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与诗学理念

经学是汉代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汉代文化与学术的主体。汉代诗学把“天人感应”落实到“仁”与“和”上,确立了诗和艺术存在的终极原因和终极价值。以“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作为艺术创作的纲领与原则,以“比兴互陈”和“以史证诗”作为艺术阐释与艺术创作的基本方法。使诗学成为经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诗学精神与理念也只能是经学语境中的特定产物。     

从汉代经学的演进看汉代辞赋的创作特征——以司马相如、班固、张衡为例

两汉是经学的昌明时代,经过官方的提倡和士人的响应,经学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在社会文化和士人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并深刻影响了士人的思想及文学创作,且这种影响随着经学的发展演进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分别是汉代初、中、末期的重要辞赋家,他们的辞赋创作分别体现了各自特定时代的经学影响下的不同特征,即在“风格”、“一统意识”、“体物特征”、“谶纬内容”、“讽喻成分”等多个方面表现出了各自的特色。     

唐代经学与诗学关系初探

唐代因政治开明、文化多元以及经学本身的“式微”给了诗学良好的发展契机。初唐经学一转六朝浮迷虚华之气而重刚健致用之姿,文坛则强烈呼唤风骨之体。盛唐之际三教鼎立而儒学边缘,诗风则儒道禅层色皆染,颇重“意境”之论。中唐经学新变再加晚唐经学衰敝,直接导致诗论向内转的发展趋势,因而“象外之象、味外之味”的诗境成为风尚。唐之经学与诗学之关系给予宋明理学及后世文论极大的借鉴意义。     

浅议《易经》对廖平的影响

廖平以经学六变、著作等身,实践了自己“推倒一时,开拓万古;光被四表,周游六虚”的豪言壮语,成为我国近代经学史上无人可方的经学大师。他的“冥心独造,破空而行”,致使他的经学思想,惟一、二变为人接受,三变以后,“知者甚鲜”,五变、六变“语益诡,理益玄”,结果“举世非之,索解人不得”,甚至到了“虽心折者不能赞一辞”,而胡适之这样的洋博士,竟视为方士。随侍左右,朝夕濡沫其学的廖宗泽,也“以莫测高深”,而未敢苟同。     

两汉经学

经学是训解、阐发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起初，六经是孔子删定的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战国以后，又成为儒家学派授受的教本，并经师徒相传，形成众多的传记。及至汉代，正式出现“经学”一词，《汉书》中有邹阳说“邹鲁守经学”。汉武帝罢黜诸子传记博士，只立《五经》博士，《五经》遂成为治国的法典，孔学遂成为官学，     

走向后经学时代的文学之思——关于王国维文学研究的重新认识

以经学作为理论资源,运用经学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话语方式来定义和评判学是中国传统论的主流。时至20世纪初,经学对人们学思考的控制却难以为继。此时王国维的一系列学研究活动颇引人注目,尤其是《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分别在小说论、词论、戏曲论三个领域消除了经学眼光,尝试了新型的学批评模式和学研究方法,其基本思路、价值体系和主要术语,都已凸现出“后经学”论的特征,成为中国论走出经学时代的第一人。     

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

李源澄先生著述甚丰,“所涉范围之广,所论亦颇精湛”。先生之论今古也,承廖季平先生及蒙文通先生之说而又更进,且明确提出以“经”与“经说”分别为说之论。先生以经学即是经义之学,“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为中国文化之总汇。是先生以经学即内圣外王之学,惟于历史中求经学,始能见经学之意义。先生亦提出“经学将来之正路”在于出入西人学术,吸取、改造西方优秀文化,排斥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反而求之六经”,弘扬民族文化中之优良传统,消除民族文化中之消极因素,从而兴起新儒学。     

儒学的政治化对东汉经学衰落的影响

在我国封建社会,儒学历来是各朝统治阶级维护和加强其统治的思想工具.但是无论哪一个朝代,儒学的作用和影响都远没有像汉朝那样广泛和深刻.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汉朝实行“独尊儒术”,以“经”治国的方针.在“独尊”以前,儒学同其他学派的地位一样,都属于游学.“独尊”以后,儒学具有官学地位,被尊称为“经学”,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儒学经典被称之为“经书”,具有法典的作用.儒学的“独尊”从武帝始,至元帝全面完成.随着“独尊”地位的逐步确立,儒学日益政治化.儒学的“独尊”和政治化,虽然使自身上升到经学的崇高地位而盛行一时,但在另一方面却导致自身(经学)的蜕变,作为学术派别和学术理论所原有的宗旨、理论、学风、道德等特征逐渐消退;政治化还使经师儒生日益卷入政治争斗的漩涡而带来灭顶之灾.于是到东汉中后期,经学逐渐步入衰落的归程.     

经学视野中的两汉赋论

两汉是赋论的发轫期。由于受经学这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两汉赋论必然会打上经学的烙印。春特点是：一、赋、《诗》结缘，为赋体注入“经学”血统。二、从功利主义出发，强调赋的“讽谏”功能。三“站在经学立场上，评价赋家和赋体。四、受墨守成规的经学思想左右，扬雄提出摹似赋论。     

两汉“经学”的发展与影响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许多学者,多从“经书”中汲取养料,利用“经书”中的某些资料、观点以发挥自己的思想,乃至构成自己的体系。“经学”在历史上的确有很大影响。“经学”奠基于两汉,因此,研究汉代思想者,必须探讨“经学”,而研究中国经学者,也必须了解两汉历史。     

论六朝经学的发展历程——魏晋南北朝经学史论之一

东汉是“经学极盛时代” ,但是后期的社会动乱使之急剧地由盛转衰。其后 ,六朝经学经历了由复苏到拓展的艰难历程。三国是儒学复苏的初始阶段。孙吴地区的经学是东汉经学的绪余 ,古文经学因统治者提倡而相对活跃。西晋经学呈北盛南衰之势。由于道家文化的兴盛 ,儒学影响力减退 ,经学研究进展不大。东晋崇儒抑玄之风渐兴 ,会稽、豫章等地学者治经实绩稍著。刘宋与南齐时期“家寻孔教 ,人诵儒书” ,崇尚儒学的社会风尚普遍形成。梁朝及陈朝 ,经学进入兴盛时期。学者多“博通经传” ,义疏都立言浩繁。其学风与实绩对隋、唐经学具有深刻影响     

从“诗教”到“语教”：语文教育百年反思（上）

语文教育不能不服务于救亡急务，由经学附庸蜕变为政治附庸，并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失落传统文化的“诗魂”。这一命运，在如飓风般迅速推进的时代浪潮中，是不可避免的。“文”与“雅”逐渐衰落，最终成为陪衬和点缀．而“白”与“俗”则逐渐成为正宗和主流。     

国学视阈中的“现代经学”研究

在“现代经学”研究中,传统经学的知识系统和价值体系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前者被割裂,变成了纯粹的知识；后者被打破,成为了“封建落后”的代名词.但立足于发展的眼光,割裂与打破也可以看作是超越与发展.目前的关键在于:割裂之后如何整合?超越之后如何回归?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论郑玄、王肃对汉末儒学的改造与创新

东汉末，雄居汉代统治思想宝座二百余年的官方正宗学术的经学开始走向衰亡，经学的衰亡成为历史的必然，经学衰微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但是从某一历史局部来看，这时候经学却出现一统的盛世，即历史上所谓的“郑玄时代”，这主要是因为以郑玄、王肃为代表的一批人对儒学改造与创新所作的巨大努力。     

经学与明代小说理论

明代小说理论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受经学的影响,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经学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与小说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通之处,使其能够参与小说理论的建构,因而小说理论家总是主动地对经学的思想与材料进行吸收和利用;二是经学的学术宗教地位使明代小说理论家乐于借助经学的一臂之力来提升小说及小说理论之地位.这就使明代小说理论与经学构成了复杂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小说理论家吸收经学的“劝善惩恶”、“裨益风教”等思想观念,进行小说功能价值论的建构;2.力图沟通小说与经学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共同性,使小说与经学在题材内容上联系起来,从而拉近小说与经学之关系,借助经学之权威来提升小说之价值,努力争取小说正统而合法之地位;3.张扬小说在艺术魅力与审美效果方面的独特优势,凸显读者对于小说与经学的不同接受态度,对比小说与经学接受效果方面的巨大反差,从而堂而皇之地肯定小说的价值意义;4.理论家站在小说家的立场上巧妙地对《六经》展开独特的“阐释”或“改造”,从而使经学更加有效地服务于小说理论.小说理论家对经学的吸收利用,一方面促进了明代小说理论的建构发展;另一方面,经学的价值观念也由此渗入小说理论领域,从而扩大了经学思想的普及与推广.     

国学之研究,经学史之力作——简评《清代经学史通论》

贵州师大历史所吴雁南教授主编的《清代经学史通论》,系国家“七五” 社科规划“心学与中国社会”这一国学的基础研究之一,是一部以清代经学史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吴教授在编缀全书五篇十六章、二十四万字时,立论严谨,取材精当,融铸卓见,锐意探索.研究国学传统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是近年来为研究中国国情所开拓的一大新领域,亦为传统学术的研究指出了新方向.以往出版的经学史著作,多以经书本身的整理、研究、解释和阐述为中心,《清代经学史通论》则从实际需要出发,力图置经学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潮中,将经学与政潮、学潮结合起来.除追述了经学原流、经学各学派相继再现、各学派之间出现的对垒融合交错格局、传统经学的基本终结外,着重评介了清代经学发展演变的基本史实,更突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清末出现的经学异端成为部分志士仁人用以同清朝统治阶级作斗争的工具,勾勒出了一幅经学源流和经学对清代政治、学术产生深远影响的壮丽图景.     

廖平新经学转型及其意义——以中国哲学主体性建构为中心

廖平的早期经学备受肯定,而中晚期经学思想历来多为负面评价,或曰“越变越奇”,或曰“经学终结形态”,评论者多从意识形态角度视之为旧的思想形态和学术范式的没落.若将廖平一生的学术思想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结合近现代学术思想大背景重新看待廖平的中晚年经学思想,其中晚期经学思想应对古今中西之争,并为中国哲学主体性建构付诸努力.观照廖平首尾一贯的孔经哲学体系,其新经学转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     

汉元帝重用经学之士浅议

元帝即位时,各种社会矛盾已十分尖锐,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前朝“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而采用“以柔治国”的儒家方略,以缓和社会矛盾;元帝本人十分尊崇儒家经学,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具有深厚的经学功底:这些就是元帝重用经学之士的原因。元帝多途径地大量选用经学之士,使当时官吏队伍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促进了经学和封建交化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东汉关中学派述论

东汉时期，关中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涌现出了众多的经学人物与经学作。从区域化的角度论述了“关中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关中学派”对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杰出贡献。     

“健”——王若虚文笔风貌观的契入点

本属哲学范畴的“健”．在宋金元时期成为经学家和文学家共同关注的对象,这在北方文坛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金代著名文学评论家王若虚堪为代表．他以经学为根基,继承了北方文化与文学的传统,使得“健”成为金代文学评论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