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化世族的形成及其对江南文化的影响

六朝时期,由于江南地区政局相对稳定,经济长足发展,南北文化交融,促使社会发展水平总体提高,涌现出一批以儒学为宗的文化世族,主要有以吴郡陆氏、顾氏、张氏为代表的吴姓大族;以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为代表的侨姓大族;以吴兴沈氏为代表的由“武力强宗”转化而来的文化士族。这些文化世族各具独特的家学门风,在经学、玄学、史学、文学、艺术诸领域多有建树,对丰富江南文化的内涵,提升其学术品位,促进中华文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     

三国时期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三国时期,一方面由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文化事业受到极大破坏,出现了“典籍散乱”、“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刘表、曹氏父子、诸葛亮及孙权等人的极力提倡,经学、史学、教育科技、文学艺术等文化部门都有了相当的发展。这使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不致中断,同时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为后代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与这种发展相辅相成的是中华优秀文化向边远地区及外域的传播与幅射,而通过这种播射又促进了更广大地区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并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限于篇幅,本文仅就经学与教育的发展及传播问题简述如下。     

经史关系略论

中国史学和经学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本文主要对历代不同学者的"经史关系"观进行剖析,揭示其内容的差异。说明各自的主张,从而总结经学与史学在传统上有相近和相合之处。     

受命危难 展现辉煌——对中国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回顾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它既古老,又年青,因为它总能不断地闪耀出时代的光彩.中国史学从其发端到如今,两千余年的风雨历程造就了它坚韧的性格:越是社会出现大动荡,大转折,史学就越发显示出勃勃生机,从而自身得到不断更新.例如:我国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全国性民族重新组合的时期.政治上,政权更迭、风云变幻;文化思想上,民族间的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吸收、交融,学无独尊.此时的社会显得混乱无绪.然而史学却如梁启超所说,“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独盛”.的确,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史学第一次大繁荣时期,修史制度有了较大的改进,史书体裁与体例有了发展,史学著作的数量增加,史学流派开始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史学在此时获得了独立地位.这一重大改变反映在群书分类上,就是史学从《汉书·艺文志》视其为经学附庸被划分在“春秋家”类而变为到东晋时按四部分类法占居群书之第二位,迈出了史学发展中的关键一步.这一改变对后世史学影响极大,不仅促使史学观念的改变,也使统治者更加重视史学,使其摆脱了经学对它的束缚,独立地向更高层次发展.唐代大规模的史馆修史,刘知几《史通》的问世,无不是此时历史观念的影响所至.     

求真、致用、批判——对史学观的批判性考察

本文通过对史学史的宏观考察，认为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基本上是二元式的，即“求真”的史学观和“致用”的史学观。但这两种史学观皆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并且这种局限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得到克服。这就需要第三种史学观即“批判”的史学观来纠偏。故而，“批判”史学观便具有了超越“求真”与“致用”二者的思想性功能，从而成为历史学的内在基础     

朱子讲历史之二：通鉴、七国之乱与后汉书

《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是关于《春秋》的记载，其中无可避免地谈及经学和史学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在朱子的心中，史学和经学之间存在着“不即不离”的关系，也就是说，史学不可以不讲义理，经学不可以违背事实。但是，经、史关系兹事体大，要谈论这样的大问题，先要对一些经、史著作有点概略的了解。朱子在谈《左传》的时候，随口谈了些史书，其中对《资治通鉴》谈得最多，也颇为中肯，值得稍作介绍。     

从“中体西用”到“华魂洋才”——以自然主义的中国接受为例

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传播和接受这一话语事件显现出20世纪20年代中外文化文学交流新型模式“华魂洋才”的萌生。这种模式与“中体西用”迥然不同,为鲁迅的“拿来主义”及毛泽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思想提供了实践基础,对今天的中外文化文学交流仍富于启示意义。     

论经学与文献学的关系（笔谈）——谈经学与文献学的关系

谈中国文化，离不开经学。离开经学，也说不清楚中国文化。经学有过如日中天的尊荣，也有过被打入冷宫的寂寞。造成这种大起大落，自有其历史原因。毛泽东同志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江泽民同志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题词：“总结与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本着这一精神，我们以“经学与文献学的关系”为题，邀请国内一些学者笔谈。我们希望笔谈能够引起人们对经学的关注，促进学术的全面繁荣。据悉，由北京大学学者主持的《中华儒藏》已于2004年4月启动，由清华大学和新加坡大学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本年11月在北京举行，种种迹象表明，正确评价经学，给经学以应有的地位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经学与史学的互涉：经史关系之反思——以《春秋》经传“召陵之会”的考辨为例

经学和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两门学问,两者关系密切,所以古人有“五经亦史”、“六经皆史”等经史同一的说法。但是,当经学和史学所遵循的准绳与求真的目的彼此相异,特别是当在求真过程中两者出现冲突甚至矛盾时,这种同一又如何可能？通过分析古人对（《春栅经传“召陵之会”的考辨可知,经史同一之所以可能,其关键在于经义和史义的互涉。正是在经义与史义的求真与相互推求中,两者才有可能得以融通。     

域外史学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回响

史学交流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质,也是史学生命力之所在。关注史学交流,开展对中外史学交流的研究,不仅是史学工作者的职责,在当今,也对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开放性格局的形成,颇具现实意义。鉴于此,本刊在今年特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广智教授主持《中外史学交流》讲座,以飨广大读者。     

汉代商人与异域文化艺术的交流

两汉时期，中外商人在促进异域间商业贸易发展与繁荣的同时，在文化艺术的交流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借助于交通，在频繁的周边贸易和域外贸易活动中，充当“文化使者”，使中原地区的文化艺术与域外文化艺术实现了双向交流，互利互惠，并彼此吸收，逐步融合，共同促进了人类文化艺术的发展与进步。     

论“六经”的经典化过程

经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作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它不是单一门类的学科。为了适应封建政治的需要,它先后把哲学、文学、史学、神学等等拉进一个大的联盟之中,并对记载这些学科的先秦典籍进行了形态上和功能上的改造。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造过程,就是“六经”的经典化过程,它是中国经学史和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最有意味的课题之一。     

“理解、表达、变通”框架下纺织服饰文本汉译研究

服饰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承载了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与人文精神。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纺织服饰文本的汉译有助于增进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本文以“理解、表达、变通”框架为支撑，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共同出品的《丝路文化交流专辑——纺织服装卷》为研究对象，总结在纺织服饰文本汉译过程中处理“理解”“表达”和“变通”问题的方法，以期推动中外服饰文化的交流互鉴。     

从汉代经学的演进看汉代辞赋的创作特征——以司马相如、班固、张衡为例

两汉是经学的昌明时代,经过官方的提倡和士人的响应,经学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在社会文化和士人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并深刻影响了士人的思想及文学创作,且这种影响随着经学的发展演进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分别是汉代初、中、末期的重要辞赋家,他们的辞赋创作分别体现了各自特定时代的经学影响下的不同特征,即在“风格”、“一统意识”、“体物特征”、“谶纬内容”、“讽喻成分”等多个方面表现出了各自的特色。     

汉代经学与诗学理念

经学是汉代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汉代文化与学术的主体。汉代诗学把“天人感应”落实到“仁”与“和”上,确立了诗和艺术存在的终极原因和终极价值。以“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作为艺术创作的纲领与原则,以“比兴互陈”和“以史证诗”作为艺术阐释与艺术创作的基本方法。使诗学成为经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诗学精神与理念也只能是经学语境中的特定产物。     

贯通经史，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读汪高鑫教授主编四卷本《中国经史关系通史》

<正>2000多年来,中国经学一直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对社会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史学源远流长,重史成为一种传统。经史不但同为中国古代的显学,而且经史之间因缘颇深：一方面,经学对中国不同时期史学发展都有重要的思想影响和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史学也为经学建构与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历史素材。①深入探讨经史关系,有助于我们对经学、史学以及学术史、思想史等多个领域的深入认识。长期以来,学人们对于经史关系多有关注,专题性讨论成果不少,     

道学与宋学、新儒学、新理学通论

本文认为 ,道学研究 ,进路多方 ,自清代以来 ,大要莫外或经学的、或史学的、或哲学的三种法门。清代经学家视道学为“宋学”(宋代经学 ) ,忽略道学实乃宋儒从经学中分化出来的新哲学形态 ,并不等同于“宋学”。近世史学家与哲学家称道学为“新儒学”、“新儒家”,史学家认为“新儒学”的产生及传衍 ,如佛出现于世一样 ,是中华民族思想发展的“一大事因缘”;哲学家无论是自号“新理学”的冯友兰 ,还是诸多所谓“现代新儒家”,均不满足于“照着”道学讲的哲学史叙述方法 ,而是借助道学史料 ,运用西方传入的哲学方法 ,把道学研究推向了“中西会通”的中国哲学创作阶段。现代社会可以有多元的道学研究 ,而不可能形成一元的所谓“现代新儒家”     

新史学运动中陈黻宸“六经皆史”论的泛化

在近代经史嬗变的过程中,陈黻宸肯定了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尊经重史”思路。在此基础上,为应对近代学术和社会的变迁,他以史为媒介,调和今古文之争;赋予史学“道德之权舆”的功能,以史代经,实现经学的道德教化功用。这一“六经皆史”论的泛化,不仅为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提供了思路,也丰富了“新史学”运动。     

也论廖平与传统经学在近代的终结

廖平是中国近代经学大师,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位思想家。他所在的年代是儒学作为政治的意识形态正在逐步走出历史的时代。所谓廖平与近代经学的终结,一是指他所建构的孔经天人的经学理论,最终完成了使经学完全脱离现实和历史而走向终结,廖平经学理论以尊孔、尊经为宗旨,但孔子和六经事实上都被廖平所任意篡改,名为尊孔、尊经,实则视孔子为玩偶,六经为躯壳。杂引诸说,牵强附会,其结果漏洞百出,互相抵牾不说,尽管从主观上维护经学,企图为经学设计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从形式上对孔子和六经作了登峰造极的神化,而事实上,这一切本身正意味着对经学的否定。二是经学作为西汉中期以后,中国诸王朝的政治统治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学说,它包含了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社会思想、道德准则等多种复杂的因素。所谓经学时代,即经学作为政治统治学说和社会生活准则的时代。随着帝制时代的解体,经学时代也必将终结,这也就意味着经学作为政治和社会生活准则并为政治和社会生活提供理论依据的时代的结束。三是就经学史意义而言,廖平经学“平分今古”的发明以及以地域论古今的创获,又最终完成了清代经学复古两汉经学直入周秦的学术历程,解决了经学史上经今古文之争的千年诉讼,从学术史上为千年经学的这一核心争论画上了句号。从这层意义上,可以说廖平经学宣告了中国传统经学的结束和现代史学的开端。     

从兵战论述看杜牧知识结构调整

杜牧在长期的兵战关注和论述实践中,围绕着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建构了一个由兵学、经学、史学、文学共同组成的知识结构体系。其中,兵学因直接运用于军事论述实践成为这一体系的顶层设计;史学也因以古鉴今的实践品格给兵战论述以有力支撑而成为其知识构成中的重要一环;经学被边缘化,但经学修养在其兵战论述中现实化为儒家伦理原则,为其进行是非判断提供依据;创作中理性元素的加强意味着文学审美规定性的消解,文学独尊地位受到挑战,其知识构成趋于多元复合。兵战论述是杜牧因应时代环境挑战而对自身知识结构自觉调整的突出表现,这种调整顺应了唐宋文化转型的总体走向,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