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经翻译及其对文学翻译的策略

我国千余年的译经活动大致可分为自东汉末年至宋代的古代译经阶段与从民国至今的近现代译经阶段,其本身是外文佛经"本土化"或"入乡随俗"的过程1。诸大译师的译作及翻译理论,堪为译界之轨范。本文以佛教理论、经典与大德开示为主要依据,从佛经相关知识、佛经翻译风格、佛经翻译理论,以及佛经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策略等方面进行阐述,以期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一条新思路。     

论佛经翻译的译场

译场译经是我国近千年佛经翻译的主要形式,在佛经翻译事业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译场译经使佛教经典得以保存,增进了信众对佛经义理的理解,涌现并培养出了大批翻译人才,促进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对汉语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论玄Zang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历史性贡献

玄Zang是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大佛学家，也是我国译经史上杰出的翻译家。他毕生致力于佛学研究，对我国翻译事业作出了卓绝贡献，他是中国佛经四大翻译巨星之最，是开创佛经“新译”的开山鼻祖，提出了翻译的标准和“五大翻规则”。     

《汉语大词典》释义补充

一般来说,学者对佛经词汇研究大多更重视隋唐以前的译经,而较少关注唐代译经.究其原因,一是佛经本身有很强的程序化倾向,唐代译经并不能够完全真实地反映当时的词汇使用情况;二是佛经作为翻译文本,口语化程度也不能与中土文献相比,尤其不能与晚唐以来的禅宗文献相比.客观地说,唐代译经尽管有以上两点不足,但仍有不容忽视的词汇研究价值.以义净译的《根有律》文本来说,律藏作为管理僧团日常行为的文献,生活气息非常浓厚,口语化程度在佛典中是比较高的,因此《根有律》大致可以反映初唐汉语词汇的发展和使用情况,对于汉语词汇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对于《汉语大词典》的释义也有修订补充价值.     

论玄奘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历史性贡献

玄奘是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大佛学家，也是我国译经史上杰出的翻译家。他毕生致力于佛学 研究，对我国翻译事业作出了卓绝贡献，他是中国佛经四大翻译巨星之最，是开创佛经“新译”的开山鼻祖，提出 了翻译的标准和“五不翻规则”。     

鸠摩罗什佛经翻译的社会接受视角

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体现了译者个体接受的主体性和客体性，而其客体性突出体现在深受当时对译入文化的社会接受的影响。这种社会接受影响了鸠摩罗什佛经翻译的翻译目的、文本选择和翻译风格。鸠摩罗什对译作的社会接受的考虑也使他的译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接受。译者作为特殊读者的个体接受和具有强烈历史性的社会接受之间是一个互动的整体。     

论东汉佛经翻译家支谦

支谦是中国早期著名译经家,其代表作为《法句经序》。此序体现了支谦矛盾的翻译理论与主张：在理论上强调＂文质并举＂,在实践中又＂因循本质,不加文饰＂。尽管如此,《法句经序》仍具有伟大的意义,堪称我国译论史上的开篇之作。此外,支谦的翻译风格对后世的佛经翻译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论东晋至隋末的佛经翻译特点

东晋至隋末时期是佛经翻译的快速发展阶段，与东汉到西晋的初创期相比，该阶段的翻译活动有了政府的支持，译经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该阶段涌现出了一些著名的译经家，他们根据自己多年的译事经验对翻译理论和技巧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之后到来的译经全盛期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海外学者对东汉可疑佛经的考辨

从20世纪以来,日本佛教学者对汉译佛经的概貌、译者、疑伪经等作了翔实的考证研究,其中不乏对东汉译经的考辨;荷兰著名汉学家许理和（Erich Zürcher）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东汉译经的语言面貌,论述了东汉汉译佛经不同阶段的翻译术语和风格,并提供了考订后的东汉译经篇目。     

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

在我国佛经翻译的高潮中,鸠摩罗什以其深晓佛理,精通华梵两语的优越条件,在当时政府的扶持和众多佛学和翻译名家的协助下,组织了大规模的佛经译场,全面系统地向中国译介了大乘佛学,并以其娴熟的翻译技巧开创了意译之风,为我国的译经事业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目录学观照下唐传奇作品的发掘及其反思

杜德桥认为目录学人为对作品进行分类,导致《丁约剑解》这类唐传奇作品为研究者忽视。杜氏此说有其合理之处,发人深思,对扩大唐传奇的研究大有裨益。然杜氏观点亦有可商榷之处：杜氏提出保持书籍的自然状态不作人为分类会导致中国古籍处于混乱状态;《丁约剑解》的文学性不为人所知,主要与传奇概念的模糊及中国古籍数量庞大有关,而非仅仅是目录学的分类问题。     

论析《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代学者杨慎的评价

《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国古典目录学集大成之作,既是四库馆臣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亦是中国古代书籍与文化的大总结.蜀籍学人杨慎作为明代开考据之风气者,受到了四库馆臣精审之批评.指出其著述“瑕瑜互见,真伪互陈”,其学术“博洽冠一时”“只成杂学”.四库馆臣在继承并理性辨析杨慎考据工作的基础上,揭示其学术源流概况,表彰其考据中强调“博学”与“博征”.通过梳理《四库全书总目》对杨慎的评价,说明了清代考据学启蒙于中晚明的观点.     

从历代兵书著录看兵家的诸子学性质

兵家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子流派;历代受班固《汉志》的影响没有把它划人诸子学范畴,但从历代目录著作来看,兵家著作基本上作为子部书来著录,反映了传统学术对兵家诸子学性质的肯定;兵家研究应纳入到诸子学研究范畴,建立完整的诸子学概念。     

清代翻译、改编的汉语口语课本类型

本文介绍了清代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各国译者翻译改编的汉语口语课本的5种类型及其代表作品,并讨论了其在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史和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     

歌德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歌德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国。纵观百年来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歌德都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近现代历史的时代因素和社会思想变革对于歌德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有着巨大的影响。本文所关注的正是歌德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中国学者与古人相联系来看待、认识歌德及其浮士德精神，指出了歌德及其作品中蕴含的一种人生积极奋斗精神。在对歌德及其浮士德的研究接受中，中国学者对歌德及其浮士德精神的阐释中也蕴含了有别于传统的新的声音。     

近代翻译对中国现代观念的塑造

中国近代翻译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个时期具有不同的侧重点,总体上是沿着科学技术翻译、社会科学翻译和文学翻译的线索而发展。这一阶段纷繁的翻译活动书写了中国现代性源起的轨迹,引发了中国现代性中地球模式、民族协同观的形成,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制度转型、道德规范与价值体系重构、人权观念革新、中国旧文学思想颠覆与新文学形式生成以及现代白话文建立等中国现代性的核心元素和特征。翻译的这一历史渐进性书写,发生在中西古今的交叉坐标体系上,经由全球现代化趋势和中国特定文化本根性共同作用而完成,塑造了中国的现代观念。     

论王实甫《西厢记》对《莺莺传》和《西厢记诸宫调》的继承和发展

自唐以来,以"西厢"故事为题材的各类作品便层出不穷。在西厢故事的演进中,王实甫的《西厢记》把"西厢"故事推到了最高峰。它能成为一部鸿篇巨制,得益于《西厢记诸宫调》对《莺莺传》从题材、主题到人物形象的革命性改造,同时也得益于王实甫的个人创作才艺和敢于突破传统的勇气。     

《史记》在中国悲剧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中占相当比重的人物传记可当悲剧文学作品视之,在中国悲剧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继承了中国古老神话的悲剧精神,吸收了先秦散文的悲剧素材,发展了屈原悲诗的抒情特点。《史记》之后我国大量的悲剧文学作品,无论从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还是从悲剧审美艺术上都受到《史记》的影响。     

《说文解字》“示”部字的文化解读

文字作为人类思想文化信息的载体,东汉许慎著的《说文解字》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解释字义的字典。所记录的540部汉字蕴藏着古代丰富的社会生活景象,反映了古人认识自然的过程,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通过对说文“示”部字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文化生活场景。     

先秦至宋代散文山水游记发展概述

在古代散文创作第一个高峰的先秦两汉时期,受当时的文学观念和山水观念影响,山水没有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进入散文作品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人们对于审美的自觉以及对于自身主体地位认识的强化,山水之美才开始大量进入文学主体的视野。直到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第二个高峰的唐宋时期,散文山水游记,终于脱颖而出并迅速发展,取得了极为丰硕的创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