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中后期诗文中的隐逸情结及其特点

王阳明终其一生都具有隐逸情结。结合王阳明中后期诗文可以看出,王阳明退隐情结的发生,主要是出于其政治上的原因,以及其家族文化中隐儒的传统和其自身个性气质上的追求等。王阳明深久的隐逸情结表现了他深受道家影响而对自然山水和简单真朴、自由洒脱的田园生活的喜爱。而王阳明的隐逸情结中所交织着的进与退、仕与隐、入世与出世的矛盾,正反映了其所包含的亦儒亦道的思想性格,体现了一种儒道圆融互补的人生境界。它在王阳明中后期的思想、性格和行为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朱熹与王阳明对“格物致知”思想的差异性研究

朱熹与王阳明均对“格物致知”思想作了全面细致的阐释,朱熹主张格物为致知起作用,王阳明则提出致知为格物起作用。首先,从“格物致知”的对象而言,朱熹主张格尽外界事物之理,王阳明则强调必须寻求个体内心的善;其次,从“格物致知”的过程而言,朱熹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王阳明则提出“格物”的过程就是格个体内心意念的过程;最后,从“格物致知”的结果而言,朱熹追求穷尽事物之理,王阳明则希望通过良知为善去恶。     

从对待阳明心学的态度看钟芳的程朱理学立场

钟芳与王阳明相交颇深,在与罗钦顺、吕柟的书信中反复论及王阳明的学说。在这些书信及为王阳明作的祭文中,钟芳对王阳明学说“置之不与辨”的态度及借用“知行合一”言辞的举措让人误以为钟芳是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调和论者,甚至是阳明心学的崇尚者。钟芳虽说“不辨”,实则多次表达对王阳明舍弃博学格物功夫及“致良知”学说的不赞同。钟芳“知以利行,行以践知”的观念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也大相径庭。钟芳始终是坚定的程朱理学者。     

知君两件关心事 世上苍生架上书——关注民生的王阳明和黄宗羲

正财政篇可以说,王阳明和黄宗羲的财政税收理论和实践,最能体现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学术取向。题中这两句话,本是南怀瑾先生的患难知己书赠于他的,用来形容王阳明和黄宗羲这两位明清时期"浙东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是贴切不过。他们关心架上书,在经学史上的成就世人皆知。他们更关心世上苍生,王阳明有很多成功的管理地方财政税收的实     

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纪实传统的现代转型——以主体精神与价值功能为考察重点

梁启超不但完成了中国文学纪实传统的现代转型,而且对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纪实文学创作,一方面将爱国主义、经世致用等传统过渡到现代并将其发扬光大,并更加重视政治功利性;另一方面,围绕"人"的现代化,他又将传统的以"资治"、教化为主转为以宣传、启蒙为主。其创作不但能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与认识"文学与政治"、"作家与时代"等问题,尤其是在"主体虔敬"与"守真求实"等纪实文学本体论建构方面给我们以深刻启示。总之,梁启超以爱国、"新民"与思想启蒙为内涵的主体精神,和以责任担当、经世致用与历史使命感为核心的价值取向等,至今仍是我们要继承的宝贵遗产和必须发扬的优良传统。     

王阳明的圣人观与致良知学说

该文围绕王阳明的圣人观和致良知学说展开。从圣人观的核心谈起,王阳明认为良知即天理,是成圣的前提和内在依据,由此主张“满街都是圣人”这一观点,让圣人这一概念平民化。关于成圣的实践,王阳明认为良知的发用流行是成圣的重要实践过程,停留在知良知是不够的,而要做到致良知,在生活中不断追求天理,摒弃私欲,将纯乎天理的良知显露。王阳明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出发,从“成己”和“成物”两个角度,阐明了万物一体的圣人境界。而如今,王阳明的圣人观对个人和社会仍有很大价值,不仅有助于提高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而且对国家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积极影响。     

明代心学的理论建构与《大学》诠释——以王阳明为中心

阳明心学将宋明理学在心性领域的探讨推进到精微的地步。王阳明的理论建构,基本上是围绕其对《大学》的诠释进行的。阳明以对朱子《大学》新改本及其"格物说"的批评为起点,逐步建立起其以良知为本体,以致良知为工夫,以心性合一、心理合一、知行合一和本体工夫合一为导向的心学思想体系。而阳明心学思想的顶点及其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万物一体"的理想境界。通过对阳明的《大学》诠释和其思想建构脉络的梳理,我们得以理解以《大学》为核心的四书诠释如何影响了阳明心学的发展进程,以及宋明经学与理学互动的广度和深度。     

颜元教育实践之漳南书院改革

颜元是清初"颜李学派"的创始人,主张"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并将实学理念灌输其中。在主持漳南书院期间,颜元敢于突破传统的教育模式,并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其主张带有浓厚的经世致用的实学色彩。本文主要从改革办学宗旨、设计课程内容、革新教学方法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颜元对漳南书院的教育实践改革。     

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意义阐释

关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研究,在思想内容上难以与廖平的经学思想划清界限,从而不能凸显康有为经学的自身特点;在理论意义上又限于仅仅肯定为其变法维新运动的理论基础,从而无法消解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思想的矛盾。不仅于此,由于不能从整体上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康有为思想的基本特征,致使康有为思想研究长期处于哲学性质上的唯心/唯物之争、政治立场上的进步/反动之辩,歧见纷呈,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康有为思想研究之所以陷入进退失据,此是彼非的困境,根本原因并非在于研究对象本身的思想矛盾相反复无常,而是由于研究者自身缺乏一个把握研究对象的理论尺度,从而导致整个研究左支右绌、顾此失彼。如果我们深入检索康有为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不难发见他的思想发展具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思维路径,这就是坚持经世致用的经学方向。因此,康有为的经学思想及其意义,应该是把握康有为思想的唯一现实的理论尺度;同时,经世致用的思维指向,又始终贯彻了由中外矛盾诱发的关于传统和现代化关系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旨归,又是主导其经学方向的一贯精神,且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界。     

浅析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曾国藩一生严于律己,进德修业,极其注重对家中子弟的教导。其家庭教育思想包括孝悌为本、勤俭持家、讲信修睦、经世致用等。这些内涵丰富的思想有助于推进我国家庭教育理念的创新,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安定,有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加强党的廉政建设,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时代意义。     

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树立六种意识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又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随着电力企业体制、管理方式、分配体系等一系列的变化,企业员工的思想难免出现一些困惑、疑惑和不理解,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如何做好新时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和谐、文明、协调的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再造大政工体系持续推进采油厂科学和谐发展

再造党政工团“四位一体大政工”体系的现实意义 一、再造党政工团“四位一体大政工”体系。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不断发展变化的需要。进入二十一世纪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这一切则又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企业的员工。导致员工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产生诸如片面追求物质利益、奉献精神淡化等问题。因此,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新思路、新办法,不断提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是我们不懈追求与思考的永恒主题。     

再造大政工体系 持续推进采油厂科学和谐发展

一、再造党政工团“四位一体大政工”体系的现实意义第一,再造党政工团“四位一体大政工”体系,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不断发展变化的需要。进入二十一世纪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这一切则又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企业的员工。导致员工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产生诸如片面追求物质利益、奉献精神淡化等问题。因此,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新思路、新办法,不断提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是我们不懈追求与思考的永恒主题。     

建设“五统一”企业文化，推进“三集五大”体系建设

深入推进“三集五大”体系建设,全面推进“两个转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电网和企业科学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湘潭电业局全面贯彻落实省公司党组的决策部署,从企业文化抓起,将其纳入企业发展战略体系,制定并实施企业文化建设规划,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在凝聚力量、激励创新、促进管理、规范行为、支撑内质外形建设等方面的作用,以“五统一”企业文化为引领和保障,确保思想统一、步调一致,有序推进“三集五大”体系建设。     

王阳明带兵

王阳明,即王守仁,浙江余姚人。他因曾讲学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故人们尊称他为阳明先生。很多人都知道,王阳明是明代中叶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他创建的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心学”,一扫当年沉郁的学术空气,成为明代后期影响最大的学术流派。但知道他会带兵打仗的人却不多,如此一个文弱书生,     

“人文关怀”——思想政治工作新方向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出现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字眼,这充分说明我党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已开始注重关心人内心的感受,其为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指出了新的方向。     

从胡瑗和王艮看泰州宋明理学的传承与创新

泰州宋明时期的理学发展到顶峰,其代表人物是宋朝"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和明朝"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王艮。儒学发展到宋初,其哲学及道德性命之学重新抬头,周敦颐及其之后的张载,被誉为理学的开山鼻祖,但胡瑗却是"开之必先"。胡瑗的理学对明代的王阳明影响较大,而王阳明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老师。因此,胡瑗和王艮这两位泰州学人有着理学方面的密切联系,但他们的思想又不完全一致,尤其是王艮,其在传承中创新,使宋明理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钱穆的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钱穆有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五大方面: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强调中外汇通教育、提倡经世致用教育、明确人格养成教育和建立通才通识教育。这些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其教育教学经历和学术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其在教育教学经历和学术研究基础上不断总结与升华形成的。钱穆的教育思想对当今教育具有重要启示与影响。     

如何在开展基层党建工作中“知行合一”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特有的一对范畴。古代的哲学家大多都十分关注知行问题,比如,孔子的“讷于言而敏于行”;荀子的“知之不若行之”;程朱的“知先行后”;王夫之的“行可以兼知,知可以兼行”;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等等。而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知行”以“良知”为本体,知行合一并进,行而后有真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结合本人工作实际,在现代化企业管理中,如何开展好基层党建工作,自觉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新时期党建工作,为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就必须用“知”来指导“行”,用“行”来实践“知”,做到“知行合一”。     

王阳明古文献学思想发微

王阳明古文献学思想颇具有"心解"之特色,他认为经籍文献作为载道之具,在明道尽性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作于龙场悟道后的《五经臆说》是阳明心解、体悟经籍文献的典型案例。他并非否定对古人言语文义进行基本的训释与考证,而是将其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实际上阳明对古文献的整理工作秉持着非常谨慎、务实的态度。阳明在心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把训释经籍与发明本心两者通贯起来,并且从悟道的角度看,发明本心的价值要超越于训释经籍。心解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对文义阐释的不同路径,形成了阳明独具特色的古文献学思想。这种心解、体悟的学习方式基于阳明心学体系,也应当前有所承,其理论与应用价值还可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