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韩愈论文书信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中坚,他的贡献在于,不仅积极从事古文创作,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而且提出了明确有力的文论观点。这些观点主要见于他写给友人、弟子的书信中,其主要内容有:阐述文、道关系,传授为文之法,品评后辈之文,批判时文之弊。     

浅析韩愈论文书信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中坚,他的贡献在于,不仅积极从事古文创作,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而且提出了明确有力的文论观点。这些观点主要见于他写给友人、弟子的书信中,其主要内容有：阐述文、道关系,传授为文之法,品评后辈之文,批判时文之弊。     

唐代散文与新闻传播

唐“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创作推进至一个新阶段,唐代散文的新闻传播也较为发达。官方传播体现在以驿传唱主角的网络上,众官员利用外出的驿使捎带书信成为合法。在中国散文史上,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大家的书信体散文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     

韩愈与僧人

韩愈是辟佛的，但韩愈却和一些僧人有交往淤是就引起了一些人对韩愈辟佛的真实性的怀疑。辟佛是不是就不能和僧人有交往呢？这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第一，要看看为什么交往，第二，要看交往的内容是什么。或是出於朋友的情面，或是出於礼貌上的需要，或是出于一时的感情上的需要。韩愈所以会和僧人有交往，无一是由於信仰上的原因；至于交往的内容，韩愈不仅没有赞扬，而且还当着僧人的面大声斥责佛法入中国的危害。这样的交往和辟佛不是完全相一致的吗？怎么能只从形式上看问题呢？     

“答李翊书”和“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比较谈

修订后的高中语文第一册、第二册,分别增选了唐代韩愈、柳宗元的两封书信。这两封信虽然写作的年代很相近,而且在许多说法上有一致之处。但终因个性、政治见解、个人经历等方面的不同,而形成了一些差异。现分别就两文所涉及到的“师”、“道”、“文”、“气”诸方面进行一些比较:     

学会写信

书信是日常生活中人们互通情况、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表达感情的一种常用应用文,是一种普遍使用的交际工具。有人认为现在打个电话就能解决问题,用不着写信了。这种认识不符合实际情况,电话不能完全代替书信,该写信时还得写信。在我看来,一个人在小学阶段就得学会写信。国外小学的书信写作教学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在课堂上,老师讲过书信写作要领后,就让学生当场写一封信给亲友。待所有学生所写的信在内容、形式上都符合要求后,再让他们写好信封,把信封好并贴上邮票。然后,老师带领他们把信投入邮筒或到附近的邮局寄出。这样反复几次,小…     

“常规”作文教学需要灵动与变化

“写一篇应用文——书信,给母校提建议”,是小学六年级第三单元的习作内容。对于这种应用型的作文,教师的指导方法通常都是以书信的格式来开头,首先讲清楚书信的格式,再说书信的内容,本次作文的内容为学校提建议。提哪些方面的建议呢？     

浅论韩愈不平则鸣的文学观

韩愈的一生，在致力古文实践的同时，还有意识地在古文理论建设方面作出了贡献。虽然他没有理论专著，但是从他给朋友、弟子的书信及其它赠序等作品中可以看到韩愈的文学理论观点。这些观点关乎对创作方法和创作过程中诸因素关系作用的探讨和描述，是值得我们“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进学解》）的。本文所论及的“不平则鸣”观点就是其中之一。     

后世对韩愈与大颠交往的考辨

后世对韩愈与大颠交往的考辨主要围绕诸家针对韩愈《与大颠三书》之真伪,从主真、主伪两方不同立论而进行相互辩难,以及对韩愈辟佛而近佛的事实所展开的评判,由此反映出韩愈与大颠交往在后世的接受生态,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思想文化演变与韩愈接受的动态关系。这本身即构成韩学的重要内容。     

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本文描述了当前基础教育改革中一些论者对韩愈“师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句的批评 ,分析了韩愈在该句中所使用的“道”、“传道”以及由此构成的“师道”,认为人们的批评在逻辑上是错误的 ,没有准确地把握韩愈的原意。然后本文从内容上和形式上对韩愈“师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句的时代意义进行了分析 ,并结合实际对当前教师教育和教师专业化主张中明显忽视“师道”的问题表示了担忧。     

洛阳汉墓壁画中的汉代社会

洛阳汉墓壁画,题材丰富。西汉壁画的“羽化飞升”和“驱疫逐邪”,描绘当时社会丧葬活动,表达了羽化飞升的丧葬核心理念;天宫星辰天象图,继承中国传统的天体“二十八宿”的学说,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天体的认知水平;东汉“车马出行”、“宴饮乐舞”图真实描述当时社会官宦的仕途、庄园生活。是东汉时期庄园经济,门阀士族产生而形成的新的思潮在艺术领域的表现。     

从汉《郊祀歌》与汉画像看汉代人的诗性力量

从“诗可以兴”回归到“兴”在宗教祭祀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从“诗之兴”向“思之兴”延伸的路线。借助于“兴”这个概念,可以从原始的巫术祭祀文化中剥离出乐舞仪式时空中迷醉的状态,这是远古遗留而来的诗性力量。汉代,这种诗性力量又有其独特性。在汉乐府《郊祀歌》与汉画像互文性的阐释中,通过生死之境的构筑,汉代开拓出独特的诗性空间,它存在于汉乐府诗歌的兴发之中,也印证在汉画像的视觉叙述中。通过这种阐释,可以看到汉代鼓舞乐可以养兴,宴飨饮酒可以养兴,祥禽异兽也可以养兴,这种兴发的状态是为了突破汉代个体生命的有限,而向外去寻找仙境的虚幻,借助于生命总体的永恒性来突破现实的桎梏,彰显汉代人独特的诗性力量,同时也体现出了一种超神御魔的大汉浪漫。     

汉明帝与"永平之政"

汉明帝是东汉第二个皇帝，他在位时采取了诸多政治、经济方面的措施，妥善地解决困扰汉王朝的诸侯王问题，是汉代较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其统治作风和个人性格对汉代后期的皇权政治有较大的影响，其吏治对巩固封建中央集权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两汉之际的谶纬论略

从本质上说，谶纬是以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诠释手段、以经学与神学合一为根本理念的一种独特的学术现象，是今经学制约君权、指导政治的内容的自然延伸。在特定政治背景下，谶纬被一些人所利用，为争夺王权服务。东汉初年，统治为了巩固君权的需要，有意识地对谶纬加以改造，使其失去了对政治的干预作用，而成为解说封建伦常的某种工具。     

百代皆行汉政法

周制与秦制是中国制度史沿革的两大段落。大体言之,秦汉以降列朝实行秦制,故有“百代皆行秦政法”一说。然汉代在承袭秦制之际,又汲纳周制,复古更化,形成融会周秦、兼采儒法的汉制。汉制一面复用封建性的周制,一面又与其保持距离,向中央集权的秦制靠拢,郡国并行。两汉以降,中国的皇权政治受到天道、祖训、礼制、贵族、官僚制度、宗法绅权及民变等多重因素的制衡,在多数情况下没有演为绝对专制,这是汉制具有再生能力、难以解体的原因所在。然而,这些因素缺乏法制规范和新的社会构想,对皇权的制衡力是有限的。中古以至近古历代帝王的“标准像”是：一手高扬儒学经典,以“仁政”“王道”宣示天下;一手紧握法家利剑,威吓、惩治臣民。“霸王道杂之”诚为汉制帝王术之真谛。正是这种“周表秦里”“儒皮法骨”的汉制传承两千年。因而中古、近古制度史当用“百代皆行汉政法”概括之。     

汉代颂赞文化与汉赋

汉赋根植于汉代颂赞文化。汉帝国强大恢弘的气度培育了汉人囊括宇宙的胸怀气魄,造就了汉赋壮丽充沛的气势。汉大赋富丽博杂的内容其实是汉代颂赞文化的折射。汉赋彰显盛德鸿业的夸饰、反映天人相应的美饰以及标榜怀远柔近的名饰等多种表现特色,与统治者提倡制礼作乐、附会吉祥瑞兆、追慕越裳朝贡等的盛世文化心理是密不可分的。     

双栖写作下的文体渗透——以汉赋和汉代奏议文体关系考察

汉赋和汉代奏议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作者双栖、同时关涉政治和经学、文体互渗的现象,但汉人重奏议而轻赋,这说明汉赋独立的文学审美价值在汉代尚未得到充分的肯定。     

论汉都长安对汉赋兴盛的促进

汉赋作为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学形式,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汉都长安,作为汉代强大国力、昂扬奋进民族精神以及汉人宇宙意识和时空观念的载体,为汉赋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和精神发面的强大支持,对汉赋的兴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汉代器物赋初探

汉代器物赋是汉赋长河中的一个支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大量散佚。本文在统计汉代器物赋留存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器物赋的内容,进而探讨这些作品与汉代民俗、汉代人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最后分析了汉代器物赋的修辞手法及其在赋史上的价值和意义。