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政治哲学中的“公私之辨”

"公私之辨"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政治论题,崇公抑私、以公灭私曾被推行为主要的执政原则,明清之际的王船山对公私之辨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指出公寓于私、公通过私而实现,统治者应保障民众的土地私有权,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特色.     

理学“儒释之辨”的教育学阐释

“儒释之辨”是中国历史上时最久、影响最大的不同化派别之间的论争,而理学对佛学的批判达到了其高潮。理学“儒释之辨”的核心是理学教育思想对佛学教育思想的批判,因此,从教育学的角度研究理学“儒释之辨”无疑更能把握其本质,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宋明理学教育思想。     

论方潜的“心性之辨”及其诗歌表达

桐城理学家方潜游走于儒释道之间,先后撰《心述》《性述》以阐明“心性之辨”。方氏对心性问题的再讨论,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展开的,受到纷繁复杂的时代文化环境影响。尽管他对心性关系问题的思考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但也深刻反映了晚清儒学内部诸多矛盾与缺陷,折射出其时的学术发展态势。方潜的哲学思路还渗透于其诗歌创作中,诗作除酬唱互答、寄托感怀外,亦常涉逃禅语,与其心性、儒释之辨多相关照,值得重视。     

儒家的"义利之辨"及其现代价值

探析儒家"义利之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深刻内涵,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对当代社会具有一定价值。     

“义利之辨”及其政治转向——兼论二程对义利之辨的再思考

义利之辨作为中国哲学史与伦理史的重要议题,对后世影响甚大,但义利问题之架构的多维性和丰富性使得不同的时代和思想环境中对它的讨论与诠释不断发生衍变。就宋代儒学尤其是二程而言,对义利问题的把握与以往思想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以超越性的"天理"为终极价值尺度,在更高思维水平上反思和阐述了义利之间的内在关系和道德依据,另一方面,针对北宋政局所出现的一系列矛盾,以二程为代表的旧党以学术上的"义利之辨"作为评判历史的起点,对如何改造现实社会、实施变法与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在现实政治分歧中,原本学术道德与经世致用的政见之争,蜕变为不同政治阵营中无休止的党派倾轧,也由此引发了这一命题的政治化走向。     

论孟子“义利之辨”的多重意涵

“义利之辨”是孟子思想的重要话题,它具有多重意涵。修身维度的“义利之辨”蕴含着人性本善的根本理念,道德情感和个体认同的内在需求是人们不断塑造“理想自我”的原由;行事维度的“义利之辨”强调“经权之别”,意在引导人们正视“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治国维度的“义利之辨”亦为“王霸之辨”,其论说从多方面彰显了“王道”的优越性。从修身至行事,再到治国的层层展开,体现了孟子对“义利之辨”的独特思考,亦为当下道德修养与社会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     

张载哲学的“有”及其意义

张载哲学中的“有”，在于肯定现实世界，最终落于对人类生活、人生价值的执著；“有”作为有我境界的基础。有我境界是“有”的人生的最终展开。这一入世、经世的意识、凝重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对现代人文的重建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形神之辨”与刘勰论创作心理机制

本研究刘勰论学创作的心理机制问题，本把研究的视野放在魏晋南北朝化的大背景中，从学艺术，哲学思想，历史沿革等方面深入分析了刘勰《神思》，《养气》的思想渊源，化特征和理论内涵，指出正是由于刘勰吸收了魏晋以来艺学，哲学，养生学等几方面的关于形神问题的思想材料拓展了理论视野，从而能在综合的基础上针对学创作的心理机制问题提出深刻见解。     

孔子的“言意之辩”及其语言哲学之义

孔子的“言意之辩”包括言既可尽意又不可尽意,以及通过“隐喻”的方式把握道两个方面。孔子认为在名言领域是言可尽意的,而超名言领域则是言不可尽意的,这种观点是辩证的合理的;而孔子对于“语言能否把握道”的回答则是主张以“隐喻”的方式把握道,这种处理方法则是一种化认识论为实践哲学的解决方法,是中国哲学的特色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认知理性不甚发达的原因之一。     

孔子的“言意之辩”及其语言哲学之义

孔子的“言意之辩”包括言既可尽意又不可尽意,以及通过“隐喻”的方式把握道两个方面。孔子认为在名言领域是言可尽意的,而超名言领域则是言不可尽意的,这种观点是辩证的合理的;而孔子对于“语言能否把握道”的回答则是主张以“隐喻”的方式把握道,这种处理方法则是一种化认识论为实践哲学的解决方法,是中国哲学的特色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认知理性不甚发达的原因之一。     

以诠释“至善”阐述“德福之辨”——试论康德宗教哲学的基本主线

康德宗教哲学的基本主线为:以诠释"至善"来阐述"德福之辨"。康德认为,"至善"非"至上的善";至善是完整和完满的善,是德性和幸福的结合;"至善"在现实世界不存在必然性;至善是上帝的善,是作为整体的世界的善。     

中国古代“义利之辨”的历史发展阶段及理路

中国古代＂义利之辨＂分为先秦、中古、近世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义利关系在不同阶段受具体历史条件影响而呈现出富有时代特色的特点。通过分期的历史考察,一般说来,＂义＂是强调的重点,但有时＂利＂也会被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阐释。     

道德悖论现象之“恶”及其认识论意义

道德悖论现象之"恶"不同于道德谴责公认之恶,也不同于"人必有私"的人的"自然本性",多具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特征,当人们视"恶"为恶时多处于"见仁见智"的认知状态。"恶"蕴含着促进社会与人的道德进步的逻辑张力,对于伦理学理论好道德建设的创新好发展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在社会处于变革时期尤其是这样。     

代词“之”的称代对象二辨

章主要分析了“之”在两段古献中的称代对象，在这两段献中，“之”的称代对象的确定，并不能依靠“之”的一般用法来分析，而是通过对南内容的具体分析得出的。     

王弼对“忠恕”之道的误读及其意义

“忠恕”原是曾子对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的个人理解和阐发，王弼结合魏晋的时代风尚和重“情’’思潮，对孔子、曾参的“忠恕”范畴进行了重新界定，并通过对“一以贯之”的“贯”进行辨名析理，为先秦儒家伦理注入了玄学新义。王弼以“情”释“忠”，用宇宙人生之共同本性——“情”联结“忠”、“恕”，对宋朝理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仲尼之闻”和“伯夷之义”看庄子的小大之辨

我在讲授庄子《秋水》(节选)时,发现两个有趣的问题。选文中当洋洋自得的河伯见到北海,说了这样一段话:……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吾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老子》“道”、“一”之象状及其内容

从象状和内容两个方面对《老子》之“道”、“一”进行了研究。认为《老子》之“道”、“一”二者都具有实体、过程、原则之义,这三方面的内容又渊于一源;《老子》对“道”之象状的直接描述虽惜墨如金,但它使用了“以‘一’写‘道’”的形象笔法对其作了泼墨尽写,这一笔法是《老子》所从属的荆楚文化的典型特点     

“之”的意义和用法

在古代汉语中,“之”字可作实词,也可作虚词．在不同的语境里有不同的意义和用法,同学们在备考时应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