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文献学研究方法初探——以《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为例

余嘉锡先生是著名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在特殊历史时期余嘉锡感时而发,以史治小说,发挥考据之学的妙用撰写《杨家将考信录》。书中根据史传、地志、文集、笔记等,考校人物的确切事迹和他们在历史中可称述的业绩,考据经世之法予以积极推动。对于历史小说存在的社会价值与功用进行阐释,进一步说明杨家将的时代内涵历久弥新,其中人物形象、历史流变往往能够真实地表现当时民心所向。余嘉锡考信方法于历史小说、戏剧之中广征博引、严谨清晰,同时兼备时代内涵与经世功用,值得深思与探析。     

清代文化与朝鲜实学

本文从中朝两国文化交流角度,论证了清代文化是建构朝鲜实学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朝鲜实学的各派代表人物根据朝鲜社会由虚转实的实际需要,从四方面吸取了清代文化中大量的思想资源一是坚持顾炎武、魏源等人的经世实学思想;二是学习清代的"利用厚生之学";三是高扬清代考据实学;四是继承清代学者的气实体论思想.     

焦竑三教会通思想的理论依据

焦竑认为孔孟之“学”是尽性至命之学,是对天道性命的体会,而他之所以重视对“学”的问题的讨论,则在于他要从根本上去把握儒学的精神。而把握儒学精神同时也出于三教会通的需要,因为须对三教各自的精神有所把握,才可找到三教内在一致的理论依据。本文认为,儒家心性之学成为焦的着眼点。此心性之学在焦那里即为“尽性至命”之学,是他力图在一个平等的、深刻的立场上去解决三教会通问题的一个可能依据。在焦看来,三教都是尽性至命的体道之学,佛、老并非只作为孔孟的补充或者必须依附于儒家才能存在。儒者之人生理想是要学以知性复性、尽性至命,这同样也是佛道之根本追求。     

因地制宜:晚清温州士绅与儒学的地方性实践

道咸以来,儒学因遭遇"千古之奇变"而面临无奈的沉沦,是个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作为社会重心的士绅阶层因时代的变局发生转型、分化,其再生产机制亦因科举停废而中断。但士绅在地方社会的文化权势并没有减弱,他们的内心深处仍以儒学及其价值观念为其乱世生存的基本道义,并在外在行为上表现为积极维护儒学价值的种种实践。晚清温州士绅有意识地表彰南宋永嘉之学的努力,实乃一种从传统中发掘地方重建资源的地域文化意识自觉使然。而永嘉之学"经制事功"要义和"坐言起行"精神的重获提倡,催生了一种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经世意识,最终落实为由"家"而"乡",由宗族而地方文教的实践逻辑。晚清温州士绅以儒学为中心、以地方事务为取向的"因地制宜"的实践,进一步验证了如下观察,即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在变局时代面临严重的价值危机,而作为文化实践的儒学却在地方社会中表现出相当的践履能力。     

从“废时文”说看晚清知识分子王韬的政治文化观

本文试图从晚清知识分子王韬的＂废时文＂说入手探究其政治文化观。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时代环境以及多元、客观的文化思想;在道、器之外,重视＂人＂的因素,促使王韬选择了＂废时文＂作为讨伐传统文化的入口。＂时文＂在他的文论中,既是承载旧文化的符号,也是传统文人的进身之阶,还泛指一切＂不古若＂、＂不西法＂之学问。从他对＂时文＂的解释与讨伐中,我们可以看到,以王韬为代表的晚清先进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一直在不断修正的过程中。王韬＂废时文＂的呐喊,虽然充满了矛盾,却仍然高度彰显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转型过程中的革命性和先进性。     

隐逸与济世--陈眉公与晚明的士风

陈眉公是晚明最为复杂也最有代表性的文人之一,他在晚明时代地位很高,对晚明文人的创作和生活风尚有明显的影响,清代以后却颇受批评.眉公喜欢自由自主的生活,追求自然之趣.他寄迹山林而活跃朝市,不为官却交际广泛,关心世事,是"享高名、食清福"的"通隐"式山人.陈眉公选择的人生道路有相当的独特性,他不再视科举为唯一正途,凭借自己的知识与才艺以谋生,获得经济的独立与宽裕,保持一种相对自由和独立的文人生活方式,但又与主流社会关系密切,保持着对于社会的关心与介入.尽管他的思想相当传统,但他的人生道路却反映出明文人生活风尚的某些新的特质和新的追求.     

构建全方位的晚明社会图景

晚明研究正全方位展开 ,但将有关研究自觉整合成全方位的晚明社会图景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最近的历史研究、尤其是文学史研究中 ,“晚明”越来越清晰地被描述成一个转型的历史时期。提到晚明 ,人们想到的关键词是商品经济的繁荣 ,是好货好色、逾礼越制、以情反理、个性解放 ,以及《金瓶梅》、小品文 ,等等。毫无疑问 ,这些景象在晚明社会确实很突出 ,也可以说是晚明与其他时期不同的鲜明特征 ,有充分的理由予以重视。但当晚明的上述面貌突出到了几乎遮蔽其他并非不重要的现象时 ,我们是否也不知不觉地离开了历史的本真呢 ?在我看来 ,依照…     

方宗诚《春秋传正谊》析论

晚清桐城派学者方宗诚之《春秋》学著作《春秋传正谊》,认为《春秋》是"天子之事","正名分"与"经世"乃为其用,此为《春秋经》之要旨,亦是他衡量三传之标杆。其撰作此文之目的,是要显经的"正谊",排除传的毒素。方宗诚受程、朱之学,其注解经书,以义理为主,所阐发之经义,多承儒家宗旨,本文亦然。     

从曹禺戏剧观论其剧作之变化及其内在模式

曹禺自己没有 ,评论界历来也没有从曹禺戏剧观内在矛盾因素的变动上及其剧作的基本模式上 ,来探寻过他的创作的发展过程及其陷入困境的原因。本文作者将他在研究古代文学中所创造的 ,并在其专著《文学史新方法论》中详细予以了阐述的历时性的历史与逻辑之统一的方法 ,引入到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具体地说 ,在这篇文章中 ,作者从曹禺戏剧观的三个因素 :写实、做诗与出戏的变动及组合上 ,第一次阐述了曹禺从《雷雨》、《日出》 ,到《原野》、《蜕变》以至《北京人》的创作过程 ,是一个沿着戏与真、诗与真以及戏与诗的矛盾展开的逻辑进程 ;在这一历时性的阐述之后 ,作者进而将曹禺这五部剧作划分为两种类型 ,从中抉发出曹禺剧作的内在模式 ,由此予以了曹禺这五部剧作以统一的理解。在上述分析中 ,本文又一方面从曹禺创作的基本模式及其戏剧观之内在矛盾的日益暴露所造成的艺术困境的加深上 ,另一方面则从三十年代初期到四十年代初期文艺潮流的变动上 ,说明了曹禺上述创作模式之必然走向末路。     

泰州学派平民主义思想之演进

本文对泰州学派平民主义思想的概念结构作了重点阐析 ,尤其注意到了贯穿其中的社会反思性要素 ,及在演进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思想变异。通过这些 ,可以窥视到晚明社会变动在儒学发展历程中留下的复杂印记 ,及理学作为一种较为确定的理论形态在应对底层社会问题时可能运行的边际。     

明代隐逸思想的变迁

隐逸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涵,是解读中国文化的关键。从历史上看,隐逸的思想和行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固定不变的。明代的隐逸思想最能体现这种变化。从明初以不合作姿态出现的以道自高,到洪武以后"太平逸民"式的抱道以隐,到吴中地区追求精神圆融的"市隐"思想的流行,再到弘、正之际形成的以讲求治生之道和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的隐逸思想,晚明在王学影响下提出了"道隐"思想,而在现实中,"通隐"成为人们追求的隐逸方式。     

宋教仁的阳明学及伦理学研究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宋教仁以效仿西方、重视法治、醉心宪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在政治上向西方寻找真理(毛泽东语)的同时,宋教仁也没有忘记寻求自己的心灵寄托以及立身之道。在艰苦的求索过程中,他又将中国传统思想、精神与西方的、日本的思想互相印证对照,从而突破传统思想的樊篱,构筑起新的却又显得庞杂的自己的精神和信念。在那个中西交融又冲突的时代,宋教仁研求阳明学和伦理学的心路历程,其内心的矛盾与挣扎,比起他叱咤风云的政治活动,更能显示那个时代特有的知识人的精神风貌。     

“闳稽群籍,博约精审”：明代史学研习的拓新之作——《明人汉史学研究》评介

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演变至明代,到了一个较为特殊的阶段。宋代士人好谈心性,讲究义理之学;清代学者则黜虚崇实,重考据之学。明代处于学术理念全然不同的两个时代中间,在学术发展理路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于明代史学的研习可探清自唐宋以来学术史的内在发展脉络,可达“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用。谢国桢云,“有明一代,史学最盛,若焦骇之《献征录》、王世贞之《四部稿》、何乔远之《名山藏》、郑晓之《吾学编》,恢弘典则,蔚为巨观。”而清代以降,学者对明代史学甚为贬低,尤以四库馆臣之流。厚诬明人,多有訾议,但闻明人史著,多有“明人恣纵之习,多涉疏舛”之语,诸如此议不可谓持平之论。     

本期语萃

正艺术最本质的要求是求真,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特别强调艺术发展的基本法则,同时指明了艺术发展的方向,就是求真。他认为,求古人之义,解古人之思,必须将自身放在错综循环、无限解释中,也就是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反复循环,整体与局部的错综碰撞,实现读者与作者的思想共鸣。要实现求真,离不开严格的考据和缜密的义理功夫。徐复观文艺美学中"追体验"的文化内涵及时代价值第123页     

章太炎在日本的活动及其日本观变化

对章太炎的研究,长期以来多偏重于他作为经学家的学术思想方面,对其革命思想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主要集中在他在国内各个时期的革命活动.本文旨在从章太炎日本观发展变化的角度,探讨其在三次东渡旅居日本过程中革命思想的变化历程.     

如何在国有农场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

一、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不强的主要原因时代和环境的不断变化,使思想政治工作面临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对这些矛盾和挑战,还存在许多的不适应。主要是缺乏创新性的指导,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收效甚微。引发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是思想观念僵化。主要表现为不敢接触新事物,对新事物新思想不关心甚者反感。     

儒学东渐与韩国汉诗

韩国古代文学以汉诗创作为主流。根据确凿的史料,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主要是儒、佛)最晚从秦汉时代就已传入韩国,并产生广泛影响。本文从思想文化对文学影响之角度,征引大量文史史料,动态描述了儒学在东传过程中对韩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汉诗创作及其诗学观念的深刻影响。     

老子思想视野下我国新闻传播者道德规范提升刍议

新闻传播者是社会图景的绘制者,是法规政策的宣讲人,也是人民利益的伸张者,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实现传统道德思想和新时代新闻传播者道德规范提升之间的有机结合,不断提升我国新闻传播者的道德修养和业务能力,是时代与现实发展之需要。老子学说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其所创立的中华民族"自然型的道德之学"对提升我国新闻传播者的道德规范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将立足于老子思想的视野,对新闻传播者与事实、新闻传播者与群众、新闻传播者与同行三个方面内在的关系进行分析,为我国新闻舆论工作者道德规范的提升提供参考。     

凝晚年心血,炼宋学巨制--读漆侠先生遗作《宋学的发展和演变》

在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 ,宋代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时代。不仅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 ,而且它的文化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陈寅恪先生曾说 :“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载之演进 ,造极于赵宋之世”。① 宋学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 ,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也是一个颇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然而对宋学的研究 ,也被认为是宋史研究最大的难题。“其困难在于即使作一个案研究 ,也需要很广的知识面 ,从纵的方面需要有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佛经道藏等广博知识 ,从横的方面需要有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广博…     

名士和能臣之间的悲剧

王闿运是晚清的大名士。不过即使是大名士,也没有生下来就做的,在他出道之初,其实是有机会做跟名士完全不同的能臣的。乾嘉之际,湖南是个出读书种子的地方,王闿运就是一个湖南骡子似的读书种子。《清史稿》上说他"年十有五明训诂,二十而通章句,二十四而言礼",二十八"遂通诸经"。靠的就是下死工夫,无论学什么,背不下来就不吃不睡。王闿运学问好,文章也不错,据说他最喜欢的是汉魏文,但看来时文八股也不差,20岁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