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蕃感怀诗含蕴深广的特点与成因

赵蕃感怀诗含蕴深广的特点,首先是对“行百里者半九十”的艰难人生之路的深沉慨叹;其次是饱含对官场生活的厌恶,具体有愤慨于职业官僚专横凶残的嘴脸,痛恨官场言路不畅、谗巧害人,以及对官场凶险变幻的深深忧虑;再次是对个人穷愁潦倒境遇的悲慨。其成因既因为他作为理学之士对儒家道德伦理规范的坚持,也与当时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和日趋衰落的社会风气密切关联。     

论稼轩诗

他人之词，也许是“诗余”；稼轩之诗，却是“词余”。平心而论，无论数量或质量，稼轩之诗远逊于其词。与词比较，稼轩诗似乎少一点纵横的英雄气，多一份哲理与平和，分明打上宋诗重思辩重理趣的烙印。然而，与稼轩词一样，稼轩之诗，也是其理想追求与严峻现实之间矛盾冲突的产物。梁启超评陆游诗云：“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赖聊以诗呜。”(《读陆放翁集》)稼轩之诗，亦当作如是观。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稼轩诗的精髓与神韵。     

浅析即事感怀诗的诙谐

唐代崔道融的《溪居即事》用朴素自然的文笔塑造了一道和谐的乡村风景。"小童疑是有村客,急向柴门去却关。"用了诙谐调侃的手法,写出了孩童的天真与好奇。由"篱外谁家不系船,春风吹入钓鱼湾",可联想到在嬉戏的"小童"听到被吹入"钓鱼湾"的响动,以为是有客人来造访,于是急急忙忙跑去开柴门。一方面惟妙惟肖地捕捉到了孩童的趣味画面,另一方面也写出了诗人隐居溪边的悠然自得。在唐诗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类幽默     

论高启的咏梅诗

高启是元末明初的著名诗人,咏梅是他诗歌中的一个重要题材。高启继承了传统咏梅诗的写法,塑造出一个个孤高、隐逸的梅花形象。在此基础上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心态变化融入梅花形象,使之突破传统的束缚,赋予梅花崭新的情感内涵,具体表现为孤高中的激愤之情、乱离惊惧之感和故友挚交之情。他打破了两宋以来重复单调的咏梅模式,为咏梅诗的发展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论李煜悼亡诗的情感内涵

南唐后主李煜,虽以其词作最为人称道,但他亦有优秀的诗歌作品.在其各类诗作中,数量最多的是悼亡诗.通过对李煜悼亡诗的创作背景和诗作内容的分析,结合古代悼亡诗的特点,能够解读其悼亡诗中蕴含的夫妻情感、道德情感、宗教情感和政治情感等情感内涵.     

杜甫赠内诗的情感论析

杜甫诗歌中涉及对妻子杨氏描写的诗篇有36首,这些诗歌从多个角度见证了他们的伉俪情深.其中有6首诗歌可以视为是专咏妻子的作品,它们集中表达了离别之思、重逢之喜及杜甫对妻子的愧疚之情.在解析其赠内诗所包含的种种复杂情感的基础上,侧重从情感渊源的角度探究其赠内诗取得高超艺术成就的成因,其中突出强调了杨氏对杜甫及整个家庭的贡献,此是从情感双向互动的角度说明杜甫对杨氏钟情至极的缘由.     

国庆节感怀

五星红旗升起来,升起来了,升到万众瞩目的高度。虽然没有惊涛骇浪,但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在起伏,有一种雷霆万钧的力量在激荡。     

论姚合送别诗

姚合送别诗可分为送别诗和留别诗,情感上可归纳为豪放洒脱和依依不舍两种。姚诗中的意象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有晚唐诗意象的共性,又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从姚合送别诗中可以得知他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佛与道两种思想在他身上得到了和谐的统一。此外,从姚诗中也可以窥见《诗经》的痕迹。     

试论诗的感兴

通过感兴与兴、与悟、与直觉、与灵感的比较,阐明诗的感兴的本质是诗歌创作高潮时的一种精神状况.并进一步分析了感兴的基本特征、发生机制及其发生的规律性.     

话语的新诗观--对一种研究范式的探索

本文在全面反思近百年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诗研究状况的基础上，从考察新诗历史与现象出发，探索了一种以“话语”为理论基点的研究范式。本文将新诗本体和历史视为一种特殊的对话关系，认为新诗的生成和发展是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和碰撞的结果。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是语言和语境。语言为新诗的形态、样式等提供了质地基础，而语境则为这些要素的形成提供了开阔的“场域”。作为新诗语境的场域与场域之间的复杂运作。深刻地影响了新诗自身的内在构成和历史进程。对新诗语境的重视，将有助于消除以往研究中某些关于新诗的似是而非、不证自明的判断或成见，让研究者以求真的态度回到新诗的“起源”。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从别一种角度完成对新诗历史的“重述”，而是藉此彰显新诗发展和自我建构过程中的“基本问题”。     

古代诗歌情感教学侧谈

情感是诗歌的生命,诗歌从本质上来说是抒情的。古代诗歌中蕴涵着丰富的情感因素,是古人吟咏其情性自然而然的倾吐。教学中,应重视诗歌情感的深度剖析,发挥情感因素的积极作用,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从而陶冶性灵。     

李商隐诗歌情感特征浅论

李商隐是一位多情、锐敏、执着且极富才情的诗人。他多情的个性、坎坷的身世遭际,形成了他诗作中深痴、执着而又凄怨、悲愤的情感特征。     

仁者之爱,其大无疆——郑珍诗歌的情感内涵

郑珍之所以被誉为晚清一代大儒,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有着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这种情怀在其诗集《巢经巢诗》中得到集中的表现,其深挚凄婉的人伦亲情、至真至诚的朋友之谊以及忧时伤事的民生之悲是极为重要的方面。这是诗人对儒家仁爱精神的形象演绎。     

基于文化激进主义的新诗话语重构

长期以来,中国新诗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和创新,从传统古体诗歌的经典体式里成功突围,形成了中国新诗的新风格。新诗的产生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文化背景紧密相连,是政治和文化的激烈运动,促使中国文学的求新求变,完成了文学本身的蜕变。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思潮是文化激进主义,而文化激进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反传统,与传统彻底决裂,中国新诗在文化激进主义的影响下,不断探索中国新诗的出路,实现了中国新诗的话语重构。     

姚莹治台的游民政策述论

收养游民是姚莹任台湾道期间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它使台湾清朝中期以来积重难返的游民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稳定了台湾的政治秩序,并且对鸦片战争中抗英保台斗争的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李群玉诗歌的情感内涵

在晚唐诗歌璀璨的星空中,李群玉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其湘楚文化滋养下的文化个性和抒情模式体现了对以屈、宋和庄子为代表的湘楚文化及其诗性思维方式的认同,其诗歌作品是对以迁谪和隐逸为主题的湘楚文化的反复吟咏和诗性思维方式的运用和再创造。从情感的共时向度上看,其诗歌与晚唐普遍的末世情感也呈现出一致性。     

论姚合郡斋诗与武功体的突破

姚合诗风素来被称为"武功体",武功体作为姚合诗歌风格的标志,其并非处于一种凝固静化状态,必因姚合社会地位的转迁、人生情志的嬗变和文学内部需求而变化。从姚合人生和诗风嬗变的角度去思考其武功体的突破,主要体现在思想意境、内容类型和语言风格方面。姚合郡斋时期的吏治思想渐从仕隐冲突向仕隐融合转变,无为吏治也逐渐显现,其诗的主体精神呈现适意从容的心境,也成为武功体突破的第一个重要体现。郡斋诗的内容类型从单一的县居咏怀向送别酬寄、园林题咏等内容扩展;诗歌空间逐渐开阔,诗歌意象更趋多元,诗歌语言风格也具有刚健化的趋势,这些都构成了姚合武功体的内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