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域外游记中的“春秋战国”与“夷夏之辨”

作为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相同步的一个文类,晚清域外游记突出地体现了"过渡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从"天下"走向"世界",时人经历着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双重体验,游记中的"春秋战国"和"夷夏之辨",描述了传统精神理念在面对西方文明尺度时的自我调适。洋务派官员和出洋使节对"春秋战国"的认同和借用,为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念转变为现代的对等国际观念提供了契机,表明一种新的世界意识正在萌生。在"夷夏之辨"的相关叙述中,传统的"夷夏"观依旧牢固,但夷、夏之间的位置有时也会发生翻转,这缘于"夷夏之辨"本身的丰富意涵,以及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     

王夫之夷夏之辨与民族爱国主义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是以"夷夏之辨"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从王夫之关于夷夏问题的基本观点看,王夫之夷夏论的核心仍然是维持"道统"与"治统"的一致性,并未突破中国传统夷夏观的基本格局.王夫之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实践,始终都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他在夷夏之辨中所流露出来的民族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家国同构"的历史局限,但其中所传达出来的爱国如家、忠于祖国的道义精神仍然具有超越时代的积极意义,是中华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     

超越“夷夏之防”思维模式

华夷之辨,夷夏之防,这是中国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华夷、夷夏,不仅是一个种族的概念,而且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其核心观念是华夏文化远高于夷狄文化。在先秦时代,它指中原农耕文化高于周边游牧文化;后来则长时间地沿续了这一观念。清代以来,这一观念被用来抵制西学的渗透与影响。近年来响起了一片反对西化、反对西方渗透的呼声。从这中间,不难看到夷夏之防这一思维模式是多么顽强。     

由古典文学看历史上的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

作为华夏民族的传统观念,夷夏之辨不仅反映于上古典籍,而且到中古时期就借助于苏武、王昭君、蔡文姬的故事得到文学化的表达,并以典故或素材的形式参与后代文学文本的构成,以意象化的方式强化了其文化内涵及认同.同时,夷夏之辨中文化品味的不确定性,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也通过个人体验显示出文化认同的复杂性.古典文学与夷夏之辨及文化认同的复杂关系,可通过若干历史人物和诗歌作品的具体分析而得到确认.     

马班夷夏观异同探究

司马迁和班固的夷夏观有异有同。在＂夷夏之辨＂问题上,马班都有＂别夷夏＂的观念,都以华夏礼义文化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并强调＂德化四夷＂,但司马迁不斤斤计较于夷夏之别,而班固反之。在＂夷夏一统＂问题上,马班都主张夷夏一统,坚信各民族出于一元,主张各民族间应该和平相处,但在实现一统的策略上,司马迁倾向和亲、盟约,而班固则主张以羁縻之道应对。大一统的政治背景和独尊儒术的学术背景造就了马班夷夏观之同,马班夷夏观之异则与两汉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的变迁以及史家个人思想的差异息息相关。     

墙内开花墙外香——《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

《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巨著;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又是第一部较为详尽且系统的世界史地著作。其主旨,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九洲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     

刘基《春秋明经》若干问题探究

刘基《春秋明经》是为举业而作,有因循《春秋胡氏传》的思想内容,也有超越《胡传》的思想内容,研究《春秋明经》的思想需要与《胡传》进行对比甄别。《春秋明经》在夷夏问题上,坚持以夷夏之辨为礼义之辨,没有狭隘的民族观念。《春秋明经》的天人感应说承自《胡传》,与刘基自己的天人感应观念有区别。《春秋明经》的著作年代应当在青年时期。     

试述南宋的正统论

较之北宋,南宋的正统论更强调不以功业成败论事。南宋学者之论正统,重"居正"而轻"一统"、重"德"而不重"迹";同时,来自北方政权的压力迫使他们调动一切可用的思想资源论证自身政权存在的合法性,于是,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夷夏之辨"被引入正统论,并逐渐占据这一议题的中心位置。朱黼、郑思肖等人则通过一系列的论证,将"居正"和"一统"、"德"与"迹"以及夷夏之辨整合于同一体系之中,为两宋正统论作了较为系统的总结。     

想象性边界：刘三姐形象的文化功能

传统中国文化的＂夷夏之辨＂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都具有多样性文化并存的内涵,是中国多元文化融合的观念资源,依托于歌圩文化的现代刘三姐形象就具有了标识壮族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壮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边界。     

从话语政治维度观照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的核心议题,经由几千年来着眼于王权政治、礼仪道统的论争,围绕儒家经典的阐释,逐渐建立起文化、民族、政权三位一体的话语霸权,演变为中国的古典主权理论,在社会发展、历史变迁中获得特殊意义。它不仅仅在中国历代政治变迁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而且在19世纪风云际会之际,更是登上世界政治舞台,以"夷/i/barbarian"这一跨语际符号姿态参演了中英两国之间的政治博弈,见证了国际话语政治的刀光剑影。     

辛亥前后的学堂、学生与现代国家观念普及

现代国家观念是中国走向现代进程中影响至深至大的观念之一。辛亥前后全新的学堂建制与报刊舆论等相结合,为现代国家观念的普及提供了强有力的平台。学生在普及进程中既产生了对清末名士的景仰崇拜,也发展出另一种夷夏之辨,更影响了此群体中的思想竞逐。由此学生们的生活世界、知识世界乃至感觉世界在辛亥前后都发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变化。     

清代后期上层社会民族意识探析

19世纪下半叶 ,随着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加剧 ,传统民族意识应运而生 ,通过一系列历史事件凸现出来 ,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演变趋向 ,即复古闭锁型、保守传统型、自省开放型。民族意识总的发展方向是由盲目仇外、虚骄自傲到效法西方、反思自身 ,逐步摆脱了华夏中心观、夷夏之辨的束缚 ,民族心态渐趋理性     

刘师培与康有为"董氏学"研究之比较

在晚清学术转型的过程中,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的学说受到了当时学者的关注.在晚清学者中,康有为与刘师培都十分重视对董仲舒学说的研究,由于思想倾向和学术背景的不同,他们对于"董氏学"的研究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关于"董氏学"中的"微言大义",康有为是借助其来阐述其变法改制的思想,并进而以当代孔子和董仲舒的身份自居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刘师培则主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察汉儒研究经学的功用情况.对于"董氏学"中君民关系的看法,刘师培认为汉儒有着严格限制君权的思想,这种思想与近代民主思想有着某种契合之处;康有为则侧重以此来阐述"董氏学"中的"改制"、"变法"思想.对于公羊学中"夷夏之辨"、"种族之分"的理解,刘师培严明"夷夏之辨"和"种族之分",其目的在于"以种族之说倡革命",康有为则尽量弥合"夷夏之别",认为划分夷夏的标准不是种族,而是文明进化程度.康有为、刘师培关于"董氏学"分歧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晚清时期学术论争的时代特色以及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清末革命派的夷夏观新探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完全成为了洋人的朝廷。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革命派知识精英借助西方的种族理论成功地论证满汉之别,宣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夷夏之辨",从而为革命排满制造了舆论。     

夏燮的夷夏观

中国的近代化的开端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近代化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各方面,其中外交上的近代化,从某种角度上看,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夷夏观念的解体崩溃过程。中国传统夷夏观念的解体崩溃过程经过了近70年的时间,夏燮的生活年代恰好与70年间重合,他虽然不像顽守旧派那样固执、死板的坚守封建传统,但受传统华夏优越感的深刻影响,他也还是挣扎于夷夏之辨。     

近代世界民族主义起源的两种历史类型——兼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源流

近代世界民族主义,按其产生的先后顺序及具体的历史动力,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内源型的民族主义和外源型的民族主义,前者是工业化和市民社会发展的内在结果,后者则是由西欧民族国家扩张和侵略引起的。古代中国并没有产生民族主义的思潮和运动,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主要原因是狭隘的"天下主义"与"夷夏之辨"观念长期限制中国人的视野。从本质上说,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是属于外源型的,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产物,是对外部冲击的回应。     

变“夷”“洋”与“洋”之变

中国自古自认为世界中心,称华夏之外邦不受儒家教化之国为夷.鸦片战争后,随着西风美雨入侵,体会对方强大后不得不舍“夷”而用“洋”,传统夷夏之辨由此泄开了一条口子.伴随着洋文化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崇尚洋务与洋物的思潮渐起,大有用“夷”变“夏”、全盘西化之势.而另一方面,“洋”被赋予的意义中又延续了传统夷夏之辩的文化认同,而引起灭洋思潮.     

论徐桐的自强观

徐桐以汉军起家翰林,同光两朝,深受慈禧倚重,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基于"夷夏之辨"而反对外国侵略,维护清朝统治,从而萌发了自强观念。同治十二年徐桐首次请求皇上"专意修攘为自强计",光绪二十一—二十三年徐桐支持清廷通过自强而弭祸患的主张,反对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徐桐的自强观基本上沿袭了传统儒术经常之规,博得同治帝的赞赏,受到光绪帝的冷落。     

试论唐文《华心》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及唐人的民族观

《华心》是唐代陈黯的一篇代表作品。陈黯在《华心》文中,主张"有教无类"。《华心》创作于唐宣宗时期,夷夏之防的观念有所松动,但固守传统的华夷观念的人仍然存在。《华心》反映了大食人在晚唐的分布及活动情况,同时也体现了中古唐代民族观念的变迁。     

郑声与夷乐——两种异质音乐历史命运的文化反思

中国的文学、音乐、文化有着错综交织、互为表里的复杂关系。郑声与夷乐,是文化史上颇受非议的两种音乐概念。从正统文化的角度,它们均为背离于传统的异质音乐。作为观念,前者逐渐成为一个与经典相对的反面名词,后者也屡屡受到抵制。作为实践,二者随着时代的审美趣味蓬勃发展,刺激了新的文学体式的形成。二者的命运昭示着正统与异质文化的碰撞,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雅俗、夷夏之辨的复杂性以及文化本身的价值与实践层面的矛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