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反映的汉末士人的精神困境

《古诗十九首》诞生于东汉末叶政治极端黑暗、社会环境极度压抑的社会背景之下,因而组诗的内容浸透着当时士人富于时代性的感情体验：一方面,他们对当时的黑暗环境和自己的不幸际遇而感到悲伤与绝望;另一方面,又对未来前途充满了悲观与迷茫.     

《古诗十九首》的孤独伤痛与汉末士人的生存焦虑

本文认为《古诗十九首》所渲泄的主要情绪乃是一种沉重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在《十九首》中的任何一类乃至任何一首作品中都有程度和形式不同的表现。这种情绪首先是汉末社会大量出现的异乡游子这个特殊人群的特殊心态造成的。然后，更重要的是它来源于汉末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具体地说就是存在主义哲学所描述的“焦虑”。在动荡不安的汉末社会，士人因对自身前途的迷茫和对社会命运的迷茫，而处于一种生存的“焦虑”状态。汉末士人的生存“焦虑”正是造成《十九首》的孤独伤痛之根本的、深层原因     

自然山水与魏晋士人的飘逸美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与自然山水之美相得益彰。魏晋士人在现实生活中无以寄托自己的深情，遂将之转化为“物情”，“通物情”为他们的深情找到了一个寄托园地——自然山水。士人们畅游自然山水，就有精神回乡的感觉，也使他们展示出飘逸的人格美。     

《世说新语》与汉末清流名士

汉桓帝、灵帝时期,清流名士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世说新语》作为志人小说,记载了这些清流名士中的代表性人物的故事.历来多有人论及此事,但未从《世说新语》的角度聚焦于汉末清流名士.文章首先辨析《世说新语》中的“汉末清流名士”,然后对这些人物及其故事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士人新风尚变化的原因,其写作的目的是通过对《世说新语》与“汉末清流名士”关系的考论,展示刘义庆眼中的理想士人人格.     

自然意象在小说《觉醒》中的作用

凯特·肖邦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著名女作家,她的代表作《觉醒》是美国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品。目前对《觉醒》的研究主要采用女性批评和精神分析法,但较少关注文中的自然意象。本文通过研究作品中对花、太阳、月亮等几种自然意象的描写及对主人公产生的作用来揭示自然意象对于主人公觉醒所产生的作用,同时挖掘它们对于故事衔接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     

价值理性缺失与明清之际中国士人的传统导向

西方科学的发展建立在宗教理性的基础上,科学进步推动了全社会的现代化。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出现了某些变革迹象,知识分子也乐于研习西方科学。但由于理性精神的缺失,中国知识界没有探索科学的内在动力,他们力图把科学纳入传统儒学体系,把西方科学置于追求政治和道德目标的纯粹工具性的定位中,从而遮蔽了中国经由科学发展推动社会变革的路径。     

自然写作与回归理性

自然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台湾兴起，以人文地理探察为经，以自然界中的动植物生态观察为纬，在作品中展现了对自然的一种悯人的情感，对当下日益严峻的自然生态问题具有人文观照意义，同时对破坏环境的恶性因素有几分惊醒作用。     

从先秦文学看中国社会第一次理性的觉醒

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中国社会从原始形态向最初的理性社会艰难地迈进。先秦文学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上几个社会时期人们的现实生活、精神面貌和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先秦诸子著作中体现出思想空们的理性思考和朴素的科学精神，充分展现了这一历史阶段社会从最初的迷昧向理性的文明社会过渡。     

士人与山水文化

中国传统山水文化的创造和发展,是士人隐逸山水的产物。山水之美和士人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的融合,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美。从先秦的比德山水,探寻山水中的哲思;到秦汉时期对山水的客观摹写,再到魏晋南北朝,融主观情感于山水之中,山水文化才真正独立存在,展现它独特的存在个性。     

从神仙迷雾中走出的理性觉醒——浅谈曹操游仙诗的思想价值

曹操游仙诗历来为众多学者所关注,对其思想内涵众说纷纭.笔者将避开其思想内涵,而试图从曹操对待道教的态度入手,通过将他与秦始皇、汉武帝进行比较,以便深入探究其游仙诗的本质来论述曹操游仙诗所体现出的对生命价值认识的理性觉醒.     

论汉初藩国文士的文学觉醒

汉初藩国文士以策士之才被藩王招纳,但汉初严峻的形势又使他们竭力摆脱策士身份。为苟全性命于乱世,藩国文士对自身策士身份的消解就成为必然之势,而这恰巧是其文学意识的觉醒的开始,觉醒的藩国文士除了有意识地远离政治外,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文学,使文学产生一些新的特征。汉初藩国文学的一些新的特点,就是和文士们这种角色转换有密切关系的。     

汉末儒学及建安七子的儒家思想

东汉末年统治者对儒学的提倡,学校教育和建安七子受儒学的影响等历史事实,决定了儒学在汉末和建安七子思想中仍据主导地位.这种儒学是以古文经学为主体的,与前此的儒学相比,表现出适应时代之要求的新特质.     

浅析汉末士人心态与文学价值观的转变

汉末魏晋是文学价值观的第一次转折时期，虽未明确提出系统理论主张，但在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学创作中已开“以审美为中心“的文学价值观之先声。究其价值观形成之主要因素，实与汉末文人心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汉代——文人独立与文学觉醒的时代

汉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一代文学汉赋的繁盛和诗学精神的人性化归复,昭示了汉代文学的非凡成就。经由大一统中央宫廷文学的孕育、社会文化发展的积淀及庄骚思想的催发,汉末文人最终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社会舞台,以表现人生、人的个性情感为主旨的文学审美性创作成为时代新风。在文人富于个性情感的文学创作中,汉末文学呈现觉醒之势。     

东汉后期清流士人心态探析

东汉后期，由于朝政腐败，封建统治岌岌可危，满怀报国热情的清流士人为了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而作出了种种努力，但东汉王朝无可避免的没落让他们的希望化为了泡影。所以这一时期的清流士人欲进不忍，欲退不能，陷入了迷茫、痛苦和无奈的矛盾心境中。     

司马迁与汉代文士精神

司马迁生逢大汉盛世,具有强烈的事业心,渴望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但正当他年富力强、事业即将有成时,却惨遭宫刑,于是他发愤著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方式,来彰显自我人生价值。不论是立身处世,还是立言为文,司马迁都是汉代文士中的杰出代表。他的精神在汉代,乃至我国古代历史上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司马迁,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汉代文士的生活处境,而且可以窥视出古代文士的精神面貌。     

论晋人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

西晋统一王朝的建立,唤起了士大夫文士的中兴期盼,也为大赋的繁荣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并使汉代赋学观在晋代得到接受和传播。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形成了晋人赋学观的兼容开放与大度;在抒情小赋繁荣之际,大赋勃尔复兴于赋坛,荟萃成为大赋小赋争奇斗艳,各展风姿的绚丽景观,使晋代成为六朝辞赋创作最为繁荣活跃、成就最高的时期。     

汉儒《诗》说之演变--从《孔子诗论》《周南·汉广》篇的本义说起

据竹简《孔子诗论》对《汉广》篇的论述 ,《周南·汉广》并不是什么爱情诗 ,而是一首告诫周家子弟不要追求江汉游女的篇章 ,由此推测 ,诗篇应作于西周中晚期。以《孔子诗论》对《汉广》的论述为基准 ,进而检讨两汉今古《诗》说 ,认为《毛诗序》应为东汉学者在名教要求下杂抄、改造今文家言的产物 ,前人卫宏作《毛诗序》的说法是应予重视的。     

晚清学人郑珍的书蠹情结

作为一个僻处西南山野以诗书自娱而自学成才的学者兼诗文家,郑珍一生以手中笔和箧中书寄栖精神.买书、借书、抄书,构成其人生必修课.爱书、求书、担书、读书、烘书、烤书、藏书、惜书、品书,构成其人生道道景观.又,郑珍因爱书、惜书而埋书.郑珍埋书,无异于黛玉葬花、怀素弃笔、复愚封文.郑珍无悔的求书之志和热爱书籍的亲情与痴情,可留给生活在精神迷雾中的现代人一些启迪.     

汉末襄阳藏书简言

汉末荆州府（治所襄阳）时期整理经典和搜集图书为古襄阳藏书奠定了一定基础,促进了汉末古荆州区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今探讨之实为究襄阳作为古荆州郡县首府的官府藏书之源流,为人们研究襄阳藏书这段历史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