽宗朝诸多重大失误,开始了全面拨乱反正工作。具体而言,前期废除三舍法,后期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三舍可以免解,却不可以直接释褐。省试阶段,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两存之,偏向诗赋取士。同时设立“类省试”,在川陕地区成为常规制度。然而,高宗朝党争激烈,直接表现在科举领域。尤其是秦桧专权之后作弊盛行,很大程度损害了科举制度。总之,高宗在战乱流离之际不忘科举,且随时予以变革、调整和补充,卓有成效。     

中唐礼官的科举存废之争与文人素质的转型简

唐代安史之乱后,科举改革者对当时仕进文人的素质提出质疑。礼官杨绾彻底废除科举制度的动议,引发了整个思想领域的重整。尽管之后科举试诗赋取士仍时有反复,但经义取士的趋势在中唐明显强化。中唐礼官的科举革废之争对中唐文人的政治情感、政治价值取向、政治行为模式的冲击是巨大的,促成了中唐文人由文词空言治道向文学与政治结合的素质转型。     

八股文

中国明清两代科举考试采用的一种专门体，又称时、制义或制艺，八股滥觞于北宋。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诗赋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体并无规格。元代科举考试，基本沿袭宋代、明代洪武元年（1368），诏开科举，对制度、体都有了明确要求，不过写法初无定规。     

北宋进士科考试与西昆体的兴衰

西昆体的兴衰，和北宋进士考试的关系极其密切。宋初完善的科举制度和进士科考试中对诗赋的重视，是西昆体产生的历史土壤。进士科考试对诗赋形式、内容上的要求，是西昆体产生和长期繁荣的原因。而当诗赋在进士科考试中变得不重要甚至被取消时，西昆体就受到致命的打击，并逐渐走向灭亡。     

谈我国隋唐以来的选举制度

隋代废“九品中正制度”。隋文帝时设秀才科,各州每年选送三人,考得优秀者为秀才。隋炀帝喜好文词,始置进士科,专以诗赋取士。这是后代改察举为考试文字的开始。     

唐宋八大家 苏氏有其三

唐代重视诗赋取士,宋代取士凭经义策论,唐诗宋文因此繁荣。《全唐诗》收录唐代诗歌近五万首,较之有《诗经》以来到隋朝的一千六七百年间的诗歌总量还多几倍,唐诗在内容上的广泛、丰富,风格、流派的多姿势彩,社会历史影响之深远都是绝无仅有的。中唐之际,韩愈、柳宗元首倡“古文运动”,到北宋嘉祜年间,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及三苏父子更使这场以复古为革新的文学运动发展到高潮,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优良传统而又有新发展的“古文’取代绮丽华艳的文风,使敦朴求实、平易畅达的清新文风占领文坛。北宋一朝,人才鼎盛,前所未有,是政治…     

唐代科举考试帖经研究

帖经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重要考试项目,永隆二年以后,明经进士二科始帖经,并分别于当年和开元二十五年以诏令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定制.帖经标准一般为"每经十帖"和《老子》五帖.但在试贴的发展过程中",孤章绝句""、倒拔"等帖经弊端日益突出,甚至出现以诗赎帖的现象.帖经地位在"三项试"考试制度中地位不高,不仅是帖经重背诵而轻经义的结果,同时还受到科举取士重诗赋、官员选拔重进士出身而轻明经出身的影响.     

苏子杂谈(续)

苏子《议学校贡举状》,为上神宗皇帝之奏议,据《续通鉴》该文作于熙宁二年(1069年)五月.时王安石参知政事,欲为变法罗致人才,故请建学校,罢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取士.诏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议,苏子为直史馆、判官告院,遂有是议.     

科举制度的公平追求及其对自身的戕害

科举制度一直以追求公平为重要目标。从唐朝的“兼采时望”到宋朝严格的“糊名考校”，从科目众多、标准迥异到只有一个统一尺度的进士科，从内容宽泛的诗赋之文到内容相对固定的经义之文；经义之文的内容，由百家学说到仅用朱子学说，经义之文的形式，由形式灵活的散文到结构固定的八股文。科举制度追求公平的努力，使科举考试的各个环节具有可操作性，保证了整个考试过程中的程序公平。但正因为太执著于公平，科举制度淡忘了选拔行政官员的终极目的，迷失了自己的使命，造成了对自身的戕害。     

经义诗赋 随时更革——宋朝科举制度建设之三

<正>宋朝的科举制度建设,不仅建立了怎么考的制度,健全了考试规程,对后来的科举考试,具有示以准绳、框其趋向的作用;而且对考什么,究竟是重经义还是重诗赋,也做了积极的探索。     

王安石和苏轼关于科举诗赋取士的争议及原因探究

北宋时期,围绕科举是否采用诗赋取士的问题,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贬诗赋人士和以苏轼为代表的褒诗赋人士都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争议的背后隐藏着他们各自的政治观点和个性特征。     

状元录取种种

状元是中国科举时代进士科廷试第一名,考中状元即称“大魁天下”,荣耀无比。那么,状元是怎样录取的呢?是不是文才第一才能当状元呢?状元的录取与历代进士科考试科目的变化有关,如唐代重诗赋,宋代偏重经义,明、清则以八股文来衡量高低。士子要擅长当代重视的科目,才有可能大魁天下。状元的录取还与历代进士科考试制度的变化有关。如唐代是主司掌文衡,试卷不糊     

科考轶闻

才高运蹇徐文长一般而言,科举取士在唐宋时代途径较广,考试范围较宽,所得学识渊博、气度恢宏的治国之才也比较多。到了明代洪武年间,确定八股文取士之后,天下士子,莫不注重经义、格式,猜测主司意向,故所得之士,也往往是空疏浮泛之辈。而许多拥有真才实学者,却常常落魄潦倒,久困场屋。徐渭即为其一。徐渭,字文长,浙江山阴县人。幼孤,但天分极高。     

漫议八股文

八股文，又叫八比文，经义文，四书文，时文，或叫制艺、时艺等等，称谓很多。它原只是明清时实行科举取士的一门考课，后逐渐变成了一种文体的名称。我国自隋唐时起，便开始有了经义取士制度。到明清时，统治阶级为了更牢固地钳制人们的思想，选拔官吏，又定型为八股文取士。它要求考生以阐发圣贤义理为主旨，按照死板的八股形式去作文。而且愈到后来限制愈多，甚至连文章字数也限制在七百字以内，一概不准走过的。所谓八段，指的是文章写作形式。“股”，是对偶之意。八段文最基本的写作形式就娃讲求胜对。它自明成化以后便形成了一套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