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扬盛世,尽心输诚——元代著名作家虞集仕宦生涯的一个侧面

虞集是元代延(1314—1320)、至顺(1330—1332)间最为著名的文臣之一。而此一时期也正是元王朝因大行"汉法"、重振儒学而文治大兴的时期。虞集在其整个仕宦生涯中,始终竭尽心力为元王朝服务。他不仅作文积极宣传、热情颂扬元王朝的一系列文治措施,而且身体力行,为元王朝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才智;他不仅具有经世的意识和热情,而且还抱有不凡的经济之才。作为一个汉族儒士,他实际上又在努力为重建汉民族传统文化而尽心尽力。     

元初大理地区权力结构探析

以往史学家对元王朝统一西南边疆这一事件非常重视,他们强调中央王朝"元跨革囊"的巨大影响。但这种视角无法告诉我们元王朝对云南各地区的影响究竟处于何种程度。同时,元初云南各地社会文化状况体现出多元特点,不同地区面对元中央势力的进入显然也存在着不同的应对方式。我们选择大理地区探讨元初大理国精英深厚影响力。蒙元依靠军事力量击败大理国,但兵力消耗巨大,加之主力很快北返,因而元初大理国贵族故旧仍然是大理地区的主导力量。掀起浩大声势的起义军领导者舍利畏,以及这场起义的平定者段实都体现了这一点。研究表明,元初大理国王室段氏仍然在这一地区拥有至高无上的影响力,甚至等同于"国主";而姚州白长善的例子向我们证明,即便中央王朝已经设置行政机构进行管理,但大理各地区的控制权依然掌握在大理国贵族故旧手中。这说明大理社会权力结构并不随着元王朝的进入而发生根本变化,这也是我们理解元代大理地区土官问题、民族政策的着眼点。     

略论秦汉以来桂西的“羁縻”制度及现代价值

桂西地区是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这里中原王朝实行有别于统治中心区域的行政制度,概括起来,从秦汉至唐宋,中原王朝在桂西实行"羁縻"制度,元、明、清诸朝,中原王朝在桂西则实行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以来新型的"羁縻"制度,研究"羁縻"制度,对于进一步认识土司制度,进而认识和坚持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古代治边之重北轻南倾向及其形成原因

重北轻南，即在边疆统治方面重视北方、相对忽视南方的倾向，是封建王朝治边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这一倾向基本形成．以后延续了上千年。受其影响，历代王朝统治边疆及边疆民族的原则，有不少是从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方法发展而来。因驻兵、屯田及经营的重点长期在北方，元以前中原王朝对南部边疆开发的力度较小。元与清重北轻南的倾向不甚明显，主要由于这两个王朝减轻了来自北部边疆的压力。重北轻南治边倾向的形成，与南北方少数民族有不同特点，南北方民族融合过程的差异，北方为历代军事争夺的重点，以及北方游牧民族易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等因素有关。     

大一统王朝之前的彩排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每个大一统王朝前,都有一个统一的但却短命的王朝,例如两汉之前有秦,唐之前有隋,明清之前有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历史现象呢？笔者认为这几个短命王朝的出现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它们是对全国性统一的试探,是从乱到治的一个过渡期、适应期,是后来大一统王朝的彩排。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论理学北移对元代诗文复兴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元代诗文处于一个低落阶段。从蒙古王朝灭金,到元一统,诗文发展不绝如缕,但较为繁荣的局面则出现在元中叶以后,这种复兴是以理学北移为先导的。     

明代西南地区土司参与中央王朝主导的军事战争及其价值述论

在明代西南地区，中央王朝委任当地民族首领担任可以世袭的“土司”，以笼络和驾驭少数民族上层，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土司必须履行中央王朝规定的治理地方、保卫疆土、缴纳贡赋、参与征战等义务。土司均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即土兵，受中央王朝管控，供中央王朝征调。明代中央王朝频繁征调西南地区土兵参与各种军事战争，如铲除故元残余势力、镇压各族民众反抗、平定土司叛乱等。这些军事战争既蕴含着正向价值，如社会进步、藩篱保护、维护统一等；又蕴含着负向价值，如社会破坏、财力糜费、弊端滋生。     

关于北元宣光、天元朝的都城

北元昭宗在撤离应昌后确实到了和林 ,并以和林为都城 ,作为复兴大元王朝的精神支柱和政治中心。但这并不妨碍为了解决物资供应的困难 ,大汗斡耳朵常年在外地巡游。脱古思帖木儿被杀 ,大元国号被废除 ,和林迅速沦为丘墟     

元代“约会”制度初探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广的王朝,在它统治区域内民族众多,社会发展不平衡,加上元王朝实行“尽收诸国,各依风俗”的治国策略,使当时出现了众多具有不同权利和义务的法律主体。为适应这种特殊的社会要求,元政府在讼诉制度中创制了解决不同权利主体间“互犯”的讼诉制度——约会。本文对这一制度的定义,产生的原因,适用范围,调整对象,在元代的变迁以及这一制度的历史作用进行了综合论述     

明朝治藏方略的内容及特点

元亡明兴,只不过是中国不同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而已,其根本性质并未发生改变。随着王朝的递嬗,明王朝也继承了西藏地方对中原王朝的政治蕃属关系。但与元朝治藏政策相比,明王朝对西藏的治理政策,在沿袭元朝旧制的同时,也作了一定的调整,主要内容有：一、建立军政机...     

今滇东北古代发展史上的三次高潮(上)

古代的今滇东北地区,经历了汉晋、元、清三次发展高潮。受中原王朝重视、有关交通线兴盛、外来移民大量进入、社会经济文化繁荣,是发展高潮到来的重要标志。这三次发展高潮的形成,与历史机遇、中原王朝经营边疆的思想与方略、云南地区的地缘政治等密切相关。而发展高潮之间出现低潮,同样有诸多方面的原因。     

从元初元末伯颜看元代的兴衰

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王朝后,1276年灭南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新的大统一。“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元史·地理志》说:“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它成为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但是这个王朝统治时间不长,1368年被明王朝推翻了,历时九十八年。元朝兴衰之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就元初伯颜和元末伯颜两人对元朝兴衰的影响作些论述。     

宋朝高丽交聘考

宋朝高丽交聘考孙建民顾宏义⒇公元１０—１３世纪，东亚大陆辽（或金）、宋、高丽大三角的形势格局，使得中原的宋王朝和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不断调整与发展外交关系。宋人江少虞即指出：“高丽自五代以来，朝贡不绝。朝廷每加爵命，必遣使以奖之。”①可以说，高丽朝贡宋...     

忧患意识与宋代史学

一人们常用“积贫积弱”来概括宋代国势。确实,宋王朝从建国到灭亡几乎从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境况。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先是契丹、西夏,后来又有金、元时常骚扰侵入,宋王朝与它们打仗败多胜少;而国内,阶级矛盾也很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据何竹淇《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记载,两宋农民起义总数达四百三十三次(实际仍不止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     

论桂西行政管理的历史变迁及其政治逻辑

桂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桂西行政变革大致经历以下阶段,从秦汉至唐宋,中原王朝在那里实行＂羁縻＂制度,元、明、清诸朝,中原王朝在桂西则实行土司制度,从明朝开始一直到民国,中央政府逐步对桂西实行＂改土归流＂,从而实现行政管理的一体化。桂西的羁縻、土司制是一种有别于郡县体制的制度设计,包含了柔性治理思想的制度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封建王朝的民族区域自治。     

农耕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大一统"是推动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主导思想。"大一统"思想萌芽自先秦时期的服事制统治理念和族群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其核心内容。"大一统"思想为秦、汉、隋、唐、明等农耕族群所建王朝继承与发展,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特点,但强调"大一统"的同时又强化"华夷中外之分",是这些王朝"大一统"思想共有的显著弊端。这或许是只有北魏、辽、金、元、清等非农耕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继承与发展才能持续推动中国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最终底定于清代的深层次原因。     

从《周公摄政》看元代社会对贤臣良将的呼唤

《周公摄政》是一部体现元代时代要求的历史剧,剧中的周公对周王朝忠心耿耿,政治才华出众而又仁政爱民。元奸臣当道,吏治腐败,周公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寄托了作者对贤臣良将的呼唤,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理想。     

论元好问易代出处对清初山西诗人的影响

金元一代文宗元好问,于易代之际为解救百万京民,曾主动参与为崔立撰功德碑事,上书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晚年谒见忽必烈奉其为儒教大宗师。没有依儒家传统道德规范和价值尺度,为金殉节或为遗民,客观上体现出由金入元士人的民族观、正统观和历史观。元好问夷夏观之重志向、民本之济世救民、道统之传承文脉的人格观念,促使其在易代之际作出了上述人生选择。有清三百年元好问作为地域乡贤,对地域文化的建构影响极大,体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清初山西诗人对夷夏之防的观念相较江南而言较为淡薄,多关注个人志向的实现。王朝鼎革多关注民生疾苦、体现出浓厚的“民本”之思和救世济民倾向。同时在更广阔的视野上看待王朝的更迭,关注道统的传承文化的延续。清初山西诗人在自觉不自觉地学习、仿效元好问的过程中,潜在地提升地域诗歌的价值与自身的影响力。     

论藏传佛教与元王室的关系

本文阐述了蒙古统治者为了征服周围各民族，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的保护政策，而外来宗教为赢得统治者的独崇，彼此间展开了激烈角逐。忽必烈即位后藏传佛教萨迦派在元王室获得了特殊的地位。佛教僧人与元王室成员之间的接触及佛教的广泛传入对元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全方住的影响。     

论张翥诗歌的史诗价值

张翥诗歌对元代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描述和暴露异常深刻,为元诗所少见,呈现出鲜明的史诗性特征。首先,真实地描画了元代广大人民在统治阶级的残酷赋敛、连年征战和严重自然灾害中的悲惨生活情景;其次,客观地反映了元代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斗争情况;第三,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丑恶本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翥诗歌对元代农民起义的生动描述和高度概括,在元人诗歌以至历代诗歌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典型意义,它深刻反映了元王朝一百年左右的统治时间里,这一极为突出的矛盾现实,堪称一部形象有力的元王朝衰亡史。因此,张翥诗歌在元诗中具有独特的史诗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