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灵魂的堕落与救赎--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充满了对社会危机的揭露、对人性的思考和对人的出路的思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罪与罚》的主旋律就是道德危机以及灵魂与人性的堕落与救赎。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抛弃人性接受现实后杀了人也迷失了自我。最终在苦难的象征索尼娅的爱的感召下皈依宗教,拉斯柯尔尼科夫走上了一条用苦难来净化灵魂的救赎之路。     

双重人格:小人物生存困境和心路历程的艺术思考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人物形象的双重人格通过强调个体生存现状来思考人生终极意义,属于揭示人类精神性状的文学典型,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有根本区别。具有双重人格的小人物形象以其内心巨大的矛盾冲突在文学史上确立的不朽意义是对传统理性的深刻反思,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频频描写小人物的幻觉、梦境和意识流等心理活动的重要原因,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人文观念的显著特色。而双重人格形成原因的揭示则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19世纪俄罗斯社会转型期矛盾的文化心态及其艰难的心路回归历程。     

恐怖主义犯罪的社会及心理原因——《群魔》的犯罪学意义分析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是一部描写恐怖主义犯罪的作品。小说分析了恐怖主义犯罪的实质,深入揭示了恐怖主义犯罪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社会的腐败与黑暗,为极端主义思想的繁殖提供了现实土壤;怀疑主义和对生命的虚无感,为恐怖主义罪行的蔓延提供了心理温床。小说对研究恐怖主义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梦”

在俄国文学史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独特的心理现实主义艺术成就而著称于世。其以梦境凸显心理的艺术手法更是文学创作领域一个全新的开拓,是对传统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一个突破。他之所以钟情于梦境描写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本文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往作品的梦境描写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探寻了梦境描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作品中的作用,并深入剖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钟爱梦境描写的创作缘由。     

走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与艺术──读李春林《复调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作》

李春林先生的《复调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作》用自己的语言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作了更清晰的表达 ,对其作品的复调风格也作了言简意赅的阐述 ,从而向读者展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个性及其精神世界 ,是一部难得的优秀著作     

苦难的精神与心理——从《双重人格》管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手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用小说的形式探究人性的大师。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双重人格》主人公戈利亚德金人格分裂的考察与分析,可以概括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当时俄罗斯社会以及俄罗斯人民心理的看法,并从中理出其创作风格的发展脉络以及思想信仰的成长轨迹。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人物"及其现代性

归纳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小人物的特色,对其类型进行划分,发掘这些形象所具备的现代性因素,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典性所在。     

论库切《彼得堡的大师》中的“父与子”主题

库切的小说《彼得堡的大师》因其与俄国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小说人物互文而被评论界视为"复调的复调"。本文认为,在这样一种复杂的互文背后,小说很明显展现了库切对"父与子"关系的思考。作家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父与子"的思考,使其对"父与子"关系的思考更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     

浅析拉斯柯尔尼科夫形象的审美意蕴——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研究

本文以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为参照,主要分析了他的小说<罪与罚>的主人翁拉斯柯尔尼科夫形象的客观意义及其社会思想倾向.     

20世纪30年代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概述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逐渐深入,很多文章都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在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其他领域的同时,《罪与罚》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焦点,与此同时,左翼文学势力也展开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判。     

农民工“自救式犯罪”分析

农民工＂自救式犯罪＂是指当农民工的生存、发展受到威胁或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以犯罪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或权益时而产生的犯罪。法律使用成本过高、立法不完善、执法不严、监督不力是导致农民工＂自救式犯罪＂的客观原因,法律意识淡薄是导致这种犯罪发生的主观原因。只有不断健全民主、完善立法、加大执法力度、增加救济渠道,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农民工＂自救式犯罪＂的发生。     

贪污罪罪数形态

正确定罪是正确量刑的前提,而能否正确定罪又有赖于对罪数形态的正确认定。毫无疑问,对于贪污罪而言,研究贪污罪的罪数形态具有重大的意义。文章从罪数形态的一般理论入手,对贪污罪一罪类型中的法规竞合犯、转化犯、连续犯和牵连犯以及数罪类型进行了梳理,以期对我国的司法实践活动有所裨益。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新增的一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在罪名、犯罪主体与犯罪对象、客观方面及罪数形态、罪的界限及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衔接方面不仅在理论上存在争议,而且在司法层面上也未能澄清一些疑惑,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无疑对于打击利用他人进行乞讨等犯罪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当前犯罪控制的难点

犯罪控制是指基于犯罪条件的揭示,由国家与社会采取各种措施与方法,致力于减少、消除犯罪发生的致罪因素,对于个体犯罪现象以及社会犯罪现象,予以限控与遏制的一系列活动。它紧密伴随着人类社会犯罪现象的产生而产生。统治阶级中的思想家、政治家、法学家总结出了一些原则和策略,以期在相对较长的时期内对犯罪有所遏制．这些原则和策略成了最初的犯罪控制策略。     

刑法增设虐童罪的必要性思考

近年来,我国屡屡出现严重的虐待儿童事件,严重伤害儿童的身心健康,甚至威胁到儿童的生命。然而,对于虐童的实施主体在刑法上却找不到准确的依据对其处罚。浙江温岭幼儿教师虐童事件曝光之后,司法机关以寻衅滋事罪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就暴露出立法空白导致的司法尴尬处境。因此,刑法应尽快增设虐童罪,以期预防和打击此类伤害事件的发生。     

论恢复性司法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应用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戒,核心价值不在于报应和震慑,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弱化、消除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侧重于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矫治。检察机关运用刑事和解、暂缓起诉、社区矫正等“恢复性司法”制度处理未成年人犯罪,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运用“恢复性司法”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既有赖于立法的支撑,更有赖于司法的践行。     

我国单位犯罪刑罚理念倡导

单位犯罪刑罚理念是单位犯罪刑罚制度设计的基础。长期以来,我国单位犯罪刑罚理念基于残缺的客观说,严重影响了刑罚效果的发挥。应该提倡基于主观说的客观主义的单位犯罪刑罚理念。刑罚不仅仅是社会基于道义施加的行为强制,更应从受刑主体角度考察其实际刑罚效果,从而达到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的统一。     

我国聋哑人犯罪的趋势及预防——以青岛市为例

与社会日趋进步、物质生活日趋提高形成了反差,聋哑人犯罪案件逐年呈上升趋势,严重地危害了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文章以青岛市聋哑人犯罪为着眼点,分析了我国目前聋哑人犯罪的新趋势及其原因,并从聋哑人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聋哑人保护的法律制度完善和建立聋哑人犯罪预防体系等方面展开论述,以期为聋哑人犯罪的预防提供参考。     

孔子的预防犯罪思想与我国犯罪预防体系的完善

犯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病态社会现象,自从其产生以来,人们便不停的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孔子作为中华民族的儒家文化代表,在几千年前便提出了预防犯罪思想。通过对孔子预防犯罪思想的分析,就我国当前预防犯罪体系的完善提出自己的几点见解。     

论滥伐林木罪之重构

近年来,由于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我国政府对森林和林木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强,有关的立法和司法解释日臻完善,但关于滥伐林木罪等涉及林木犯罪的基础理论研究却相对薄弱、滞后,尤其是经常处理滥伐林木犯罪的森林公安对滥伐林木犯罪的犯罪构成理论几乎没有研究。文章着力于我国集体林权改革背景下,就刑法规定的滥伐林木罪,从我国现行的刑法犯罪构成理论角度进行分解、重构,进而提出笔者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