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性别、制度环境与企业CSR决策

基于商业伦理和性别角色差异的理论视角,探讨了高管性别对企业CSR决策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并利用2010~2013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数据,运用多元回归、2SLS工具变量回归和广义矩回归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高管性别对企业CSR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企业CEO为女性或高管团队中女性比例增加时,企业CSR质量得到显著提升;（2）制度环境对高管性别与企业CSR质量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越落后,女性高管改善企业CSR质量的积极效应越明显。本研究拓展了对企业伦理决策与社会责任的理论认知,也丰富了女性高管决策领域的研究文献。     

女性董事参与会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吗？——性别平等观念与家族企业的情境作用

现有文献强调女性董事有助于促进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但尚未明晰这种关系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及其情境因素。本文从社会角色理论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理论出发,强调外部情境是影响女性董事对企业社会责任作用的关键因素。对中国民营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尽管整体上女性董事参与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但这一作用取决于其所处的制度和组织场域。当性别不平等程度较低时,女性董事参与表现出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而当性别不平等程度较高时,则表现出抑制作用。同时,该促进作用在家族企业情境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女性关键董事,女性非关键董事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更加明显。本文深化了女性参与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关系的讨论,表明社会性别偏见仍是限制当前中国“她力量”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对女性领导特质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社会信任有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吗？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方式,如何驱动企业可持续性的社会责任行为成为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信任作为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企业市场活动的“润滑剂”,对企业的市场行为与社会行为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传统的研究主要研究外部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忽视了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驱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产生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9-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了外部正式制度与企业内部高管激励制度在社会信任（非正式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进一步验证了基于工具竞争逻辑主导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信任与企业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验证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价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产权、披露环境以及行业追随等方面存在异质性;（2）外部正式制度（市场化环境）在社会信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呈现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协同倍增效应;（3）企业内高管股权激励制度在社会信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呈现出企业内激励制度与企业外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替代效应;（4）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信任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即Porter和Kramer（2006）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竞争工具效应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本研究在理论层面上基于“内外结合”的视角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因素的研究,拓展了社会信任作用与企业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在实践层面为政府以及企业重新审视社会信任的价值效应提供经验证据,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发挥社会责任的竞争工具效应提供经验启示。     

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高管团队任期及其异质性的调节作用

社会责任的履行和创新研发都需要企业长期大规模投入,而企业管理者在其中起到的决策作用不容忽视。本研究首先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分级动态模型,认为企业是否愿意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关键在于高管在实践中能否感知到其投入的边际回报。因此,高管在位时间长短是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键调节变量。本文以2014—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得出两个结论:(1)企业社会责任的投入与创新产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任期长的高管能够有效将企业社会责任转化为创新绩效,而高管团队任期的异质性则起到相反作用。     

董事会性别多元化、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学术界集中于研究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单一负向影响,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角色理论下女性董事比例的上升有助于延扩企业的利益相关方网络边界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表现的提升,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增强的情境下,基于利益相关方理论更进一步地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基于2006—2017年我国沪深股市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单一影响效应,并重点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在董事会性别多元化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上存在调节效应。结果表明: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的提升显著增强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且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效应更为强烈;董事会女性比例的提高对于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但进一步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抑制了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对企业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且在东部地区样本中效应更为明显。     

食品企业社会责任来源——激励、制度与承诺

基于战略、制度以及伦理的综合视角,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以292家食品企业的调查数据分析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动机和来源。结果表明:市场对食品企业履行员工责任和公共责任的激励作用不明显,而制度压力和高管承诺对该维度的社会责任行为有显著影响;食品企业承担消费者责任具有多重动力,但市场激励的效果低于制度压力和高管承诺的效果。因此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是基于满足制度要求和管理者主动承诺的表现,而非企业的战略打算。     

民营资本高管政治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来自中小企业板的数据

利用中小企业板2045家民营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数据,在建立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研究民营资本高管政治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政治关系与社会责任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代表委员类政治关系较政府官员类与社会责任绩效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中央级政治关系比地方级与社会责任绩效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最后提出民营资本高管团队政治关系有效促进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建议。     

CEO从军经历可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军民融合”是重要的国家战略，退役军人的就业创业是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以具有从军经历的CEO（军人CEO）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军人CEO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并从管理自主权角度考虑其边界条件。基于2009—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CEO从军经历可以促进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股权集中度削弱了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而CEO两职合一、组织冗余则加强了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研究结论有利于理解早期具有从军经历的高管如何影响公司战略决策，为高阶理论、印记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提供了新的见解，同时对于如何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管理意义，也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和军民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启示和政策建议。     

高管联结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在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关系”文化的背景下,本文探讨了高管联结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本文通过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高管联结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2）基于情感关系的角度,本研究发现内部高管联结比外部高管联结更有助于改善企业创新绩效;（3）基于空间关系的角度,本研究发现跨区域高管联结比同区域高管联结更有助于改善企业创新绩效;（4）基于情感关系和空间关系的角度,可以把高管联结分为四种类型,本研究发现“内部高管联结+跨区域高管联结”关系组合有利于改善创新绩效;（5）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高管联结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高管联结对创新绩效没有显著影响。本文从关系类型的角度,探讨了不同类型关系的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丰富和拓展了社会资本理论。     

创业导向对企业战略重心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研究基于期望价值理论,从创业导向视角探索企业战略重心的形成机理,并结合权力理论和高阶理论,从高管权力与高管团队异质性方面挖掘创业导向对企业战略重心影响的边际价值。研究通过理论推演提出假设及研究模型,以生物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源、多年数据集,采用多层回归模型分析及稳健性测试对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创业导向能够有效促使企业战略重心向价值创造偏移。(2)高管权力与高管团队年龄队异质性均对创业导向与企业战略重心之间的正向关系具有强化作用。(3)高管权力具有二次调节作用,当高管权力较大时,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对创业导向与企业战略重心关系的积极调节效应更加强烈。研究揭示了创业导向对企业战略重心形成影响的内在机理与动态过程,为创业导向在企业层面的应用和战略重心决策管理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高管认知、行业管制与企业创新持续性

创新持续性对于企业构建动态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但如何激励企业持续创新仍是学界迫切希望解答的关键问题。基于高阶理论和认知视角,创新性地将高管认知拓展为高管认知水平和高管认知独特性,并分别通过文本分析法和文本向量法进行捕捉,从理论和实证上研究了高管认知的不同特征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持续性。利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对技术创新的认知度越高,越可能提升企业创新持续性;高管对技术创新的认知视角越独特,企业创新持续性显著更强,且二者具有互为增强的效果。同时,考察典型的中国特色因素—行业管制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行业管制水平较高时,高管认知水平和高管认知独特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促进效果显著更弱。研究结论进一步拓展了高阶理论以及高管创新认知的特征维度,深化了不同特征的认知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研究内容,并对认识中国情境下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持续性问题有现实启示。     

高管社会资本、企业网络位置和创新能力——“声望”和“权力”的中介

基于资源依赖和社会资本理论,运用2008—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全网络,研究高管学术资本、企业网络位置和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高管学术资本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积极影响;(2)高管学术资本有利于企业获取网络"声望"和"权力";(3)企业网络"声望"和"权力"对创新能力具有积极影响,且在高管学术资本和创新能力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4)相对于低政府资本,在高政府资本情况下,高管学术资本对企业网络"声望"和"权力",以及企业创新能力关系有更显著的调节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

基于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本文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通过对212家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有助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建立密切而长期的关系,进而从这些利益相关者处获得技术创新所需要的信息和资源.企业从利益相关者关系中得到的社会资本,特别是政治关系和商业关系,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同时,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技术创新的正向关系受到竞争强度的负向调节影响,市场不确定性则会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这些发现为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从中促进技术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     

高管团队非正式网络与企业绿色创新：任务断裂带和ESG的调节作用

随着政府和社会公众对企业环境污染问题重视度和关注度的提高,如何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要面对的重要挑战。绿色创新是企业实现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平衡统一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以A股126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17—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了高管团队非正式网络联结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引入高管任务断裂带、企业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剖析了二者与高管团队非正式网络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高管团队非正式网络联结对企业绿色创新有积极促进作用,企业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任务断裂带正向调节高管团队非正式网络联结与绿色创新的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团队非正式网络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情境机制,将绿色创新领域的研究从单一属性异质性和团队正式制度角度拓展至多属性下的非正式网络,并引入社会评价指标,为解释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高管团队知识结构对高科技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本文立足中国社会经济背景,依据高阶理论和知识基础观,实证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情境下高科技企业高管团队知识结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知识结构能够为高科技企业创新绩效带来显著正向影响。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区分企业所有权性质,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民营高科技企业的高管团队知识结构对企业创新绩效正向影响越强;而且团队中如果有经济学背景的高管,这种正向影响作用会更强。     

高管外部变革认知、能力重构与企业破坏性创新

高层管理者是企业决策和资源配置的关键代理人,其外部变革认知对企业破坏性创新的影响已经引起实践者和理论研究学者的关注,但是其中的作用机理尚未探究清楚。基于战略变革的认知过程理论,构建“高管外部变革认知—能力重构—破坏性创新”分析框架,实证考察高管外部变革认知机会与认知威胁对企业破坏性创新的差异化作用机制,并引入关系嵌入性理论,探讨政治关联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基于563家制造型企业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1）高管从外部变革中感知的机会,对企业能力重构和破坏性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从外部变革中感知的威胁对企业能力重构和破坏性创新具有倒U型影响;（2）企业能力重构不仅正向影响企业破坏性创新,而且在高管外部变革认知机会与认知威胁影响企业破坏性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3）政治关联正向调节高管外部变革认知机会与企业能力重构之间的关系,政治关联水平的提升会强化高管外部变革认知威胁与企业能力重构之间的倒U型关系。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现状评价与未来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蓬勃发展,传统的企业理论受到了强烈的挑战,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人们对何谓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为何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如何影响财务绩效、如何推动企业社会实务的发展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试图厘清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现状、贡献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主要问题.     

社会信任、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现金持有——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根据2011—2013年中国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社会信任、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和高管政治关联都反向影响着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但与高管政治关联相比,社会信任能更大程度的降低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且社会信任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具有边际效应;相比高社会信任度地区,在低社会信任度地区高管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具有更大程度的负向影响。结合中国社会信任状况,考察同为正式制度替代机制的社会信任、政治关联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这将深化对正式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的认识。     

海归技术高管与企业创新

本文通过手工收集整理2008—2016年A股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创新专利数据,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实证考察了海归技术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机理。研究发现：海归技术高管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相较于渐进性创新,海归技术高管对企业突破性创新促进作用更强,这一效应在控制内生性和自选择问题后依然成立;通过产权性质分组分析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海归技术高管对国有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对机理渠道的探索表明,海归技术高管可以通过提供专业知识来提高管理层多元化水平,从而减轻管理层短视行为促进企业创新。研究在理论上拓展和深化了企业高管与创新的研究,在实践上凸显了海归技术高管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对于企业人才引进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多重效应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全面深入探索企业社会责任效应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以利益相关者为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多重效应.首先,阐释利益相关者理论,剖析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联系,论证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效应研究的意义.其次,区分股东、员工、消费者和社区四大主要利益相关者,并划分了企业社会责任四重效应,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多重效应理论框架.最后,提出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