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明清之际士商观念的变化

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传统的“四民”格局出现了变化。“弃儒就商”、“亦士亦商”成为社会发展的新趋向，促成这种转化的还有士人观念的转变和商人自我意识的提高等。明清之际士商观念的变化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是近代士商结构错动的第一步，具有近代的启蒙意义。     

黄宗羲“德”范畴论析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德”是一个贯通天人，涵盖哲学本体论、伦理观和社会政治理论等各个领域和层面的复杂观念。黄宗羲是17世纪中国早期思想启蒙道路的探索者，他把“一本万殊”的哲学思维理路运用于其对“德”观念的探讨中，建立了包含哲学本体论之德、道德修养论之德到政治之德等不同层面的德论。其德论在继承传统中进行理论突破和思想启蒙，体现了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召唤。     

论陈确“有私为君子”说

陈确是一位反程朱理学的思想家,是明清之际的启蒙学者。他否定《大学》为圣贤之作,已为人们所熟知。“有私为君子”说,是他又一惊世骇俗之论,则稀为人知。“有私为君子”中的“私”,是指人的私利与欲望,这是明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物,是当时盛行自私人性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明清之际是一个新旧杂陈的时代,陈确不可能否认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天理”论,而是突出“人欲”主导性,强调“天理”得以“人欲”的满足为前提。“有私为君子”说,不仅是对禁欲主义为核心的朱熹“存天理,灭人欲”主张的批判,且与传统君子观是大相径庭的,为中国古代君子文化中的奇葩。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及其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他们以学术传教为先导,带来与中国传统迥异的新的学术和文化,影响和启发了明清启蒙思想家,开创了中西教育文化交流之先河。     

从顾炎武的风俗观看其“民本”思想的内涵

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维持社会秩序的核心是“礼”，而“礼”的实现又离不开移风易俗。顾炎武对于这个问题有着相同的观点。但引入注目的是，顾炎武实现移风易俗的中心思想是以士绅为核心，发挥士绅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作为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民本思想一直被认为是顾炎武的重要思想。但从其有关“礼”以及风俗的观点来看，似乎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本主义”有一定距离。为此，有必要对顾炎武的“民本主义”思想重新认识。     

民族意识与哲学精神——白族哲学思想的早期启蒙与近现代转型

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白族与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史进程,从明清之际即开启了具有早期启蒙性质的哲学思想新动向,近现代以后又顺势而为,“在势之必然处见理”,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个案.     

“五四”文化启蒙的现代性关怀

本文拟通过从康德到福柯对启蒙的连续性解读，展现启蒙的现代性维度－－一种批判的态度，“五四”文化启蒙正是西方文化启蒙与中国启蒙传统相融合的产物，表征着“五四”精神。但现代中国的启蒙由于救亡 图存的现实社会需要又表现出自身的缺憾。而启蒙的现代性不仅为我们理性地认识“五四”，更为我国超越“五四”提供了理论资源。     

民本文化与民主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从中国近代以来政治现代化的历程来看，始终存在着民本文化与民主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中国传统的民本文化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为专制政治服务的臣民文化；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企图超越民本文化的历史局限性；近代从西方传入的民主文化对民本文化提出了挑战；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本质上是实现政治民主化，而民主化又不能脱离民族化，因此在政治文化建设中必然把民主文化与民本文化融合起来，才是理性的选择。     

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简论

所谓“唐蒙思想”是指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民众接受新知识、新观念而获得社会进步的思想、学说。本文所谓“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主要是指明中叶后,我国社会孕育和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后早期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社会政治思想。其基本特征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持怀疑和批判态度,要求开明政治,倡导平等和民主;一反过去封建时代的经济思想,主张工商皆本,重视货币,要求平均土地等;不屑于空     

明清之际士人的人格特质--以关中李二曲为个案

明清之际,时局和世局激烈动荡,这一时期士人人格的普遍特征是知识分子有着特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而李二曲的人格特质——自立、自强、自省、自尊,形成了独特的“二曲精神”,令后人敬仰。明清之际士人人格特质是明清文化繁荣的心理基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     

明清之际世俗功利价值观的盛行及其意义

明清之际是一个功利主义昂扬的时期。当时社会主义弥漫着一股逐利之风，世俗功利价值观得到空前的张扬。不仅在商人中间，而且知一些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形成了一种视功利为衡量价值的惟一尺度的价值标准。拜金主义是世俗功利价值观的极端形式。这时期拜金主义的高涨是人们的功利意识觉醒和解放的标明。明清之际的人并没有完全走向非道德主义，但他们讲究的是道德功利主义。明清之际的启蒙学对世俗功利价值观进行了积极的论证和阐扬。由于它作为一种价值观，能够为经济的成长提供强大的推动力，因而具有现代意义。     

唐甄启蒙思想探析

唐甄是我国明清之际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在哲学上,他批评程朱理学的空疏,强调“修身”与“治世”、“尽性”与“事功”的统一,试图建立一种事功型的心学模式。在政治上,他骂封建帝王为“贼”,主张改革时政,整顿官治,对礼法实行“弃旧图新”的改造。在道德上,他提出了“贾不辱身”的价值观和“人之生也无不同”的平等思想。唐甄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的藩篱,而与正在缓慢发展的资本主义精神相一致,因而具有一定的启蒙价值。     

从明清伦理思想发展的新趋向到戴震

从16、17世纪明清之际伦理思想发展的新趋向到18世纪我国封建社会晚期最重要的伦理思想家戴震,这一百多年伦理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学术界尚有不同的看法。一曰“余绪”说,认为戴震伦理思想只是“清初传统的余绪”,“清初学说运动狭隘化以后的一种复兴的先导”。二曰“夭折”说,认为16、17世纪伦理启蒙的新趋向发展到18世纪,已“被人遗忘、濒于夭折”,出现了“逆转”。笔者认为,从明清伦理思想发展的新趋向到戴震,这是一条逐步明朗化的启蒙路线。下面我们从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作些分析。明中叶以来,我国封建社会形态内部滋长着一种自我否定的因素。这一因素在社会伦理道德意识形态领     

从明清伦理思想发展的新趋向到戴震

从16、17世纪明清之际伦理思想发展的新趋向到18世纪我国封建社会晚期最重要的伦理思想家戴震,这一百多年伦理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学术界尚有不同的看法。一曰“余绪”说,认为戴震伦理思想只是“清初传统的余绪”,“清初学说运动狭隘化以后的一种复兴的先导”。二曰“夭折”说,认为16、17世纪伦理启蒙的新趋向发展到18世纪,已“被人遗忘、濒于夭折”,出现了“逆转”。笔者认为,从明清伦理思想发展的新趋向到戴震,这是一条逐步明朗化的启蒙路线。下面我们从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作些分析。明中叶以来,我国封建社会形态内部滋长着一种自我否定的因素。这一因素在社会伦理道德意识形态领域则表现为出现了对封建社会传统伦理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检讨、自我批判的思潮。这些伦理启蒙新趋向的发展方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从“秋红吟社”看明清女性诗社的发展

明清之际,女性文学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在涌现出大量女性作家的基础上,还出现了女性诗人结社现象。本文通过对“秋红吟社”以及明清之际女性创作群体的考证,展示女性诗社的发展和特点,并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不仅反映出女性文学在明清之际的繁荣、满汉文化的交流、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以及“秋红吟社”在这个繁荣中的标志性意义,同时,也反映了长久以来的男性权威对女性生活及女性文学创作的约束力的存在。     

《板桥杂记》“遗民情怀”辨

《板桥杂记》虽然是一部冶游之书，但值明清交替之际，却渗透着汉文人普遍的“遗民情怀”，仔细剖读《板桥杂记》会发现，这一时期“遗民文人”普遍感伤的常常不属高尚的家国情感，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失语和个人的挫败感。     

从启蒙到反思:两种现代性的生成

“现代性”是一个含意丰富的概念。我们可以按照马克思的社会结构两分法，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个路径首先将现代性分成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文化现代性在最初主要体现为启蒙现代性。启蒙现代性是社会现代性在哲学上文化上的代言，其核心与基础是理性主义。随着从鼓吹启蒙到反思启蒙，文化现代性又裂变出审美现代性，从而形成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或社会现代性）的对抗，这就是学界所谓的“两种现代性之争”。     

中西之“天”——明清之际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关系探微

“天”是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给中国文化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同时也使得对这一关键词的解释更具“弹性”。明清之际，天主教耶稣会士正是利用中国之“天”的特点，提出“合儒”策略，认为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天”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其目的当然是要传播基督教，但他们的适应之道却给当时中西文化的沟通打开了一个“通道”。     

儒佛融合对钱谦益诗歌创作的影响

钱谦益儒佛融合的思想,是明清之际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的反映。在钱谦益思想中,儒、佛两家思想既是难分难解的,同时又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冲突,这种特点影响了钱谦益诗歌创作的面貌,使得他的诗作得以表现那个时代社会、文化、历史的丰厚内涵,在明清之际这一文化转折期成为承前启后的文化标志。     

略谈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思想

黄宗羲,明清之际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明夷待访录》,黄宗羲代表作,激越昂扬的战斗檄文。为使封建君主“不敢自为非是”,《明夷待访录·学校》首次呼吁“公其非是于学校”。这一呼吁,有胆有识,犹如警钟木铎,激荡人心。其重学校、轻君主、反封建、抗专制的民主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颇富特色、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