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滇西土司制度变化探究——以南甸土司为例

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直到中华民国建立,滇西土司制度仍保存完整。民国政府对这一制度采取了渐进的改土归流措施,但它最终没能彻底革除土司制度。不可否认的是,民国政府对滇西土司采取的一些改土归流举措,动摇、瓦解了这一制度。土司的许多权力被新型管理机构或共同或单独行使,土司制度也逐步向国家统一行政建制过渡。这为解放初期滇西改土归流的彻底完成准备了条件,也提供了历史借鉴。     

改土归流与土司的国家认同研究——以贵州草塘土司宋氏为例

明代万历时期,草塘土司主动请求"改土归流",这是草塘宋氏在土司治理下、与中央王朝的频繁互动中、土司内部竞争等影响下国家认同进一步强化的结果。万历二十八年,朝廷平定播州杨氏的叛乱,草塘地区得以实现"改土归流",逐步推进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与中原内地一体化进程,大量外籍移民的迁入,加快了一体化进程。因草塘宋氏有着良好的中原文化认同基础,改土归流后,在清代的科举教育推行下,宋氏由地方性酋长经科举入仕,进入国家官僚系统,成为王朝国家的臣民,并在治理地方上做出积极贡献,实现了自身的"华夏化",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清代湘西“改土归流”后的筑城活动与居民生活的变迁——从湘西地方志中几篇筑城记入手

清代湘西"改土归流"是学术界研究西南民族地区土司制度及历史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这里从现存清代湘西"改土归流"地区方志中的几篇筑城记入手,讨论清代湘西"改土归流"后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化传播圈的形成及其对于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筑城活动不仅能够起到防御作用,更重要的是起着区分及教化人群的作用,湘西"改土归流"后的筑城活动对于城内居民的身份、生活基础和民风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论六盘水市彝族历史上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历史上六盘水市彝族的土司制度,其具体形式有则溪制度、营长制度,均为封建领土制度.则溪制度,为元至清初水西安氏彝族土司统治形式,具有政权与族权合一的特点;营长制度,为明代土司制度在普安州具体形式,具有地域关系与血缘关系相结合,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的特点.明末清初,由于多民族统一封建集权国家巩固发展,已不容土司制度继续存在,相继施行改土归流,废除原来世袭土司和土官,改派中央政府任命之行政官员(流官).改土归流后,境内交通、教育、农业和手工业等均有新的发展.由于境内许多边远地区,流官的行政权力难以覆盖,改土归流不彻底,朝廷仍沿用当地"头人"、寨老"等作为流官助手,为其巩固统治.     

以圩市窥探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 对清代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清代广西的土司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土归流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历史趋势.圩市的形成和发展是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尺,笔者认为改土归流改变了广西圩市的主体的构成,使圩镇数量和开市率的增加,圩镇规模扩大,商业日益繁荣,圩市结构不断完善、类型增多.     

从“田舜年案”看康熙朝容美土司未改土归流的原因

康熙朝发生的“田舜年案”,导因于容美土司与地方官、容美土司内部之间的矛盾,围绕“田舜年案”的处理,引发了容美等土司改土归流问题争议。康熙帝鉴于漠西蒙古的威胁、湖广苗疆形势严峻、容美土司周边局势等原因,对“田舜年案”涉案土司及官员以革职、安插内地、降级、罚俸等处置,并未对容美土司实施改土归流。     

广西土司制度的历史渊源与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问题辨析

广西土司制度最终确立于元代。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广西土司制度产生的源头大体可以追溯到秦汉王朝的"羁縻之治"时代,唐宋羁縻州县制度是广西土司制度的前身,元明广西土司制度由唐宋羁縻州县制度发展与演变而来,两者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说,广西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是在明朝统一广西之初,具体表现为明初在统一广西的过程中实施对钦州七峒长官司的改流,由此揭开了王朝中央在广西民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的序幕。历史渊源与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问题由此成为土司制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以圩市窥探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 对清代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清代广西的土司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土归流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历史趋势。圩市的形成和发展是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尺,笔者认为改土归流改变了广西圩市的主体的构成,使圩镇数量和开市率的增加,圩镇规模扩大,商业日益繁荣,圩市结构不断完善、类型增多。     

改土归流与社区危机——主要以1505至1949年湘西土司区危机事件为例

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湘西改土归流前后各220年社会危机全过程分析后认为,造成非土司时期危机系数比土司时期的大、民国社会秩序比清代社会秩序混乱的根本原因,是民间组织频繁活动、选官制度受到严重挑战、边界地盘得不到尊重、现实政策背逆地方实际,而这些诱因与中央地方各级政权组织不采取改变基层社会组织结构、不以治本代替治标、消极转变治苗态度等息息相关。正是如此,家族村社一旦感到某些不适就燥动不安起来,从而导致危机事件无论从发生次数到动荡频率均历呈剧聚上升态势。而消弥危机事件主要途径,就是要设法弥补政策中的缺陷。     

明清时期土家族土司音乐制度考释

土家族土司音乐制度是封建王朝在土家族地区实施的一种民族文化政策,是土司对土民的一种文化管理措施。与前朝相比,明清时期的土司音乐制度较为完善,它包括了土家族土司巫术与占卜音乐、土司部族战争音乐、土司消灾禳解音乐,同时还包括土司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时的祭祀音乐,形成一套完整的宗教、民俗、军事仪式音乐制度。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对土家族土司音乐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土家族土司统治时期所反映土家族人生活的民俗音乐、仪式音乐与典型的土司祭祀音乐等,都突出体现了土司音乐受到政治的影响、宗教的渗透和经济发展的促进。     

纳楼与儒林:一个关于清代滇南改土归流的对比分析

清廷在滇南的改土归流,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变迁。清代,滇南元江、临安两府土司职衔品最高的是儒林土司与纳楼土司。通过这两家土司的受职、传袭、辖地的对比分析,可从实证研究角度对滇南改土归流及边疆治理情况做出新的判断。     

土司制度的演变和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下)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一种特殊制度。本文在探讨土司制度的形成、演变和消亡的同时,着重研究了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并强调了这次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应是开创了中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先河。同时,还阐述了改土归流的意义和影响,肯定了它对贵州社会的稳定、生产的进步、产业的调整、商贾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兴起等等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     

土司制度的演变和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上)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一种特殊制度。本文在探讨土司制度的形成、演变和消亡的同时,着重研究了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并强调了这次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应是开创了中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先河。同时,还阐述了改土归流的意义和影响,肯定了它对贵州社会的稳定、生产的进步、产业的调整、商贾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兴起等等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     

明代广西地区改土归流的多重性特征

明代在广西实施改土归流的显著特征：改流具体原因较为复杂、改流开始的时间较早且持续的时间较长、改流的地方相对较少且成效不大、改流的实施大都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改流进程中出现较大的反复性、改土过程存在明显的复杂性及归流结果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     

明王朝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

明初,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贵州,民族林立,土司割据一方,明王朝还不能控制土司割据的地盘。虽然土司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央统治,但是在明朝建立初期,贵州少数民族土司动乱不断,严重阻碍了明朝中央集权的推行。因此,中央政府在贵州镇压少数民族土司动乱的同时,对贵州民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以此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土流并治在近代云南边疆的全面确立

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通过和平“改土归流”、存土置流等方式,全面确立了土流并治的统治形式。其特点是在同一地域范围内,土司制度、政权与流官制度、政权同时并存,甚至明文规定了双方的职责、权力和利益分配。整个民国时期,土流并治遍及云南边疆,形成了一务引人注目的土流并治带。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有:①土司制度在近代云南边疆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②在近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土流关系由对立转向统一,外延式改土归流完成了向内涵式改土归流的转变。     

改土归流在贵州的实施情况与影响

改土归流是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政治制度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对西南地区,尤其是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影响,其不仅加强了中央政权对贵州的控制,使贵州成为我国版图上一个新的行省,极大地影响着贵州的发展;而且更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地区的进步,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     

论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的基本含义是：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合的基础上,引进、吸纳、同化国外法律,使之成为本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本国所用。实践证明只要移植的法律能适应接受国自身的发展需要,法律移植就会成功。法律移植是我国法律改革的手段之一,我们既要看到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又要注意到它的复杂性     

论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是比较法学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我国法学界在围绕如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讨论中所提出的一个热门话题。法律移植的实践表明,只要移植的法律能转化为接受国自身的发展需要,法律移植就会成功。法律移植也是我国法律改革的手段之一。     

论清代改流与中国西南疆域的整合

清雍正以来西南土司区域大规模的改流活动,对中国西南疆域的整合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改流,独立的土司辖区不复存在,被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行政版图内,行政区划与内地划一.随着行政区划的统一,中原王朝"夷夏大防"的文化隔离政策随之取消,转而在原土司区域大力推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汉文化.在此过程中,西南土著居民自愿不自愿地完成中原文化认同.行政区划的统一,中原文化认同的加强,西南土司区域自此被完全整合进中国国家疆域之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