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琴一曲来熏风——王蒙《红楼梦》研究断想

作为小说家评论百二十回《红楼梦》,王蒙是第一人.他以高鹗续的《红楼梦》为依据,发表自己的观点,关注《红楼梦》文本本身,从文本阅读中欣赏《红楼梦》的文学艺术,从文学鉴赏的角度去研究《红楼梦》,因此在这一点上,王蒙的《红楼梦》研究与小说批评派红学是相同的.因此具有考证派与索引派所没有的优势,弥补了考证派与索引派的不足.     

《红楼梦》文本富矿的全方位深层次开掘——二十一世纪红学研究的主流

刘梦溪先生把红学研究分为索引派、考证派、小说批评派三大流派,在对这三个流派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细致周密的分析后,他指出:“索引派红学,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实际上已经终结了。”“考证派红学的兴旺时期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有点像《红楼梦》里的贾府: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由于《红楼梦》是一部具有典范意义上的长篇巨制,任何一种新的文学观念或新的批评方法,都可以在红学研究中得以发挥。多样化的小说批评方法,必然为小说批评派红学打开无限广大的领域。从这一点来说,红学的小说批评具有索引派和考证派不可比拟的生命力。”(刘梦溪《红学》177、105、241页)我赞成梦溪先生的这一观点。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我认为,二十一世纪红学研究的主流,只能是小说批评派红学。     

王蒙与《红楼梦》研究

王蒙的《红楼梦》研究,具有当代性、人生性和体验性特点。它拓展了《红楼梦》研究视域,重构了《红楼梦》的释义系统,展示了《红楼梦》研究新的可能,是当代“红学”研究的新收获。     

评“政治学派”红学

一以对《红楼梦》的研究方法作为区别不同红学学派的依据,红学史上,一般认为存在四大学派,那就是评点派、索隐派、考证派、小说批评派。也有些研究者认为评点派人数既少,对《红楼梦》研究的文字也不多,不能算作一个学派,那么,红学就只有三大学派了。但是,只要我们对迄今为止的红学著述作一番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就会发现,红学自它诞生以来,不是只有三大或四     

大度兼容 是真知深——读王蒙先生《<红楼梦>的研究方法》

在北国名城哈尔滨举行的乙亥年海峡两岸红学研讨会上,大陆、台湾、及特邀的香港、美国红学专家,就体现我们伟大祖国优秀文化和文化传统的辉煌巨著《红楼梦》进行了热烈而精深的研讨,代表们高谈阔论,其中多是真知灼见.当然,因是百家争鸣,故有观点之异、流派之争.原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在大会上不仅对《红楼梦》进行了学术探讨,而且对《红梦楼》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独到精采的阐释.(王蒙的演讲已整理成《<红楼梦>的研究方法》一文,将在《北方论丛》1996年第3期发表)王蒙先生大度兼容、是真知深的演讲,博得了与会专家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誉.王蒙先生的演讲,从方法学入手,注重《红楼梦》的整体性、系统性、信息广大性和它的文学性与非文学性,在肯定以往《红楼梦》研究成果的同时,又指出了以往研究《红楼梦》的局限性.他站在中国文化的至高点上,用文学、哲学、社会学、宗教学及自然科学等来审视《红楼梦》的文化内涵,探讨《红楼梦》的丰富意蕴,这无疑拓宽了《红楼梦》的研究视野,开辟了《红楼梦》研究的新途径,打破了《红楼梦》研究中“各持己见、唯我独尊”的门户之见,对正确研究《红楼梦》,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等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评何红梅《红楼梦评点理论研究》

正齐鲁书社2015年出版的何红梅博士《红楼梦评点理论研究》,堪称红学流派批评方面的一部重要专著。从学术发展史的历时性角度考察,《红楼梦》研究大体经历了古典和近、现代以及当代红学的重要阶段,这三个阶段的《红楼梦》研究专著可谓汗牛充栋,不少红学代表作可圈可点,为红学史的总结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参考。新时期以来,红学研究者开始追溯红学史的发展演变并出版了这方面的多部专著,学术成果丰硕。就写作模式上     

王蒙红学观述评

王蒙,中国知识界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五十年代以《青春万岁》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闻名于世,也因此被打成右派,七十年代末复出后成为文学界的“领头羊”,八十年代做文化部长,九十年代初,别人都不知道谈什么,“但王蒙仍在从容不迫谈论着《红楼梦》。”①于是,有《红楼启示录》和《红楼梦》评点本问世。②王蒙因此而以一贯的调侃自嘲让朋友注意“一颗冉冉升起的红学新星”;《红楼梦》学会会长冯其庸先生,对由“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兼红学家王蒙来完成这样红学史上的大事”,激动地“半夜里又从床上爬起来”,为由“大才子”、“大作家’、“大智慧大文化人”王蒙而著“我们时代第一部王评《红楼梦》”而“中夜不寝”,并“为之击节”、“连连浮白”、     

新人文主义与吴宓的红学研究

吴宓的红学研究沿袭了王国维所开创的"审美批评派"的红学研究模式,借用西方哲学、文学思想来对《红楼梦》进行深度阐释。新人文主义思想成为吴宓思考现代文明弊病和人性危机与解码《红楼梦》的理论框架。新人文主义主张"一"与"多"、"审美主义"与"以理制欲"的结合,才能弥合人性的危机,进而解决现代文明弊病。而《红楼梦》的悲剧性就在于"一"与"多"、"审美"与"欲望"的无法协调。     

本院教师新著介绍

《管窥集——文艺理论与批评》简介敖忠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理事、重庆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敖忠先生,从事文艺理论批评工作30余年,发表文章数百篇.《管窥集——文艺理论与批评》是敖忠教授新时期文艺理论与批评文章的选集。全书收作者1979——1994年所作文章50篇,24万字。文章按内容及发表先后分四辑编排:第一辑为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体会与心得;第二辑是有关鲁迅文艺思想和作品的研究与评述;第三辑探讨文艺理论与创作领域的各种问题;第四辑是对具体作品的评论,对象涉及王蒙、周克芹、黄济人、王群生等著名作家的长、中、短篇小说及话剧《于无声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等新时期文艺创作20余     

红学的审美之维

一、现实主义美学诠释1954—1955年的《红楼梦》大辩论,就如以往的新旧红学一样,不仅仅是关于《红楼梦》的研究.这场大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主义美学与《红楼梦》研究乃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相结合的一次实践.茅盾指出:“一九五四——五五年的《红楼梦》:大辩论,不但批判了自传体派红学,更主要的是批判了当时在文化遗产研究中相当普遍的唯心主义倾向,特别是胡适的实用主义反动哲学思想及伪科学的考证方法在学术界的流毒.这一次《红楼梦》大辩论,实质上是开国后在学术领域内第一次的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大辩论.这一场大辩论,有力地打击了文学、哲学、历史科学等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