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的媒介化和媒介化风险

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媒介化的社会。媒介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媒介传播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覆盖和媒介影响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媒介化社会对危机传播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是风险的媒介化迁移,二是媒介化风险的形成。现代社会风险的媒介化在媒介化的社会,大众媒介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知识源泉和认知参照。从另一个角度说,大众媒介成为社会生活的展示平台。而风险和危机同样也成为展示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一切将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主要线索、知识背景以及参考框架。     

中国电视调解向何处去——探寻在媒介产品与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跨界生存与创新

中国目前的电视调解已经进入瓶颈化阶段,同质化以及媒介产品与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断裂造成的传播伦理危机和社会治理危机已露端倪;中国电视调解向何处去的前瞻性思考必须首先始于对自身定位的理性省察;电视调解的定位应当在媒介产品和纠纷解决机制之间谋求平衡,创造性地发挥大众传媒协同的优势,融入到社会协同治理的格局体系中,使大众传媒的传播功能、个案纠纷解决功能以及社会治理功能的抵牾、断裂得到弥合与彰显。     

危机传播:无需逃避的现代性“陷阱”

我们已经身处"信息化时代"和"媒介化社会",这也意味着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面对越来越多的"风险的媒介化"和"媒介化的风险"。新媒体的普及和蔓延更增添了危机传播发生的机会,而媒介融合则将这一局面搅动得更为复杂和多变,许多传统的危机传播管理经验和观念遭遇空前的困难。当"危机传播"遭遇"媒介融合",我们需要全方位地重新思考"危机传播管理"这一命题。从本期开始,本刊邀请两位理论和实践兼具的青年学者王朋进和来向武,就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危机传播管理"从理念到操作的层面进行探讨。     

公共危机视域下共享型媒介协同治理逻辑及优化路径

数字媒体时代,技术可供性赋能共享型媒介的发展,为社会危机治理提供可能性。在媒介深度融合和国家治理体系逐步完善的背景下,共享型媒介的协同治理也成为了一个比较新颖的研究领域。文章在分析公共危机视域下共享型媒介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上,结合共享型媒介在社会危机治理中所出现的问题,从传播学、媒介学等融合性角度出发,对共享型媒介进行系统探索,旨在分析共享型媒介协同治理的逻辑及其优化路径。     

深度媒介化进程中的传播型构：论公共危机中的网络自组织行动

在公共危机中，各类网络自组织行动作用突出，形成一种特殊的集体行动模式。本研究以近年来公共危机中典型的网络自组织行动为基础，深入分析其核心功能与行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基于互联网所形成的新的媒介功能与媒介逻辑。研究发现，网络自组织强化危机信息融合，促进社会资源整合，推动利益相关者的群体聚合，形成临时性的“合作共同体”，并通过集体性话语协同和分布式组织行动两种逻辑完成自组织行动，而其内在的动力机制主要为价值驱动、情感驱动、关系驱动和技术驱动。由此，网络自组织形成了一种基于数字化媒介技术的传播型构，成为媒介组织动员功能的新机制，并以其对跨地域原子化个体的有效组织，在深度媒介化社会中形塑出新的媒介化逻辑。     

论消费主义文化视阈下大众媒介素养的构建

在以娱乐为中心和消费至上为表征的现代传播环境下,整个社会、媒介、大众持续上演着物质消费秀和娱乐狂欢秀,人们判断信息能力和批判精神随之不断萎缩和消退,社会主流文化、主流价值观不断受到影响和冲击,由此引发的种种负面效应已逐渐渗透到大众和社会的各个层面,在此危机下媒介素养的构建就有必要被提上研究日程并进行深入的探讨。     

社会公共事件下国家形象的微传播力研究——基于马航失联事件的再思考

在媒介化和全球化双重背景的驱动下,当前国家形象的传播存在政治宣传泛化、折射传播异化、定势选择固化等瓶颈问题。社会公共事件则为国家形象的传播困境提供了广泛的对象群体和话语契机,而媒介报道的偏差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形象的认同危机。随着社会信息场域逐渐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换,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中更需借力于微传播力系统。从整合力、推广力、执行力等核心要素进行多维建构,逐渐凝聚社会共识,弥合国家形象的认同危机则成为一种必然。     

超媒介叙事视角下漫画出版物IP化策略研究

在技术带来的媒体融合和疫情带来的“宅经济”社会背景下,漫画出版领域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本研究以漫画出版物为研究对象,以超媒介叙事理论为框架建构漫画出版物“元叙事—叙事碎片分割—跨媒介呈现—受众圈层化—内容再创作”的IP化路径,提出在粉丝共创、媒介融合、技术整合、内容提升及主体协同等方面的漫画出版物IP化策略。     

信息传播对社会危机的控制

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环境建构、媒介形象、传播惯势及公众认知惯势等方面,对社会危机信息传播既存在正功能,也存在负效应,政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危机信息必须进行策略性选择,要尊重大众传播基本规律,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控制舆论主动权,加强对社会危机的引导和控制.     

媒介化社会与新闻传播学的文化转向

媒介化社会是人人皆有的生活体验,是从媒介研究视角对现代社会所做的一种宏观概括。社会的媒介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且与媒介技术的发展同步。作为一个预设前提,社会的媒介化是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网络时代的到来丰富了媒介化社会的内涵,也对当下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构成挑战。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将人类传播活动当作仪式纳入到研究视野,启发我们寻找新的研究路径,这可能最终引起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以风险社会的视角看媒介恐慌的三个层次

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媒介如何面对风险、如何规避在报道中误导或引发更多的危机,已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本文以风险社会的视角,在媒介恐慌论的基础上研究媒介如何引发恐慌以及媒介引发恐慌的三个层次,并提出解决之道.     

媒介化社会新闻传媒的使用与管理探析

当前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通过媒介的渠道获取信息的依赖性日益增强,进言之,媒体对我们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基于这个背景,本文立足媒介化社会的研究视角,通过对当前不断发展的大众传媒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来探析媒介化社会新闻传媒的使用与管理,为规范我们新闻传媒的传播、加强媒体的舆论化引导做些理论研究尝试。     

媒介新图景下的舆情应对之道

一、媒介化社会与危机社会的来临 目前我国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社会最明显的两个特征;一是社会的媒介化;二是社会的危机化。     

危机传播与政府媒介形象修复——基于陕西奥凯电缆事件的案例研究

网络与新媒体的发展,提升了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危机传播对政府媒介形象具有现实的影响。本文以陕西奥凯电缆事件为例,运用案例和理论分析的方法,从形象修复的角度剖析西安市政府和奥凯公司在危机传播中的应对策略,探讨人为危机事件发生时,政府应采取何种媒介策略化解危机并进行形象修复。依据研究结果,为政府面对危机传播、修复媒介形象提出了四点相关建议,以期维护政府的公信力,强化媒介执政能力建设。     

社交媒体时代我国危机传播过程中的社会情感因素分析

近年来,从情绪角度开展危机传播的研究成为社交媒体时代危机传播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由此本文主张在关注危机传播中个人情感因素的同时,引入社会情感的维度,主要分析了"怨恨""对立""不信任"这三种在我国危机传播中主要出现的社会情绪。同时结合媒介环境的变化,分析指出在社交媒体时代危机情境下情感传播呈现出"后真相"、"后现代"特征,以期丰富发展原有的理论,对危机传播管理和舆论引导实践提供一定的指导。     

危机事件中的媒介议题建构与社会效能关系——以“圣元奶粉”事件为研究对象

本文以“媒介议题建构理论”为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大陆地区2010年8月爆发的“圣元”奶粉危机事件媒介传播进行梳理分析,以期发现在这场奶粉危机事件媒介报道中,置身于网络媒体信息环境中,传统媒介新闻报道中的新闻来源、新闻报道框架和社会效能三者之间所表现出来的新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新格局.     

媒介化社会网络信息传播的风险及对策研究北大核心

媒介触达了社会各个领域,也渗透到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媒介不再只是传播信息的一种中介,而是融入到整个社会之中,参与并影响着社会事务的发展,推动着媒介化社会的形成。本文着重阐述了媒介化与媒介化社会的理论渊源,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网络信息传播面临的风险,希望通过重视主流内容传播、回归新闻专业主义、持续加强信息公开、完善网络信息法规、提升媒体把关能力、提高公众媒介素养等措施,助力网络信息在媒介化社会中的健康传播,推动社会良性运转。     

媒介语境下民间艺术现代转型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媒介已成为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新媒体技术发展促进传统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审美经验的现代转换,使传统民间艺术主动回应媒介文化力量的召唤,转型为媒介景观化的民间艺术,演变为文化消费品或审美欣赏的对象。文章重点论述媒介化社会,传统民间艺术现代转向的历史逻辑以及跨媒介创作与传播的实践探索,并在此过程中提出建构现代民间艺术审美话语体系的思考。     

媒介化社会中的少数民族村民传播实践与赋权——云南大羊普米族村的研究个案

“媒介化社会”的背景下,对处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结构基本单元的少教民族村寨来说,村民能否积极有效地运用大众传媒并展开相应的传播活动,进而为自身权益的声张和自我发展道路的发掘寻求新的渠道或方式,成为媒介化社会中少数民族村寨发展的一个思路.少数民族村民传播实践活动及理念的提出,其核心就是要让村民自主地认识和运用媒介、自主地生产信息和传播信息,自主地把信息传播活动与实现社会建构有机结合,最终达成参与式的媒介和传播实践的目标.文章以云南省一个普米族村寨作为调查和实践的个案,分析了在媒介参与实践开展一年多的过程中的得失利弊,认为:村民媒介参与实践活动的意义在于增强边缘性群体在发展活动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进而寻找乡土社会“自有”的发展脉络,发掘当地人特有的“地方性知识”,发掘自身独特的传播模式.     

虚拟社会管理的若干基本问题

虚拟社会是以互联网传播为背景的社会生活总体;而虚拟社会管理的本义,则是指对网络时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有效治理。与传统社会相比,虚拟社会具备了流动性、族群化、人民身份、云智慧、技术近用等特质;相应的,政府应以虚拟社会的动态管理、差异管理、认同管理、协商管理、学习管理来应对治理挑战;并且,"现实-虚拟"的跨管理协同应成为虚拟社会管理机制的最终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