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忻城县莫氏土司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在广西忻城县城关镇,遗留着一群历史尘埃中的守卫—莫氏土司衙署,它是华夏境内唯一保存得最完整的土司建筑群,被美名曰"壮乡故宫"。从元朝末年到清朝32年前,莫氏土司世袭治理忻城470多年。在将近500年间,不论是编户上籍、征收服役,还是役田管理、教授官族,土司文化集纳百千制度之长,立体显现了土司文化的基本特质。土司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之一,在物欲洪流的浪涛中飘零浮沉。又因当地村民文物保护意识不高,文物保护宣传力度较低,政府对土司衙署建筑群保护进程较慢,土司文化的探讨与推进大幅受限。为此,全面传承莫氏土司文化,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十分迫切而必要。     

民国改土归流与南甸土司制度变迁述论

清朝的改土归流完全没有涉及到地处“江外”的南甸宣抚司。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国政府对南甸宣抚司采取了渐进的改土归流,最终也没能彻底章除土司制度。但是民国政府对南甸宣抚司采取的一些改土归流举措,动摇和削弱了这一制度,这是毋庸置疑的。新型管理机构或共同或单独行使了过去南甸宣抚司独揽的权力,国家统一行政建制也逐步取代了自成体系的土司制度。这也为建国初期民主改革彻底解决南甸宣抚司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民国时期滇西土司制度变化探究——以南甸土司为例

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直到中华民国建立,滇西土司制度仍保存完整。民国政府对这一制度采取了渐进的改土归流措施,但它最终没能彻底革除土司制度。不可否认的是,民国政府对滇西土司采取的一些改土归流举措,动摇、瓦解了这一制度。土司的许多权力被新型管理机构或共同或单独行使,土司制度也逐步向国家统一行政建制过渡。这为解放初期滇西改土归流的彻底完成准备了条件,也提供了历史借鉴。     

土司制度：国家权力在西南土司地区的延伸

明清统治者出于国家权力向土司地区延伸的需要,要求各地土司必须在国家确定的土司制度(包括承袭制度、职衔制度、贡赋制度、奖惩制度等)框架内接受地方长官的约束,履行驻防、守御的职责,随时以备征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治理土司的主要策略有五：第一是在制度设计上,彰显约束之策;第二是在承袭问题上,显示驾驭之权;第三是在执行过程中,实施监督之术;第四是在统治手段上,采取“恩威”之计;第五是在目标设定上,达成土流一体。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各地土司促进国家权力延伸的举措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控制辖区内的民众,这为国家权力在西南土司地区的延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卓尼土司制度及其文化价值考察

土司制度是明清政府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地方行政制度,土司就是中央政府实施土司制度时任用的各族上层人物进行"因俗而治"的官职。卓尼土司在甘、青乃至西北土司中最具典型性,它是甘肃几大藏族土司中沿袭时间最长、所辖地域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土司。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沿袭了数百年的卓尼土司制度不仅对其辖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而且在西北乃至全国都有较大的影响。这里试图通过对卓尼土司制度确立和发展过程的阐述,以期能发掘出其存在发展的更多深层因素,揭开它的丰富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     

大屯土司庄园

大屯土司庄园 大屯土司庄园位于毕节市大屯乡,是彝族土司后裔余达父的旧宅,始建于清朝道光元年,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庄园占地6000余平方米,其建筑样式、结构既具有我国唐代殿宇建筑的特点,又融进了古代日本的建筑风格。此庄园为余达父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仿日本奈良市招提寺建筑式样所建。庄园结构别致,布局严谨,庄园内各种精美的雕刻图案,更是难得的艺术珍品。此庄园既是早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典型例证,也是彝族建筑艺术的一个美丽珍品。     

清末民初土司的国体地位因革：从四川土司到云南土司

在梳理多民族国家国情基础上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因革脉络,土司问题是重要切入口。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版图与中国疆域具有非重合性,这是古代中国的常态。边疆土司主要存在于中国疆域的大西南地区。清代四川土司是拥有年班朝觐资格的政治体,与满、蒙、回、藏构成“五个族体联合”意义上的国体存在。清末民初,以边界定边疆、以土司守边疆的新形势,要求把云南土司纳入国家直接治理范围。经过清末改土归流、民初选派土司特派员出席省议会,云南土司的政治地位得以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接续了此前四川土司的国体地位。国家“大一统”机制经过这一近代调试得以延续,土司乃至蒙古特派员在中央与边疆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得以实现。     

论清代土司区变动的过程、特点及原因——以土家族区域为例证

文章以土家族区域为例证讨论了清代土司区变动的过程、特点及原因,认为清代土司区变动过程反映了清朝在"家,国"认识问题上的转化过程,国家权力与秩序调整的核心是土司区的自治必须绝对服从王朝国家的根本利益,王朝国家的政治需要和内忧外患决定了我国土司区的变动乃至是否消失.     

当代湘西土家族女性家庭地位的回归

从湖南省老司城村土家族的婚姻制度、婚恋观念、婚姻习俗等的当代变迁中可以透视湘西土家族女性的家庭地位在当代的回归.从史前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到清朝改土归流,再到新中国成立,历史进程步入当代,湘西土家族女性的家庭地位经历了一个由较高到低谷,再到较高的"回归"过程.土家族女性的家庭地位在当代大幅度提升,形成与男性基本平等的社会地位.当代湘西土家族女性家庭地位的"回归"是回归平等的两性关系,是回归城市化,回归现代社会.     

深化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几个问题

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特殊产物,也是中国边疆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迄今为止,学界对土司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而且有渐成热点之势.土司制度研究要进一步引向深入,不仅应注意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深化和拓展研究视野和研究内容,更不能忽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大背景,要建起历代边疆治理和边疆研究全局的大视野,防止将土司制度泛化的倾向,坚持实事求是,求真求实,处理好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两者之间的关系,让土司制度研究回归其研究本意,并推动土司制度知识在民众中的普及.     

简论莫氏土司在南丹州的统治

莫氏土司从宋朝开始对南丹州进行统治,到清光绪三十一年改土归流完成结束,经历了将近千年的时间。莫氏土司依据土司制度对南丹州进行统治,对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曾有过促进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土司制度逐渐没落,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最终被抛弃。     

从广西忻城土司官族诗文看中原文化对壮族土司文化的影响

广西忻城土司文化是桂中壮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忻城土司官族的诗文在用典和声韵以及形式等方面体现出逐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情况,而其中的《教士条规》16则更是体现了他们主动向中原文化靠拢的思想,由此看出中原文化对壮族文化的逐步影响过程。中原文化对土司文化的影响有主动接受和被动接受的原因,这是土司地位所决定的。     

民国时期甘肃土司制度变迁研究--以卓尼杨土司、拉卜楞寺土司群为例

土司制度是实行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时代发生巨变的民国时期，土司制度发生了巨大变迁。土司的许多权力已经被新型管理机构所行使，许多的单个土司都丧失了原来的权力、地位和威望，而成为新型政治体制中的官吏。可以说，民国时期甘肃土司的改土归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依附权力实体的土司群的存在。依靠权力实体的保护，苟延残喘，使甘肃的改土归流又大打折扣。总之，民国时期甘肃的改土归流成效较大，并为解放初期甘肃改土归流的彻底完成准备了条件。     

改土归流与土司的国家认同研究——以贵州草塘土司宋氏为例

明代万历时期,草塘土司主动请求"改土归流",这是草塘宋氏在土司治理下、与中央王朝的频繁互动中、土司内部竞争等影响下国家认同进一步强化的结果。万历二十八年,朝廷平定播州杨氏的叛乱,草塘地区得以实现"改土归流",逐步推进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与中原内地一体化进程,大量外籍移民的迁入,加快了一体化进程。因草塘宋氏有着良好的中原文化认同基础,改土归流后,在清代的科举教育推行下,宋氏由地方性酋长经科举入仕,进入国家官僚系统,成为王朝国家的臣民,并在治理地方上做出积极贡献,实现了自身的"华夏化",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多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多民族国家中国构建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也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内容,尽管以往学者们从历代王朝边疆治理或不同土司的个体层面已经有过很多研究,但笔者认为在宏观理论层面还是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从郡县制下的特殊统治方式、土司制度也是羁縻统治方式的一种、改土归流是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必然趋势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明代西南地区土司朝贡述论

明代西南地区土司朝贡既是中央王朝与西南地区交往的主要途径,也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向土司地区传播的重要媒介。明代西南地区各地土司对中央王朝朝贡不断,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土司朝贡制度。明代西南地区土司朝贡不仅加强了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明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有效管控,而且进一步促进了西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     

广西忻城土司建筑艺术与旅游开发

忻城土司衙署位置的斟择、结构布局与艺术装饰的巧设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传统传承心理与科学生存的完美融合。我们要善于研究现代人对古建筑艺术审美的心理走向,注重在土司衙署建筑艺术审美过程中、在土司历史生活场景形象复原中、在土司一条街的重构中、在土司建筑艺术产品转化中来激励旅游者参与旅游体验,从而实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开发目标。     

广西忻城土司建筑艺术与旅游开发

忻城土司衙署位置的斟择、结构布局与艺术装饰的巧设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传统传承心理与科学生存的完美融合。我们要善于研究现代人对古建筑艺术审美的心理走向,注重在土司衙署建筑艺术审美过程中、在土司历史生活场景形象复原中、在土司一条街的重构中、在土司建筑艺术产品转化中来激励旅游者参与旅游体验,从而实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开发目标。     

对18世纪清缅冲突的考察——以边境土司、纳贡及和约为视角

18世纪的清缅关系复杂多变。边境土司问题引起的摩擦使事态逐步升级,导致清朝与缅甸贡榜王朝之间持续了四年多的战争,成为清缅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双方签订老官屯和约之后停战,但缅甸一直未按和约条款向清朝"朝贡",致使和约无法生效,双方关系僵持了近20年,直至缅甸进入朝贡体系。缅甸进入清朝贡体系的过程相对东南亚其他国家显得格外曲折和复杂,冲突的原因集中体现在"边境土司""纳贡"和"和约"三个问题上的分歧。     

试论土司制度终结的标志

土司制度在元明清三朝曾普遍推行于我国大西南各民族地区,为多民族国家稳定,边疆安全,各民族和睦做出过积极贡献.但土司到底终结何时?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不同的学人曾经提出过多种见解,推动并深化了对这一课题的认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国家行政体制的整体性和民族文化的整体性,通过对土司制度实质的剖析,认定辛亥革命才是土司制度终结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