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中苏论战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共同道路的思考

在中苏论战的十年间，作为这场论战的直接参与和实际领导的邓小平，直面苏共及其领导人，就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论战。本仅阐述邓小平在关于社会主义共同道路争论中的思考。     

中苏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道路的影响

中苏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发展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中苏论战不但中断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独立的、正确的探索和改革,而且加剧了中共和毛泽东从1958年开始的“左”的错误,促成了党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为了“反修防修”,毛泽东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中国走向十年内乱的深渊。     

中苏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苏论战对中共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论战期间,中共中央组织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整理发表了对苏共和其他党的批判文章以及相关修正主义者的言论和著作;在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中苏论战情况和中共中央的政策观点。     

中苏论战与五六十年代党的指导思想的两种发展趋向

中苏论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大事,对论战的双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作为参战的一方,中苏论战对当时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趋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与中苏论战

发生在２０ 世纪５０ 年代到６０ 年代的中苏论战共分四个阶段。这场论战既源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又植根于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毛泽东在领导、部署和参与中苏论战过程中的思考与抉择, 对我们党处理不同国家、不同国家政党之间的关系, 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又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再论中苏论战的历史原因

意识形态的分歧是中苏论战的起因及深层根源，国家利益的冲突是引发论战最重要的内在原因。另外，中苏之间民族传统的差异及其影响下的个人因素无疑也起到了重大作用，再加上其他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引发了激烈的中苏论战。     

意识形态分歧掩盖下的国家利益之争--对中苏论战的一些新剖析

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的中苏论战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意识形态之争并不是中苏论战的主要原因,更不是其实质。中苏论战的根源在于双方没有正确理解和忽视了两个国家各自的利益与反帝斗争总利益之间的关系,国家利益之争始终贯穿于其中并成为论战的实质所在,只不过是以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来表现罢了。     

日本的中苏大论战研究综述

中苏大论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场论战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至于世界政治格局都带来了深刻影响.与其他各国学者一样,日本学者也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日本学术界有关中苏论战爆发的原因、论战涉及的理论问题以及论战所带来的历史教训等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对深化中苏论战的认识有深远的意义.     

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鉴于苏联变修"而在国内开展"反修防修"的一场错误实践,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的产物,而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中苏分歧和论战密不可分。对波匈事件的不正确判断和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偏离了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开始重新估量国内的阶级斗争;中苏分歧的进一步加深、社会主义建设的逆向发展和国内出现的所谓"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使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战略高度重新审视阶级斗争,初步形成了阶级斗争的理论;中苏公开论战,使得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从而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好了理论准备。这样毛泽东就走上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不归路。     

中苏大论战中的时代环境问题

发生在20世纪中期的中苏大论战,论题十分广泛,而有关社会主义运动所处的时代环境的问题则构成了大论战的第一位问题。苏共坚持“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观,并由此制定出和平共处等“三和”战略;而中共则信守传统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奉行“革命”战略。于是,中苏两党围绕这一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并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理论问题的争论。     

太行经验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抗战期间,邓小平领导了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这为后来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重视经济斗争、强调科技兴农以及生产上的责任制,成为后来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和主要内容：根据地政治建设中的党政分开和基层政权建设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这样我们可以认定太行经验是邓小平理论来源中的一个重要源头。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太行经验”比“延安道路”更符合实际需要。     

邓小平理论的特征

不同时期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同的主题,具有不同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研究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和科学社会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垄断帝国主义和俄国革命,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革命与战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捍卫,邓小平理论研究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问题。邓小平理论研究的这一新主题,根本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其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烈的辩证性、方法论性、实践性、群众性、战略性和质朴性等新的特征。     

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参与创立、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并且继毛泽东之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主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大理论成果的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起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论邓小平民本思想的“人民性”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最主要的就是以民为本。邓小平理论是以民为本的理论。邓小平民本思想的"人民性"体现在他的决策中,贯穿于群众路线、社会主义本质、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标准、人民群众民主权利以及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各个方面。邓小平民本思想的"人民性"是邓小平理论的显著特征。     

浅论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底蕴

邓小平理论有着深厚的哲学底蕴，邓小平哲学思想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在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发展的。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根据时代发展和实践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作了重新强调；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某些观点进一步加以具体化；提出新的哲学观点，作出新的哲学概括以及哲学方法论贡献等方面。     

论邓小平公平与效率思想的形成

邓小平公平与效率思想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依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出并确立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公平效率观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公平与效率思想有一个从提出到逐步成熟的历史过程。     

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探析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谩的总设计师，在长期的行政管理实践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系统而完整的行政管理思想体系。本文试图通过对邓小平的行政管理实践，行政管理思想的具体内容及其特征进行探析，形成对其行政管理思想的更深入认识，从而更进一步明确和掌握其指导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重大意义。     

论邓小平效率与公平的辩证思想

邓小平认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二结合摧在基础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它的最终落脚点是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达到共同富裕。     

论邓小平经济政治思想

邓小平经济政治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政治经济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经济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突出经济的政治性,把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从政治的高度来透视经济建设的发展问题。“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公有制为主体,走共同富裕之路;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等,是邓小平一贯的经济政治思想。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卓越创新

本论文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基础上,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方面的卓越创新,重点论述了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机遇、发展建设、发展动力、发展环境等理论问题,最后对学校的发展问题作了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