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志·明鬼·非命:墨子哲学研究

墨子哲学独具特色，主张天志、明鬼和非命。天志即上次才是；宇宙间吉凶祸福的真正主宰，实际上是借天之口呐咕自己之想而不敢言者；明鬼即人们的一切吉凶遭遇和命运都是鬼神赏罚操纵命运的结果；非命即人的命运非天注定，乃是人自身行为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墨子与孔子的思想从自然观到伦理观再到人生观都出了不同的理论特色和意蕴，两者之必然与偶然恰成一个互补之势。     

试论孟子的天人相分思想

孟子不仅有天人合一思想，也有深刻的天人相分思想，其性善论哲学正是以天人相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他的天人相分思想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说明：在主宰之天面前，人可以对天的意志产生影响，甚至可以违背天意；在命运之天面前，人可以发展自己的内在人格世界，修身俟命，采取天与人各行其是、互不相干的态度，这与郭店楚简中的思想极其相似；在自然之天面前，人可以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     

墨子"天志""明鬼"思想积极意义分析

《墨子》中的《天志》和《明鬼》篇,是墨学中颇有争议的篇章,学者多把这两篇章看做是墨学落后保守的代表,甚至是墨学由显学到绝学的学理原因。但如果从积极角度看,《天志》和《明鬼》篇也有很多积极因素：“天志”、“明鬼”思想是墨子“兼爱”、“非攻”学说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墨子论证“兼爱”、“非攻”学说的重要的外在力量,是推行其学说的工具;鬼神观是道德力量中一个重要的外在约束力量;“天志”、“明鬼”思想反映了墨子的一种功利主义态度,认为敬鬼神既是对先人的尊重,可以联络乡亲的情感;也反映了下层被压迫的人民的正义的要求,是“民志”的曲折表现,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力量。     

墨子“义”论的依据

“义”是墨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墨子思想体系中的“十论”都是围绕“义”展开的,而这一概念的提出,既有其理论依据——天志,又有其现实依据——人性。本文将对这一依据进行一些探讨。     

墨子"义"论的依据

“义“是墨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墨子思想体系中的“十论“都是围绕“义“展开的,而这一概念的提出,既有其理论依据一一天志,又有其现实依据--人性.本文将对这一依据进行一些探讨.     

墨子“鬼神”观新论

自墨学研究兴盛以来,学者大多认为墨子继承殷商尚鬼风气,以其"天志"、"明鬼"思想为宗教思想。但《墨子》文本关于鬼神的论述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其内在逻辑以及新近问世的简帛文献都可以证明墨子并不相信作为人格神的天和鬼神的实有,他提出"天志"、"明鬼"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法的体系。     

论孔子的天命观

在文化解释权下移的年代，孔子的天命观虽主要得力于周文化，但它对夏、商文化以及老子学说均有新吸取，从而显示出多层面的文化追求特征。孔子天命观的构成可分为“天”和“命”两个层面，其“天”主要有两个意象，一是指自然规律；一是讲“天”的意志性。与“天”对应，孔子讲“命”也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表示生命和寿命，与自然之“天”相对应，一是表示命运，其内涵与有意志的天联系在一起。进而言之，孔子的天命观虽受宗教神学的制约，但包含着非天命的文化因子。与天命观联系在一起的是，孔子给人的定位。在天与人的对应关系中，孔子认为人事比敬天更为重要，进而希望在“天”和“人”之间寻找出一种新型的天人关系，即这种天人关系既不否定天的意志性，又能肯定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由强调人事到倡导仁学，孔子以宗教神学为支撑点的天命观受到了一定的动摇。     

墨子的法律观新探

本文认为,墨子法律观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法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第二,法的本原———“天志”,即立法须以“天志”为其指导思想。第三,法的起源与实施———“尚同”,即法是为了“一同天下之义”而产生的,法的实施也必须层层上同,最后上同于“天”。作者认为,墨子的“尚同”观是一种“有条件的君主专制”。     

墨子“天志”“明鬼”思想的社会根源

"天志"、"明鬼"是墨子宗教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些思想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产物,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根源。当时社会宗教信仰淡漠,社会失治现象层出不穷,赏罚机制严重缺失,致使社会治理出现混乱局面。"天志"、"明鬼"思想就是墨子针对这些社会现象提出的整饬社会的方案之一。     

墨子的道器兼修思想

墨子认为,君子之道即天志,也就是相爱相利;而器的本质也是利于人。于是,道与器不仅不互相对立．反而互相通达。因此,君子不应该不器,而应当道器兼修。巧器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是行道义。     

论墨子的宗教神学与人的理性自觉

本文认为 ,作为一种宗教神学 ,墨子的“天”是理性和绝对价值的体现 ,为社会整合提供了一种价值依据。由于墨子“天志神学”的异端性 ,墨家学说没有上升为意识形态 ,但对汉代天人感应论宗教政治学的建立 ,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管锥编·列子张湛注》中的东西方“力命之辨”

“力命之辨”即人力和天命的关系问题,是横贯东西方数千年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历代先贤探讨的焦点。《管锥编·列子张湛注》中的“力命篇”给予我们一种新的视角。先秦时期的庄子以“时命”居之,列子承接墨子以“力命”对举,不过墨子倡导的是“非命”认为“命者非仁者之言”,列子则主张“知命”即了解天命。西方的马基雅维利提出要取悦甚至征服命运,尼采说要“爱命运”,与中国“力命观”可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结合钱钟书在本篇中的训诂理论对东西方的“力命之辨”问题进行探析,可以得出他本人的力命观——“心死神活”。     

贵义·尚贤·尚同·尚力·崇俭——墨子理想社会的构成要素

墨子在救治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想社会的重要构成要素。贵义是重视治国的基本道德规范,反映了民众对社会正当行为的渴望;尚贤主张用人制度以能力为本位,尚同侧重讲按照"天志"来统一全国思想与行动,二者是治政之根本;尚力重视分工合作,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节俭体现了生活用度的合理安排,这一原则在日常消费中表现为"节用"、"节葬"、"非乐"等。墨子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当前社会建设仍具有启发意义。     

司马迁的道德评价与墨子的“合志功而观”

墨子的“合志功而观”指的是对人们行为的好坏、善恶应将其动机与效果结合起来考察；司马迁继承了墨子的传统，创造性地运用了“合志功而观”的方法，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价时更重视“志”之高尚低下产生的效果，往往不单以其“功”之大小、事业成败如何为据；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古往三千多年的历史人物进行的道德评价，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天志鬼神皆人意——从墨子《天志》、《明鬼》看其鬼神论思想的实质

墨子在儒、道等先秦诸子淡化鬼神的春秋战国时代,大谈天志鬼神,是有其内在实质的。鬼神论思想其实是社会动荡转型时期实现墨子兼爱、非命理想的政治策略,这种思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迷信,其最终的落脚点是世俗民众。他的天意鬼神实质就是民众意愿。     

对孟子天人关系的探讨

由于孟子赋予“天”多个含义,每一个“天”的含义就对应着一种天人关系。他的天人关系思想可以从四个方面得到说明:在自然之天面前,人可以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在主宰之天面前,民心向背可以对天的意志产生影响;在命运之天面前,人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只要行仁义就是“正命;”在道德之天面前,达到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论墨子义利观的理论基础

墨子反对儒家的存义去利观点,主张义利并举。认为天下所有利益必须符合公义,即他所讲的"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儒家义利观是建立在极端的个人道德基础上,要求人必须以诉求高尚道德为准则,而墨子的义利观是建立在天志本体论、明鬼经验论和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上。2种不同的理论基础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义利观。     

董仲舒学说的多元化特征——墨学与“天人感应论”

董仲舒的学说以儒学为主体，杂糅诸子之学，使其学说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他的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理论来源即是墨子的“天人格化”学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董仲舒的治学特色。     

墨子尚同说的专制性特征解析——兼及尚同说对韩非君主专制思想的影响

春秋战国之际，墨子针对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危害，提出了“兼爱”“非攻”的主张，但是，墨子认识到仅仅靠“兼爱”“非攻”的道德说教是不能奏效的，没有一个得到普遍承认和服从的政治权威，不能建立一种新的稳定的政治秩序，要想实现社会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墨子提出了“尚同”说，即“一同天下之义”，以最高统治者的是非为根本标准，按照最高统治者的意思行事，“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对最高统治者即天子的权威要无条件地服从。墨子的“尚同说”具有明显的专制主义特征。“尚同”学说，从古代中国统一的意义上讲具有积极意义，反映了要求制止战争、以达统一的愿望，但是，其学说自身的矛盾性，使他的“尚同”思想抹上了比较浓重的专制主义色彩，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韩非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继承了墨子的尚同说，建构了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思想。     

形天神话源于仇池山考释－兼论“奇股国”、氏族地望及“武都”地名的由来

形天是开题氏的祖先；“开题”即“形题”，也即“雕题”或“形天”。形天神话的背景在今甘肃西和县仇池山、洛峪镇一带，“奇股国”乃“形天与帝争神”之地。“奇股国”、“武都”之义大体相当，其得名与形天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